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村落多有族谱，有宗祠，年俗传统便有所依托。聚集全村村民的乡宴、接祖宗像、拜百神仪式等这类活动即便一年只举办一次，也能周期性地在年轻人的情感中留下印记。从小就受祭祀传统与乡村大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的训练，成年后即便远离乡村，对家乡的感情也要更浓烈一些。这是乡村浓烈生命力的基础。我们在徽州找到的家宴主角名叫张建平，祁门人，是位摄影师。他记录年俗、保护文化遗产，他的“家宴”不仅是小家庭，还有“家园”的意味。
文｜驳静
摄影｜张雷
2010年之前，张建平一直开一辆挺破的桑塔纳，不到两万块买的二手车，连安全气囊都没有。后来朋友给他一辆起亚大排量SUV，说这车爬坡好。就是那几年，张建平一年到头都在路上，更加频繁地去徽州三区四县的村子里头转。如果说20多年前，他还只是一个拍徽州风光建筑的业余摄影师，那么在今天的徽州，很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张建平那样，对徽州古村落和其间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与民俗做过如此大体量田野调查与记录的人。
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点（张雷 摄）
2002年，张建平应约为休宁拍了一本摄影集，那次之后他觉得应当建立一个完整且容易检索的体系，于是就按地理做划分，县—镇—乡，最小单位是村。村子集下面还有细分，分别是村庄风貌、民俗和人物访谈类等。20年下来，已经有60万张图片。徽州有4000多个村落，张建平说他这辈子肯定干不完。但这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让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什么，需要去拍什么。2014年接手主编《徽商大典》，别人做了10年没做出来，他花了10个月就编选完成，这个效率可以说就是拜20年积累的体系所赐。
我们在徽州16天，直到第12天，才见到张建平。他刚去了一趟北京，参加“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他另一项工作重心是文物保护，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情跟他家乡祁门有关。2010年，他到祁门县茶业改良场采风，震惊地发现当年这个中国最大的红茶厂正在被拆卖，茶山也已交给房地产商，面临被推平开发的命运。他去北京等地，找了20多个有名气的学者，请他们签名，最后保住了这片遗迹。而现在，国家文物局正在为“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祁门县这片小山头正是组成部分。
我们最初找张建平，是希望这位本土摄影师能带我们走近徽州年节传统，为我们展示徽州家宴的特色。没想到他视野里的内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人类学属性。从徽菜这个切口，他带我们近距离观看宗族与祭祀、年俗与饮食。徽州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宗族，而宗族的概念，最具体的落脚点逃不开祠堂与戏台，这些乡村的公共空间为年俗与祭祀提供发生场景，也为乡村里的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生活体验。
