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诸葛亮的相知相识，作为中国古代君臣彼此成就的典范，至今仍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但作为一个成员来自五湖四海的军事集团，刘备个人对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的认可，并不能打消其部将、臣僚对诸葛亮后来居上的非议。诸葛亮真正成为刘备集团内部一言九鼎的“谋主”，其实仍需经历相当时间的磨合……
作为汉末乱世中所涌现出的武装力量，刘备集团自光和七年（184）以讨伐“黄巾起义”的名义正式组建以来，曾先后依附于何进、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等多方政治势力，更一度占据过平原、下邳等地。但受制于政治号召力弱等短板，刘备始终无法很好经营这些名城大郡，以至于被吕布、曹操等强敌轻易驱逐，长期处于“身无立锥之地”的窘迫状态。
最近一次丢失根据地的惨痛经历，发生在建安六年（201）冬天。当时刘备打着袁绍的旗号来到汝南，本想借助着汝南袁氏的名号在当地干出一番事业。孰料，在他抵达之前，曹操所任命的汝南太守满宠已将分散于汝南各地的袁氏亲旧一网打尽。刘备只能与当地的黄巾军残党——龚都、刘辟合流。
虽然凭借兵力优势，刘备一度击败了曹操派来的小股兵马，并阵斩敌将蔡扬（即《三国演义》中老将蔡阳的原型）。但随着曹操于仓亭再度击败袁绍，并亲自率部南下，刘备所纠集的数千兵马一鼓而溃。无奈之下，刘备只能选择南逃，依附于荆州牧刘表。
在刘表看来，想要抵御来自北方的侵扰，固守以江陵（今湖北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那么便应在南阳盆地构筑防线。然而，早在刘表入主荆州之前，南阳郡便为袁术所窃占。初平四年（193）春，袁术为曹操所击败后率部逃往扬州。刘表终于趁势收复南阳郡，但昔日董卓部将之一的张济又领兵前来。虽然在围绕穰城（今河南邓州）的攻防战中，张济不慎为流矢射死，但为避免兵连祸结，刘表还是主动招揽了张济的侄子张绣，并拿出重镇宛城（今河南南阳宛城区）以供张绣所部驻屯。
刘表的本意自然是希望张绣能够成为荆州北方的藩篱。张绣也的确一度击退曹操对荆州的窥测。但随着官渡之战的爆发，张绣为谋士贾诩的远见卓识所煽动，主动归降了曹操。就在刘表为荆州北部门户大开所忧虑之际，刘备的到来显然为其补上这一漏洞。
出于战略层面考量，刘表以超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穷途末路的刘备，并主动赠予兵马粮草，请其代为镇守地处南阳郡水陆交通枢纽的新野县。事实证明，刘备集团在得到充裕补给的情况下，总能爆发出的强大战斗力。建安七年（202），刘备挥师进入曹操控制下的南阳郡北部，于叶县、博望（今河南方城）一带击败曹操麾下的名将夏侯惇与于禁。
河南方城博望坡遗址。
虽然博望之战后兵力有限的刘备选择见好就收，但此战却也为其在荆州士族心目树立起能征惯战的人设。《三国志·先主传》中“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的情况，大致发生在刘备集团从叶县凯旋后。而大批投效而来的“荆州豪杰”又在一定程度弥补了长期以来制约刘备集团发展的短板。
刘备集团自草创以来，便不乏能征惯战的职业军官。除了并称“万人敌”的关羽、张飞，刘备更陆续网罗了赵云、陈到等豪勇之辈。但在整肃军纪方面，刘备集团却长期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以至于在博望之战中为赵云所俘虏的夏侯兰，竟也因“明于法律”而一度被刘备任命为了执掌军中刑罚的“军正”。
在地方治理方面，刘备集团的成绩更可谓惨不忍睹。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刘备集团缺乏能吏之外，很大程度还源于刘备此前虽名义上占据州郡，却从未真正获得当地世家大族的支持。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以麋竺为首的东海麋氏虽然“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却只是一个“祖世货殖”的豪商家族，并不能如陈珪、陈登父子那般真正左右一州军政大局、甚至“弄吕布如婴儿，可怜吕布全不知也”。
军中缺乏法度、难以融入地方，正是由于这两大短板的制约，令刘备集团在汉末的乱世中虽多次处于时代的风口之上，却始终无法做大做强。但幸运的是，驻屯于新野给了刘备集团一个全面蜕变的契机。而这一良性局面的出现，除了刘备集团在屡战屡败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之外，很大程度还得益于南阳郡的特殊性。
