“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谢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盛极一时，尤其是淝水之战前后，谢家子弟多位列中枢，其权势可谓达到顶峰。但是，正所谓盛极必衰，在肥水之战后不久，谢氏家族的高位者，如谢安等人，纷纷离世，加之孙恩卢循之乱的打击，谢氏家族权势日衰。作为东晋典型的世家大族，谢氏家族的衰落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晋宋之交士族的失势。而这种衰弱是怎么发生的呢？
随着谢氏家族权势达到顶峰，谢家崇尚老庄玄学的家族文化同样登顶。但是，自从刘宋建立后，谢氏家族权势日衰，契内部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种变化，家族文化为之一变。这种变化从其家风、谢氏诗人诗风及家族成员从政观念变化中都得以展现。
谢氏家族在刘宋之际家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出现了崇玄尚儒、内儒外玄以及杂取百家之学的家风，这种家风的形成是谢氏家族对于士族衰弱的反应与妥协。
谢家家风在宋晋之际，依旧保持原有的尚玄“雅道”，《南史》便记载“谢氏自晋已降，雅道相传”。但是，在此基础之上，谢家逐步从单论玄学、崇雅道，向儒学上发展。谢氏门风向儒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对儒家所崇尚的“礼”的严格约束，尤其注重孝悌之道。
除此之外，谢氏家风的变化还体现在其杂糅百家之学，尤其是吸收了法家学说上。根据《宋书》记载，谢庄向宋武帝上的一道诏书中说明了“废法申恩”的坏处，并且以法家学说为基础，建议宋武帝不能因恩惠而废法度，否则国家将陷入混乱。这说明谢家家风为了适应时局，不仅吸收了儒家所长，还杂取各家之长，特别是法家学说。究其原因，儒家的“修齐治平”是大方面的政治观点，具体到政治问题上，法家为主的政治学说才能予以解决。
谢氏家族文化的另一特色是谢氏文人，特别是以谢灵运为首的谢氏诗人，诗风一改谢安等人恣意放荡的诗风，而是在诗文中充斥着愤懑与不满，以及自身政治追求无法实现的无奈。其中《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七里濑》、《登池上楼》都充斥着生不逢时的不平之情，而在《述祖德》中，谢灵运更是将其自身的不平与家族的担忧相结合，该诗的序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番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文中追忆了先祖谢玄的丰功伟绩，也表达了自己的怀才不遇。两相对比之下，谢灵运有愧对先祖、担忧家族之感跃然纸上。谢灵运的诗风深刻地体现出谢氏家族在刘宋士族衰弱的历史潮流中的无奈与悲愤。谢氏其他诗人的作品同样反映了这种变化。
由此可见，在士族逐渐衰弱的刘宋时期，谢家子弟为了维持家族不衰，通过吸收儒法之学以为家风，是门阀世家在世家大族衰弱的历史大潮流下做的妥协与反抗。
谢氏家族文化从家风、诗风到家族从政观念在刘宋时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刘宋政权的建立者刘裕出身寒微，一开始他只是谢玄所创立的北府兵中的低级军官。这样的出身决定了刘宋政权始终对世家门阀保有怀疑态度，其后继者宋武帝更是将这种态度发挥到了极致，通过猜忌和打压世家大族从而达到皇权独尊。
世家大族从中枢中退出后，为了满足国家政权机构的稳定运行和官僚体系的运作，与士族相对立的“寒人”便开始进入政治机构，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情况。钱穆先生在论及此段历史时，如是论述：“南朝诸帝，因惩于东晋王朝孤微，门第势盛，故内朝常任用寒人，而外藩则托诸宗室。”寒人集团由此崛起，逐渐成长为新的“势族”。
正是在士族不断衰弱而寒人逐渐崛起的历史背景之下，陈郡谢氏作为原来的高门大族，不免受到影响，出现了式微的状况。但是，谢家的衰落还有其他特殊原因。
刘裕作为北府兵低级军官出身，一跃而为刘宋开国皇帝，对于北府兵的建立者陈郡谢氏不得不加以防备。陈郡谢氏的前辈人才逐渐离世，但其家族在北府兵中的威望一直很高，即使遭受孙恩卢循之乱的打击，刘裕对谢氏是否在军队中依旧保有很大影响力，是否会重新夺取军权一直抱有怀疑态度，这直接促成了刘裕对谢氏的打压。
除此之外，陈郡谢氏家族在南朝中的影响力也使得刘宋统治者不得不对其进行打压。
刘宋时期，以明哲保身为名的谢弘微，家产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余人”，而至刘宋末年，谢氏家产仍有“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谢安)、司空(谢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巨额家产的存在无疑使得谢氏在刘宋诸世家中保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虽不再有身居高位者，但仍有七人在史书中成传，见于记载的有40余人，有官职者30余人，而且都是世代为官，官居清流。这样的政治地位，一方面说明了陈郡谢氏在刘宋政权中仍有巨大的话语权，还意味着陈郡谢氏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对于其他世家大族仍有余威，更毋论谢灵运等人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了。因此，陈郡谢氏在刘宋一朝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文化上，都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和影响力，这就促使刘宋政权当权者不得不打压其权势以巩固和提高皇权。
谢氏家族的失势是刘宋时期士族全面失势开端的显性表现，其衰弱是由刘宋士族失势的历史决定的，同样地，其失势也反映出刘宋时期世家大族的失势。刘宋猜忌士族，以“寒人”掌机要，使得原本可以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失去了从政渠道，原本放荡不羁，清谈玄学的家族文化已然不能支撑他们入世，因此，家风为之一变。谢氏家族文化的转变恰恰就是这种失势的反映，谢氏不得不杂取儒法以为家学，使谢家子弟能够达到从政的基本要求，这是士族失势的表现，也是士族为了挽救自身地位所做的挣扎和努力。
士族全面失势，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士族子弟生活奢侈无度，失去了从政、生产能力。世家大族动辄资产千万，根本无需子弟从事生产，由此造成了其生产、从政能力的全面衰退。以至于这些世家大族一旦遭到当权者的打压和猜忌，其家族权势便立刻急转直下，沦为新的“寒门”。
刘宋时期，陈郡谢氏渐衰，即使其家族文化为应对变局而发生了改变，也无法挽救历史大潮中逐渐衰弱的世家门阀。谢氏家族的衰弱是刘宋以降士族失势的典型例证，在刘宋当权者猜忌士族、启用寒人掌机要，以及士族子弟本身不争气，奢侈无度，丧失生产从政能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士族衰弱已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周仁富：《品谢灵运之悠然——从其山水诗谈南朝刘宋士风》，《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
谢莹莹：《晋宋之际门阀变革研究——以刘裕姻戚为对象》，《黑龙江史志》2019年第2期。
陈俊川：《南朝刘宋皇室乱局探析》，《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葛志伟：《魏晋南朝“势族”内涵变迁考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浩然文史·史海寻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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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23 06: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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