磻村古戏台（受访对象供图）
此后几天，我们也见到了他的夫人郭四珍、儿子张骏西。骏西的外公郭长富在世时非常善于烹饪，到年底了，他操持过的春节家宴与菜式又出现在骏西一家的日常话题当中。郭四珍会说，“我爸爸做的蛋饺是无人能敌的”，张建平会说，“我岳父做红烧猪蹄那是一绝，没人能做到像他那样，入口都要粘嘴的”。而骏西，从小由外公外婆带大，他说他现在完全吃不了其他任何人做的糖醋排骨，酸甜比例和汤汁黏稠程度，成为一个他记忆中不可更改的口味。
老人通过一餐餐饭将孩子们拉到餐桌上，拉回家里。老人走了，子女孙辈还在对他做过的菜念念不忘，对他们来说，光是谈论那些菜肴也是很美好的共同记忆。张建平一家与上一代人的情感联结，也是中国社会很有代表性的缩影。
郭四珍在丈夫张建平的老家祁门县芦荔村（张雷 摄）
或许可以从张骏西的视角开始。
空气冷冽，深呼吸一口，有大粪味率先传来，随后又有洒了水的新鲜青菜味钻入鼻孔。闭上眼睛，假如再闻到这种混合的田野味道，张骏西可以瞬间回到阊江上的仁济桥。20年前，还是个小学生，每天清早六点半，张骏西就是这样穿桥过河地去上学的。
仁济桥下的河岸边就是农民的地，那股粗野清脆的田野气息就源自此处。下了桥再走100米，就是外公外婆家的老房子。进门即大厅，大厅非常大，左边立有竹竿子，晾衣服用的，临近春节那时候，会挂满腊肠、风肉、鹅颈，它们一齐在阳光里发酵。晾衣架下还有些木头木脑的东西，那是外公做木工活的工具。这一面能晒到太阳。阴面恰好摆放花草，也是外公精心侍弄的东西。
大厅往里，一条黑黑的走廊总得走上很久才能到达厨房。厨房也极大，总是热烘烘的。有面墙全是各种炉子，煤气灶、煤炉、炭炉。外公烧不同的菜，用不同的炉。包子饺子酒酿……只要家庭厨房能做的，外公全会。除此之外角落里还有几只大缸，走近一闻咸咸臭臭的，也是发酵味。从仁济桥走到外公的厨房，一路上鼻子应接不暇。气味跟家具一样，成为房子和回忆的一部分。
一直到初中被送去寄宿学校之前，骏西都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除了他妈妈，外公还有四个儿子，其中三舅一家三口和当时未结婚的小舅，与他们同住。老房子常住人口因此有六七人，一日两餐，皆由外公料理。
通常，早上5点外公就起床了，冬天稍晚一点，但都是先喝茶、晨跑，然后过仁济桥去河对岸，那里有个菜市场。买完菜，要不就在桥上聊聊天，然后就要开始准备午饭了。下午打牌到3点钟，须得停了，要开始准备晚餐。外公的一天几乎围绕午晚两餐展开。
红烧菜居多。红烧猪蹄、鸡、小肠，这三样常见。外公去世后，入口简直要粘住嘴巴的猪蹄是再也没吃到过。后来三舅也退了休，发展出烹饪的爱好，他喜欢在抖音上看、学，然后在家尝试。但像红烧猪蹄这一味，骏西严肃地说，那是一点外公的真传都未得到，或许也没兴致学。因为外公的技法是质朴的，少用复杂调料，只用盐、酱油这些最基本的。骏西于是从小就从外公身上学知，食材买得不够好，才不得不用辣等重口味调制。猪肉不能将就，稍微差一点的就有那种骚味和臭味，外公的做法是掩盖不掉这些糟糕气味的。因此骏西小时候即便想吃红烧猪蹄，也不是随便可得。
假如厨房传出更怪的味道，那大概率说明外公又在试新菜了。所有这些气味里，有徽州人饮食习惯、智慧以及外公的实验精神。