作为联系南北的交通要道，南阳郡在汉末乱世之中聚集了众多躲避战乱的中原士人。这些人或出身寒门，或离乡背井，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选择依附各路割据势力。而求贤若渴的刘备集团显然有着更低的加入门槛。如寄于南阳的徐庶便是寒门子弟，虽然其出身豫州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州）且颇有才干，却始终无缘加入名士众多的袁绍、曹操集团。而徐庶在建安六年（201）选择主动投靠刘备之后，却颇受器重。此外，刘备还主动拜会同样来自豫州颍川郡的名士司马徽，并通过这位“水镜先生”与其弟子、师友产生了交际。
如果说刘表的接纳，令刘备集团度过了兵败汝南后走投无路的危险期。那么诸如徐庶这般的“荆州豪杰”加入，则给了刘备集团在新野地区厉兵秣马、重整旗鼓的底气。可以说，对于年过四旬的刘备而言，屯驻新野的这段时光则是其在前半生蹉跎之后，真正能够重整旗鼓的休养期。
当刘备因自己长期不骑马驰骋导致“髀里肉生”而在刘表面前“慨然流涕”之际，或许连刘备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状态，恰恰说明他和他的团队暂时告别了东奔西逃、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而正是刘备集团在新野的蜕变，为诸葛亮的适时加入提供了平台。
徐庶在刘备帐下如何出谋划策，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建安十二年（207）徐庶对诸葛亮的举荐，最终促成刘备的“三顾茅庐”。那缘何徐庶要在加入刘备集团六年之后才突然想起自己的这位至交好友呢？要厘清这一问题，或许要从建安十二年的北方局势说起。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元直走马荐诸葛》，现代，戴敦邦，国画。
这一年春季，已然从袁绍诸子手中夺取冀、青、并三州及幽州大部的曹操，为肃清袁氏残余势力，也为彻底解决三郡乌桓入塞为害问题，决定亲自率军北伐。消息传到荆州，刘备第一时间找到刘表，希望其能发兵奇袭许昌，但刘表对此却态度冷淡。
虽然后世《汉晋春秋》的作者借刘表之口向刘备表达“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的遗憾。但在站在刘表角度看，自建安八年（203）以来，逐渐巩固了对扬州的统治后，江东孙氏第三代领袖孙权便不断西进，建安十二年更深入江夏郡腹地，劫掠走大量的人口。在侧翼遭受极大牵制的情况下，刘表显然没有能力北上奇袭许昌。因此《三国志·先主传》描写此事时，用的是“表不能用”，着力突出了“非不愿、而不能”的无奈，可谓微言大义。
但无论如何，荆州方面终究是错过了曹操平定北方过程中最后一个战略机遇期。可以想见，没有后顾之忧的曹操很快便将大举南侵。而此时更为严重的内部危机也悄然浮出水面。随着刘表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围绕着由谁来继承荆州牧一职的问题，荆州各大世家豪族在刘表的长子刘琦与幼子刘琮之间各自站队，展开了一番明争暗斗。
如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即便是寻常的荆州百姓亦难免有危如累卵之感，更何况是有着极大切身利益的诸葛亮了。一方面，诸葛亮自侨居荆州以来，便“躬耕于南阳”，而曹操大军一旦南下，诸葛亮的“第二故乡”必然首当其冲。其次，因为得益于叔父诸葛玄早年的人脉和遗荫，诸葛家族与荆州本土的蔡、蒯、黄、庞四大家族皆有姻亲关系。而在蔡、蒯两大家族明确支持刘表幼子刘琮的情况下，诸葛亮却与刘表长子刘琦私交不错。从这个角度看，在即将发生的“曹操南下”和“刘表病逝”两大历史性事件中，诸葛亮似乎都注定“没有好果子吃”。
可能正是基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诸葛亮才通过自己的恩师司马徽及好友徐庶，向刘备举荐了自己。而在与刘备的多次接触后，诸葛亮更通过“隆中对”一举折服了对方。从而为自己的家族在即将到来的战乱中寻求到可靠的军事庇护。
有趣的是，诸葛亮在正式加入刘备集团后，很快便因为与刘备过于亲密，而引发关羽、张飞的不满。但刘备却用一句轻飘飘的“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压制了集团内部所有的反对意见。刘备这句“如鱼得水”到底作何解释呢？或许要从曹魏方面的史料《魏略》中寻找答案。
按《魏略》中的说法，诸葛亮是在忧虑“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的情况下，主动北上投效刘备的。但刘备却一度因为诸葛亮太过年轻而对其不冷不热。直至诸葛亮抛出“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的“灵魂拷问”，才让刘备对眼前这个青年刮目相看。而诸葛亮随即给出解决方案：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指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
诸葛亮的这个方案不仅解决刘备集团兵微将寡的现实困难，更在迅速充实新野及其周边人口的同时，将这些游民的利益与刘备集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毕竟，曹操一旦南下，会不会如之前攻打徐州和官渡战役时那般屠城、杀降尚未可知，但肯定不会承认这些游民的土地所有权。