也是外公培训有方，骏西从小就是吃客，味道不对的东西只夹一筷子。小时候他也很好奇外公哪来的好奇心，一旦在外面馆子里吃到好的，就一定要自己试试看。骏西印象最深的是松鼠鳜鱼，这个苏州大厨才能做好的菜当然没那么容易，外公成功之前一连失败了五次。再比如，为了把牛肉做嫩，除了试过嫩肉粉，还听说过一个偏方是猕猴桃汁，都不行，但也得亲自试过才肯罢手。
《乔家的儿女》剧照
外公还热衷于卤牛肉，卤猪耳朵、猪舌以及猪头肉，当然因为他自己中午晚上都喜欢喝一杯，晚上要比中午喝得多一些。但骏西和他表妹有一天集体决定，猪头肉是个有点恶心的东西。这样菜从此永远消失在外公的餐桌上。
表妹是骏西三舅的女儿，只比骏西小一岁，兄妹俩确实曾经占据两位退休老人的大部分注意力。尤其是吃这方面，他们要求一碗水绝对端平。家里做红烧鸡，还在煤炉上，会把鸡翅膀下面的小鸡腿（翅中）先给兄妹俩一人一个解馋。等到正式开饭，大鸡腿各分一只。有一回不知怎么回事，老人家忘了前面这道工序，只在饭桌上给一人分了一只鸡腿。二人都气鼓鼓，互相不乐意，都认定另两条腿叫对方独吞了——是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兄妹俩都认定，一只鸡有四条腿。老人家只好特地将二人带去菜场，让他们看活鸡。这不，一只鸡，两条腿。骏西与妹妹一合计，得出结论，鸡活着的时候或许只有两只腿，但死了之后一定有四只。
有时邻居送碱水做的果子来，送了三个或五个并且大小都不一样，无法均分，兄妹俩需要亲眼看着外公外婆亲自将它们全部吃掉。宁可自己一口不吃，对方也绝不能占到便宜。
整条老街，数他们老郭家的厨房最出色。一到春节，左邻右舍会捧着饭碗来他们家里。那桌上有什么吃的可不得分给大家吗？这种时候骏西就知道，今晚的蛋饺，他大概只能分得一个了。
蛋饺是徽州人春节特别爱的一个东西。比如胡适一品锅这道层层叠叠的大菜，放在最上层的一定就是金黄可爱的蛋饺。春节前，光是做蛋饺，郭长富就要忙活两天，做出两三百个来，几个孩子每家都得分一批，郭四珍说，她家总是最多的，因为她这个唯一的女儿最爱蛋饺。除此之外，还要腌肉、灌腊肠、炸藕圆、包鹅颈……正月里不动刀，春节前通常就是郭长富最忙碌的时节。
张建平与郭四珍二人，经常一起上菜市场。有三两个固定摊位常去，都是从骏西外公手里“继承”过来的。那家菜摊子的菜总是最新鲜的，但也卖得最快。有时他们去晚了，老板会偷偷告诉她，这些菜不是他的，是隔壁菜摊看他卖完了摆到他这里。买肉也一样，今天去没有，明天去还没有，老板就拎把刀到菜市场帮他们去转了。几年过去，说起老人留下来的“饮食遗产”，甚至“埋怨”跟父亲常住的三嫂没得到厨艺真传，郭四珍的语气里还有种幸福感。
有时意外获得难得的好食材，张建平夫妇也会张罗一次小型家宴。最近一次正经下厨宴请宾客，是有一回歙县问政山的朋友送来两箱笋。问政山土质特殊，生长的笋极嫩，曾经是贡笋，而且山区并不大，因此非常难得。恰好那天也在菜场买到土猪的猪蹄子，有几个北京的朋友到徽州，于是就招待了他们一次。“每次做家宴都得准备四五天，因为好的食材总是很难得的，要问有没有土猪，有没有鄱阳湖上来的鱼，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运气”。
宏村（受访者供图）
去村里拍东西也会有些奇遇。有一回碰到一位挑着两篓白萝卜的老农，萝卜个头挺小，但透着灵气，一下就吸引了张建平，讨一个来吃，是真甜。他就问老农，这萝卜怎么回事，种在哪儿的。老农就说种山坡上的。农民有时候胆子是真大，夏天的时候，在那种长满茅草小树的山坡上砍一砍，点把火一烧，烧出一条火道。烧完了也懒得再开地，直接在灰上撒一把萝卜籽，到11月份，就能挖萝卜了。那土没有松过，萝卜长不大，却是正经八百的高山土，多少年都没人种过，这样的地里长出来的蔬菜能不好吃吗？张建平吃完一个，就要把整篓萝卜全买了，打算分寄给朋友——老农且慢走，既然这萝卜是喂猪的，那这头猪的猪肉当然也是顶好的，一问，遗憾，猪肉早已经就被人订完了。
因为要拍年俗，岳父家的春节家宴，张建平很少能参加。他大概不知道，儿子印象最深的一次家宴，正是他在场的那一次。“那一年难得人聚得最齐，连张老师都在。”张骏西说。那时他从小住的老房子已经拆了，后搬的单元楼不再有足够的地方招待一大家人。那次聚餐是在外面饭店吃的。过去20年，张建平就是到处拍，拍老宅宗祠古戏台，拍年俗、年节仪式、祭祀庆典，可能被时代遗弃的东西，总之都先记录下来，濒临消失的就想办法去游说各方做保护。
磻村百神图（受访者供图）
整个90年代，张建平每年出去拍三四趟，到了清明，他就整理一批照片出来，摆到祁门老街上做影展，题目叫作“走近古徽州”。进入新世纪后，张建平发现问题来了，早些年拍过的那些特别漂亮的老宅，事隔几年再去，发现早没了。农民的想法很简单，拆旧房盖新屋，新屋住得舒服。
有一回在（江西）婺源拍东西，他在一个老太太家里看到一块门板，漂亮，雕工好得不得了。张建平就跟她讲，这么好的东西，别卖。结果半年后，在祁门火车站大门口，他看到这块门板被扔在地上，问是不是从婺源收来的。文物贩子见他问也挺吃惊，惊讶他居然知道货源，于是跟他坦言收这门板子花了2200块，他若想要加600块就行。张建平哪里拿得出这笔钱，心痛告别，此后再没见过它们。
还有歙县，原歙州是古徽州首府所在地，老房子消失的速度也让张建平心惊肉跳。2000年到2006年，他频繁地前往，那几年村子里还全是老房子，中间稍微空了两年再去，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2004年在歙县雄村，他碰到一座叫“江南棋院”的老宅。宅子主人曹印川之父，是上世纪20年代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张建平到雄村的时候，这座宅院正要拆了卖给文物贩子。老曹觉得拆了太可惜，但不拆，这房子其实早就没法住人，孙子和孙媳妇儿需要在原地盖新屋。歙县曹氏是大家族，也是徽商重要代表，张建平给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打电话通报此事。在大家的努力下，市博物馆最后以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如今公众仍然可以在黄山市博物馆看到“江南棋院”。这是张建平第一次成功地保住一栋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他说，“然后我就陷入了”。
之后度过了比较痛苦的10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复杂多变，尤其这些文物又主要在乡村，“好东西不断被拆掉，地方保护又跟不上，我们只能做调研，心力很交瘁，有时候晚上开车回家，我老婆在楼上，我就不上楼了，坐车里坐一宿，生自己的气”。那几年张建平经常住院。
骏西大学在天津读，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一直到张建平生病住院那一年，儿子才回到徽州。照顾自己康复后，儿子就开始做他的助手。这个助手不好干，不仅有图片，还有大量口述资料，从海量信息中整理出脉络来，非常考验耐心。因为这层工作关系，二人现在仍以“张老师”互称，最多，骏西是“小张老师”。后来二人出版了《徽州：捡拾历史的碎片》《流动的故乡》等书，都是以徽州建筑为主角的摄影集。