虽然，正史中的诸葛亮没有“初出茅庐”便“火烧博望”的战绩，但其长期以来对南阳郡乃至整个荆州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熟稔以及由此提出的改革建立，令刘备集团迅速在新野及其周边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动员能力，形成《魏略》中“备从其计，故众遂强”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刘备对诸葛亮到来后自己“如鱼得水”的描述似乎并不算是夸大其词。
有趣的是，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没有记载诸葛亮建议刘备收罗流民，反倒是详细描述了其为刘表的长子刘琦出谋划策的过程。在蔡氏和蒯氏的支持下，刘琮逐渐在继承人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被逼入墙角的刘琦只得被迫向诸葛亮寻求帮助。
《彩绘三国演义·荆州城公子三求计》，近现代，金协中，国画。
《三国志》也记载了诸葛亮为刘表的长子刘琦出谋划策的过程，体现其谋略之才。但诸葛亮却一再推诿，直至刘琦将其诓骗到后花园的高楼之上，并命人撤去楼梯。诸葛亮才在这般“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的绝对安全环境下，给了刘琦一个“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的暗示。
诸葛亮口中的“申生”和“重耳”指的乃是春秋时代晋献公之子，由于宠爱幼子奚齐，晋献公逼死了长子申生，并想要加害次子重耳。好在重耳驻守在蒲地，得到消息后迅速在亲近贵族的保护下出逃。虽然此后重耳经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涯，但最终还是得以重返晋国，并以“晋文公”的身份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霸业。
客观地说，诸葛亮给刘琦出的这个主意，本身谈不上有多新奇。毕竟，自春秋至东汉不受君主宠信的王子或重臣都会选择外放以自保。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诸葛亮向刘琦提出这一建议后不久，建安十三年（208）春，孙权率军攻破江夏郡，在斩杀自己的杀父仇人黄祖之余，再一次掠走当地军民数万人。
因此，在刘琦提出希望亲自带兵镇守江夏的意愿后，刘表欣然应允，并将一支近万人的精锐部队交由其指挥。如此一来，刘备与刘琦便事实上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湖北当阳长坂坡古遗址。相传此地便是当年曹军奔袭刘备等人的长坂坡古战场，明代万历年间在此曾立有石碑，其他建筑为现代修建。
送走自己的长子后，刘表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而此时的曹操已经完成远征乌桓后的部队休整，于建安十三年（208）七月开启对荆州的南征。消息传来，陷入惊虑之中的刘表随即一病不起。尽管《英雄记》和《汉晋春秋》都宣称刘表在生命最后时刻一度希望将荆州的军政大权交付于刘备，但裴松之却认为：
“表夫妻素爱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
事实证明，无论刘表的心意如何，在其死后，蔡氏、蒯氏等世家大族还是迅速把刘琮推到台前。但要面对整军南下的曹操，刘琮及支持者们都没有长治久安的自信，于是乎，向曹操纳降，再借曹操之手剿灭刘琦、刘备这两股反对势力的想法，很快便成为刘琮集团的共识。
按照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衍所著《汉魏春秋》的说法，刘琮在决定降曹之后特意派人去通知刘备。盛怒之下，刘备一改往昔敦厚君子的做派，怒斥刘琮“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之余，险些亲自拔刀砍了来人。然而，刘备很快便冷静下来，念叨着“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的同时，将刘琮的特使赶了回去。
显然，刘备此时已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寄居荆州的客将，根本没有立场去指责刘琮的“崽卖爷田”。从法理和道义的层面上，他只能如被房东所驱赶的租客那般“提桶跑路”。可被誉为“枭雄”刘备显然并不打算向命运低头。
虽然在《汉魏春秋》的描述中，刘备以“刘荆州临亡讬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为由，驳回有人提出的“劫持刘琮南下江陵”的建议。但其随后便率领新野全部的兵马和百姓南下，直抵刘琮所在的襄阳城下，并在城外招呼刘琮出来相见。