而夫人郭四珍，从2004年开始陪张建平出门，副驾驶上从此有了人。自那以后张建平得以少操很多心。有时早上5点出门，4点半夫人就先起了，弄好茶、鸡蛋上路。开车的时候找机会往他手里递。张建平带我们上路的两天半，我霸占副驾驶，跟我聊天当中突然插一句话，坐在后排的郭四珍立刻知道这句话是对她讲的。开到红绿灯口，不用说，保温杯就递了过来。曾经有几年，他们的后备厢还备有菜籽油，因为张建平对吃又还有点讲究，有条件的时候，就往厨房递进一瓶菜籽油说师傅拜托别用色拉油。那辆起亚到今年12年，让他开了40万公里。
不过张建平津津乐道的一个春节是2004年。
那年除夕下午3点，在休宁县，路口有个男的，拎一大篮菜，在等车。张建平那时还开着他的破桑塔纳，心想今天路上哪会有什么车，就问他去哪儿。回答说叶村。张建平说行，“坐我车”。上了车，男人开始滔滔不绝，说他们村的祠堂每年除夕夜，都要接祖宗，贴对联，清扫地，沏茶水，按辈分来，年年不断。买这篮菜，因为今年轮到他家。
张建平心想，这叫我给撞上了。车行20公里，还有两公里得步行。到了叶村，又听说，除夕夜，众人要去族长家里接祖宗像，背到祠堂，敲锣打鼓，用火把开祠堂门，将祖宗像迎进去。这当然要拍。打听好时间是凌晨3点，他返回祁门，凌晨1点，再出发去叶村。结果一到祠堂，人家说今年时辰改了，1点30分就开掉了。第二年，还是除夕夜，张建平心想这回学乖一点，赶到村里时才凌晨1点10分，结果看祠堂的老哥告诉他，来晚了几分钟，一点零几分开掉了。张建平说他当时就发了一通火，根本想不到第三年，人家还是没按事先告诉他的时间开门。第四年，索性不走了，带了干粮，除夕当晚在村里等。
叶村几十户人家全姓叶，因为地处偏僻，人口又少，全村围绕族长，很是团结。“文革”期间也偷偷地搞，除夕祭祖仪式因此没有失传。2007年除夕的这个晚上，张建平看到了比预想中更精彩的场景。村民各拎一篮鸡蛋，都到了祠堂门口，等吆喝声起，鞭炮声落，众人都拿鸡蛋去砸那祠堂顶上的白虎头。随后一根火把从祠堂大门内伸出来——拍到第四年，总算拍到了这个场景。
某种程度上来说，宗族是徽州文化的核心。徽州村庄多有族谱，许多叶村这样的村子，一整个村子可以追溯到同一个祖先，而先祖血脉起源在族谱里都有清晰的脉络。老宅、祠堂或宗庙通常是整个村子最精彩的建筑。张建平经常由拍摄这些建筑进入乡村，继而看到村民世代沿袭下来的民俗和饮食风格。
其中磻村值得一提。它属于休宁县（也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翻过两座山就是江西严台。从俯拍图看，文闪河呈倒几字形，由北向南，180度大转弯后复又南上，将磻村包裹其中。三面环水，远处左近又有青山环绕，磻村偏远，但确实非常秀丽。张建平第一次来磻村，是听说该村有古戏台，那时路还不通，进村需要从隔壁坑口村，沿河步行一公里进入，拍摄器材多的时候还得挑担子。
来的次数多了，就发现磻村人多吃粉蒸菜，它与江西只有一山之隔。说起江西婺源的饮食，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皆可粉蒸，像粉蒸肉，徽州乃至江浙地区都爱吃，却不知婺源人可以粉蒸许多种蔬菜。我们此行到徽州，未能穷尽六县，本来暗自高兴，张建平恰好是祁门人，跟他去祁门已经补上一块拼图，没想到到了磻村却发现不少江西的端倪——六县拼图的最后一块也有了。
磻村陈氏祠堂，同时也是戏台，或许因为磻村祖先对祠堂的理解是活泼的：老祖宗活着的时候喜欢看戏，死了也要给他看。所以祠堂就建在戏台正对面，中间是方方正正的大天井，过去天井两侧还有剧院里才会见到的二楼侧台，为看戏提供绝佳位置。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红白喜事也会办在宗祠。此外还有“接菩萨”活动，说是菩萨，其实是一幅流传下来的“百神图”。我数了一下，有各路神仙约50位，甚至还包括了孙悟空。磻村所敬神仙自成一派，但并不影响他们的虔诚。大年初二，必有一请，一斗米、一枚蛋、一活鱼、一刀肉，就是家家户户的供品。每户人家的东西都摆出来，摆起的长桌宴是相当壮观的。
菩萨到过祠堂，方能唱戏，像是为期三天三夜戏文的序曲。
磻村与隔壁坑口村世代交好，多有联姻。为我们找到祠堂钥匙保管者的女士正是从坑口嫁到磻村的。她说村里一年一度，还有个“拨路节”。两村之间的村道，过去就靠村民自行修缮，拔草治河，修桥补路，为的都是两村村民往来交流。传到今天，大家还会去路边拔拔草，这个节日也成为远在异乡的磻村人回家的理由。当然，这其中的重要环节，要数粉蒸肉。通常这类活动少不了猪的身影。“拨路节”会现场杀猪，并将五花肉分给众人，大家会围在一起，用竹签穿起裹了米粉的五花肉，在柴火灶上蒸出香味，大人小孩都分到一串，对现代人来说，吃到穿在签子上的粉蒸肉才算是礼成了。
到磻村这天，天气晴好，在村里转上一圈，还发现不少零碎吃食。南瓜干就与寻常南瓜干大异其趣，它要先晒干磨成粉，加水制成糊，然后在糊中拌入碎辣椒，最后再晒。步骤繁多，似乎就是为了让它吃起来甜甜辣辣，并且让辣占上风。
村里还流行晒“松”。徽州地区的冬日晒松，与晾晒腊肠、咸肉等是一起进行的。玉米糊摊成极薄的薄饼，然后像晾衣服那样挂竹竿子上。这些晒过的松还要在沸油里炸过，才能有蓬松的咸香味道。
我们在休宁县磻村看到村民在晒苞米松——玉米粉煮成糊后制成薄片，在竹匾上晒干。上桌前还需要滚油热炸，是徽州地区挺流行的零食小吃（张雷 摄）
晒谷场上，一位奶奶正坐在长凳上，就着竹匾干活儿。匾里是晒硬了的苞米松，奶奶正为它们剪去边角。有只花猫陪着晒太阳，还有只鸭子在踱步。张建平问老人家从哪个村里嫁过来的，她回说：“我就是磻村的，我家是我老公上门的。”
张建平说：“那你是大小姐。”
奶奶讲话甜甜的：“那我爸爸是很宠我的。”
我们在徽州这些天，碰到不少年轻人的婚姻也遵循这种“上门”传统。这也是他们宗族观念的一个细微体现。
我们与张建平同行的终点是祁门县安凌镇的芦荔村，他的老家。芦荔村共分四个村民组，上张、下张、芦荔桥、凤凰岭，追溯起来，是明朝永乐年间军户建立的村落。明太祖朱元璋稳固政权后设立军卫，曾夸口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由此，当朝士兵的命运由出征转为耕种，特别是太平年代，军官册封禄田，多半也由兵士耕种。这些士兵后代也经历过迁徙，按照本村族谱，上张村这一支就是由江西南昌板桥迁到此处的。几百年过去，军户后代与原住民“民户”的差异，还能明显感受到，最明显的就是方言。除此之外，“军家”过年是要吃军锅的。
过去行军打仗，士兵随身携带铁锅，扎营时就地生火烧饭，鸡鸭鱼肉就地取材，但随身会携带干菜，以干菜等打底，再往上面摞肉，碰到猪吃猪，有鸡则宰鸡，没有定式。发展到现代，当然是愈发丰盛。2016年，张建平的弟弟张建龙在上张村当村民组长，他说组里一直有笔钱，是过去十几年村里舞龙队去表演存下来的，村里也有老人提议，能不能把老传统发扬一下，全村一起过个大年。他跟哥哥商量请他到时候回来给拍拍照。
张建平的弟弟张建龙正从厨房端出军锅（张雷 摄）
除夕那天，就在村委门口的空地上，上张村共摆起32张圆桌，一桌一口军锅，非常热闹。张建平后来还给全村这200多人拍了张大合影，乡宴里热闹与喜气洋洋的感觉现在谈起来都没有消散。