按理说，刘备无论是以长辈的身份前来吊唁、还是以客将身份路过辞别，刘琮都理应出城与之相会。但《三国志·先主传》却称刘琮“惧不能起”。那刘琮为什么要惧怕刘备这样的宽厚长者呢？或许是因为他曾听说过，建安四年（199）刘备也是以“路过”为由，在下邳城下袭杀了曹操所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
眼见刘琮久久未至，刘备只能选择继续南下。此处《三国志·先主传》特意强调“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这一描述表面上看从侧面印证刘备在荆州颇得人心，但联系到此前刘备召唤刘琮的举动来看，无论那些刘琮左右近臣和荆州士人选择跟随刘备南下是出于何种动机，但可以想见，一旦刘琮与刘备意见相左，他们大概率都会站在刘备一边。
刘备缘何能够策反刘琮身边的近臣？靠他自己恐怕是很难做到的。毕竟，按照《三国志·先主传》的说法，自刘备屯驻新野以来，刘表便对其多有猜忌，暗中提防。那么，能够迅速为刘备完成这般布局的恐怕便只有在荆州各大本土望族之中都颇有人脉的诸葛亮了。
或许正是握有这张底牌，《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在“过襄阳”时诸葛亮对刘备的建议已经不是劫持刘琮，而是直接“攻琮，荆州可有”。然而，正史中的刘备对诸葛亮从来都不是言听计从的，他直接以一句“吾不忍也”便将诸葛亮顶了回去。
刘备显然并不是对攻打刘琮“于心不忍”，而是老于兵事的他很清楚，曹操大军已至宛城的情况下，即便自己能够顺利地攻下襄阳，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组织起足以抵御曹操大军的城防，还不如迅速南下，迅速接收刘表留下的政治遗产。
为最大限度招揽人心，刘备离开襄阳之后，第一时间便拜祭了刘表的墓地。这样的举措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效，很快不愿意降附于曹操的荆州北部豪族便带着各自的部曲武装投奔而来。日后在蜀汉政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魏延、霍峻等将领也加入刘备集团。但也正是此时，有人向刘备提议：应该抛下辎重，迅速前往江陵。
《三国志·先主传》并未点明这个建议“宜速行保江陵”，并提醒刘备“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的人便是诸葛亮。但以他的战略眼光显然不可能看不到这一战略隐患。但偏偏此时的诸葛亮是最不适合出面劝谏刘备的人。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隐忍不言，除自己的提议此前刚刚在襄阳城下被刘备否决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当时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备战略决策非但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稳妥。毕竟，通过沿途的不断吸纳，此时刘备集团已经膨胀成一支“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辆）”的庞大势力。如此规模的部队显然是不可能迅速突进的，能够“日行十余里”已然算不错了。
但此时的刘备其实并不担心曹操的追击，毕竟曹操的部队同样是“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辆）”的规模，即便曹操的兵马训练有素，行军速度可以达到每天三十里甚至五十里。可刘备集团此时已然抵达距离江陵不过百余里的当阳县，曹操所部主力却还在三百里之外的襄阳，单纯从距离上来看，刘备完全可以说一句：“优势在我。”
当然，刘备也并非全无后手，他第一时间委派关羽带领所部精锐，搭乘沿途收罗而来的数百艘战舰，向江陵方向疾行。或许，在刘备的设想中，在己方从容抵达江陵之后，完全可以依托刘表所修筑的坚城和囤积的军械，对远道而来、师老兵疲的曹操展开一场华丽的逆袭。无论胜负如何，“这样的富裕仗”刘备可谓“一辈子都没有打过”。然而，事实证明，刘备永远低估了曹操想要消灭他这个宿敌的决心。
在得知刘备南逃的消息后，曹操第一时间丢弃辎重，带领一支轻装部队直驱襄阳。在简单接受了刘琮的出降后，曹操随即又选拔五千精锐铁骑，高速南下，以一日一夜疾驰三百里的高强度行军，于当阳西南的长坂坡追上了刘备主力。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张翼德大闹长坂坡》，现代，戴敦邦，国画。
客观地说，此时的曹操虽然追上了刘备，但其麾下再精锐的“虎豹骑”“幽州胡骑”此时都早已精疲力竭。但官渡之战中的“夜袭乌巢”、远征乌桓时的“白狼山之战”都证明，作为汉末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之一，曹操不仅擅长指挥长途奔袭，更能在高速机动中综合研判错综复杂的各类情报，迅速找准敌方后勤枢纽、指挥系统等核心要害，实现一击制敌的目的。