到芦荔村那天中午，张建龙为我们整治一顿军锅宴。锅是铁锅，就是平常烧菜用的那一口，灶上烧好直接端到桌上。只见锅内挤挤攘攘，很是夺目，光是看看就有一种过年的殷实感。里头码好了好多层食材，最上面是红烧肉。过去是一斤肉切四块，现在当然有些不同，为了烧与吃方便些，改刀变小，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大家坐定开席，各自夹起一块肉“碰一下”，“碰肉”，开吃，好比举杯一饮而尽，很是豪爽。
过去军锅里的红烧肉是一斤肉只切四块，开饭前，大家会“碰肉”（张雷 摄）
张建平是1961年生人，血脂高，要不是夫人盯着，吃起肉来也搂不住。夫人当然在，不敢多吃，可一到老家的饭桌上，童年记忆就冒出来了。他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因为手艺好，在公社食堂烧饭。每次烧肉，他就趴在灶台上，等妈妈塞两块肉给他。有对姓杨的夫妇，是队里文书，家里又没有小孩，就比一般人家能多吃上几顿肉。每回他们在队里食堂烧肉，张建平都会顺着香味过去，夫妇俩也就心软分他一两块，不过这个小孩好像没有满足的时候。有一回夫妻俩又烧了肉，拿着回自己家去，张建平跟在他们后头，内心只有一个期盼。不过这回得到了超出期盼的东西，夫妻俩把肉推到他面前，是个葵花碗，老大一碗装满的，说有两斤肉，要么一块都别吃，要么一整碗全吃下去。嘴馋小孩一口答应，硬是吃光两斤肉，最后两块是硬塞下去的。回家就吐了。
老太太也在桌上，听儿子讲这个事补充了一句，言简意赅：吐完打了一顿。
祁门军锅是直接将铁锅、菜、灶台端到桌上，锅内层层叠叠，极为丰盛（张雷 摄）
许多地方都有所谓的“千层锅”或“三鲜”，都用繁多的食材堆叠出丰盛与富裕。祁门军锅可能是我见过最壮观的，层层叠叠地铺排起来。红烧肉当仁不让是男主角，炒米圆子和粉丝可以称得上是“男二号”，炒米圆子是要沿着锅边摆满一圈的，红薯粉见缝插针分布在附近，煎豆腐、鸡块，不一而足，不过最底层通常都是干豆角、笋干这样的山珍，越往下往往越入味。
有了军锅，桌上其他的菜确实只可称作“配菜”，煎小鱼干、花生米、咸鸭蛋等，都是下酒小菜。军锅因为食材众多，又要顾及小孩，一般是不辣的。但祁门人还是天生喜好辣与咸，所以一桌宴席，军锅之外必配辣椒酱，从其他配菜也能看出来酸辣咸的突出地位。还另有腌仔姜和腌红辣椒，令人印象深刻。倘若不说，仔姜是挺难分辨的，吃起来鲜鲜脆脆，甚至饭前当作茶点也很适合。腌辣椒是真辣，我不敢多吃，只是颜色实在可喜。辣椒是在秋天变红的时候沿着梗剪到簸箕里，擦干露水，放入罐子后用米汤腌。张建平说他家原来有个年长亲戚，腌鲜辣椒到冬天拿出来根本就像是刚剪下来的，像活的一样。现在恐怕全村也没人能做到了。
2016年拍大合影之后，张建平还给每家每户送去洗印出来的照片。从80年代开始搞摄影，张建平就有意识地拍拍自己的村子，几万张照片里可以看见上张村近30年的变化。村里人早就习惯，张建平一回家，会从村头拍到村尾，红白喜事，他都会到场，春节更不必说。年纪大的老人，他也会有意识地给他们拍好肖像照。过去这些年过世的老人，灵堂上的照片几乎都是他拍的。家宴当然重要，但对张建平来说，这才是他与家乡最重要的联结。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2-10 04: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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