在“长坂坡之战”中曹操同样有如神助，第一时间便直驱刘备的中军，导致刘备在慌乱下丢弃自己的妻子儿女，仅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仓皇而走。尽管在撤退的过程中，张飞率领二十骑断后，留下一段“据水断桥”的佳话，赵云也在乱军之中救回刘备的长子阿斗及其夫人甘氏，但刘备在这场突袭中的损失却是无法估量的。
随着刘备指挥系统的崩溃，此前收罗来的十万大军瞬间崩溃。其实，当曹操率五千精骑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长坂坡时，本来还要犹豫摇摆之间的荆州各方势力便第一时间看清形势，纷纷选择倒戈而降，以至于《三国志·先主传》无奈感叹：“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甚至连此前对刘备忠心耿耿的徐庶，也怀着忐忑的心情，以母亲为曹军擒获为由，挥别刘备、转投曹操。至此，诸葛亮成为刘备麾下的首席谋士，其在《出师表》中所谓“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说的也便是此刻。
《长坂坡上的赵子龙》，现代，薛继业，长 100 厘米，宽 66 厘米，油画。
其实，对于诸葛亮而言，在当阳兵败后他并非没有选择，除了像徐庶一样北上投靠曹操之外，他还可以顺江而下，投奔已在江东站稳脚跟的大哥诸葛瑾。但此时诸葛亮并没有背弃刘备，这其中除中国古代士大夫所感念的“知遇之恩”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诸葛亮对局势的看法，并不像徐庶那般的悲观。
当阳兵败后，刘备第一时间逃奔汉津，在那里与关羽率领的船队会合。按照诸葛亮后来面对孙权时的说法，此时的刘备集团仍有“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似乎仍有一战之力。但此时的刘备集团已经没有继续南下江陵的资本，毕竟，即便江陵守军直接开城纳降，刘备此时也没有力量抵抗曹操集团的围攻。
权衡再三后，刘备决定全军登船，沿着汉水南下，前往此时仍为刘琦所控制的江夏郡暂避。有趣的是，船队前行不远便遇到打算以奔丧之名向弟弟刘琮发难的刘琦所部。虽然此时刘琦所部同样不下万余人马，但刘备深知此时的江夏郡已是己方最后的根据地了，因此第一时间劝动刘琦放弃北上，与其合兵退守夏口（今湖北武汉汉阳区）。
虽然此前刚刚遭遇孙权集团的洗劫，但作为昔日刘表集团经营多年的东部要塞，夏口此时依旧足以庇护刘备和刘琦两支军队。但面对着孙权和曹操两股势力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步步进逼，刘备集团此时依旧 “深陷重围”，必须尽快找出一条生路。
尽管从《三国志》的描写看，诸葛亮是竭力主张刘备与孙权结盟的。但从《江表传》相关记载来看，诸葛亮从未将自己和刘备集团的未来轻易地交给别人的手中。面对从江东赶来、目睹刘备集团兵败当阳之后窘境的鲁肃，刘备依旧坦然地表示：“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苍梧地处岭南，隶属于交州。吴巨与刘备是否有那么深厚的渊源，世人不得而知。但刘备想要从长江流域一路南行至珠江流域的真正用意，显然不是一句“有旧”所能概括的。作为孙权集团的顶级智囊，鲁肃当然知道，刘备所谓的“南投吴巨”，指的是要渡过长江，占据湘江流域的长沙、零陵、桂阳、武陵的“荆南四郡”。
凭借刘表长子刘琦这面政治旗帜和刘备帐下那些百战老兵的战斗力，夺取“荆南四郡”并不困难。随着曹操的势力范围深入荆州北部，其与江东孙氏势必会在长江中下游大打出手。而刘备集团却能够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在荆南秣马厉兵，最终以“卞庄刺虎”之势，从两败俱伤的曹操和孙权手中夺回荆州北部的控制权。
以投奔吴巨为名，夺取荆南四郡，或许便是诸葛亮为刘备在“东合孙权”不利情况下设定的备选方案。
从诸葛亮凭借“隆中对”正式为刘备所信用，到作为全权外交特使前往江东主持联盟事宜，诸葛亮不仅经历了刘备集团兵败当阳的至暗时刻，更度过一段最为关键的“磨合期”。
自幼丧父的经历，令诸葛亮养成沉稳内敛的性格，因此在自己建议被驳回后，他不会如田丰、沮授等人那般据理力争，也不会如许攸、陈宫那般心怀怨望，而是会冷静地看待自己与主公之间的分歧及其背后成因。
诸葛亮很快便发现刘备在内政、外交上往往可以从谏如流，但在军事事务上却往往有自己的坚持，这一点不仅是刘备个人半生戎马后的自得，更是其在乱世之中保证集团向心力的手段。针对上述情况，诸葛亮很快便改弦易辙，尽量不在军事问题上发表意见。集中精力于内政和外交领域，并由此逐渐成为刘备集团的“大管家”。
本文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8月下，原标题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初出茅庐：诸葛亮与刘备集团的磨合》，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2-22 03: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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