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一然
陌生男人的“黄色陷阱”
那些照片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脸是自己的,身体却不是。24岁的小莫,看到自己被公开的“裸照”——准确来说,是自己脸被嫁接到了陌生、赤裸的身体上,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
它们出现在境外社交平台的一个账号上,对方搬运了大量小莫的照片,恶意P图后再配上淫秽、侮辱性的文字。其中一组是她从小学、初中到大学样貌的变化图,对方形容为:“母*的成长”。
小莫是一个JK制服穿搭博主,日常分享的穿搭视频和图片,让她在视频网站吸引了几万粉丝关注。这些搬运的图片大部分来自她的公开分享,有些则来自朋友圈。最让小莫不寒而栗的是,对方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获取了她的姓名、学校、家庭住址等私人信息,也公布在这里。
持续十个月的公开侮辱,小莫一直毫不知情,直到去年3月,一位陌生的校友通过大学的公共课群找到她并提醒,她才看到这些露骨的内容。
这不是她第一次遭遇类似的事情了。两年前,她还是个大三学生时,微信号曾两度被出售、恶意传播至国外匿名软件,被污蔑为“外围女”,招致了大量陌生男性的骚扰。
这次造谣者似乎要让她“社死”,那些照片打上了她学校、家乡的标签。她后来才知道,另一位初中校友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账号,之所以迟迟没提醒自己,对方解释,“以为你真玩这么花呢?”
这件事发生时小莫刚大学毕业,原准备考研的她再没法静心复习了。她不敢想象还有多少熟人看到过这些内容,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眼光看自己?
她被强烈的羞耻、恐惧和愤怒折磨,无助,又难以向家人启齿,“(我担心)他们会说是我的问题,(责怪我)为什么要在网上发照片、视频?”她一遍遍地拨打网上公益的心理热线求助。
●黎敏被陌生男子在多个群内造黄谣并泄露联系方式。讲述者供图
“对女性来说,最可怕的就是被造黄谣。”36岁的黎敏也有和小莫两年前相似的经历。去年八月的一天,她突然收到了六七十个陌生男性的好友申请,每个人都带着污言秽语,“听说活不错”,“约吗?”
她一边强忍着骚扰一边套话,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微信号被人散布到了各个微信群和QQ群,他们提供的截图显示,一个男人到处宣扬着自己和黎敏的“风流故事”,“刚认识一个小妹妹……”事实上,黎敏跟这个男人并不认识。
莫须有的谎言,编织进猎奇和性元素,开始病毒式传播,持续一个星期,陌生的男人们从钓鱼群、奥迪群、凯迪拉克群等找来,她的微信因为频繁地被添加而显示异常。黎敏尝试和每个找来的人说明情况,很多骚扰者反过来质疑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你私生活干净,怎么会被造这种谣?
无法自证、无力辩驳,还有被利用的羞耻感。黄谣成了针对女性的打击工具,成本极低,却能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隐匿在屏幕另一端的造谣者们,只需说上几句带着窥私、刺激性的谎言,足以把一个人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25岁的刘茵茵就曾稀里糊涂地掉进了一个“黄色陷阱”里。她是一家专升本培训机构的招生老师,日常工作需要和大量大专院校的学生打交道、维系关系。去年8月,一组她的泳衣照开始在各个学生群内流传,和照片一起传播的,还有各种带有性意味的谣言,“只要你找她报名,对于男学生,想摸(她)哪里就可以摸哪里。”
被盗用的照片其实是她两年前泡温泉时所拍,如今以这样的方式流传,对刘茵茵来说,打击是致命的。谣言传播的时候恰巧是招生季,教培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之前刘茵茵工作能力出色,是所在的教培机构的销冠,现在她却被这些谣言裹挟,完全顾不上工作。
群内散布消息的人自称大专新生,性别和头像显示是个“女学生”,发完消息就退出了群聊,微信也提前设置了不能添加,“怎么都找不到她。”为了遏制谣言,刘茵茵的领导出资1000元在多个学生群里有偿征集传谣人的线索——
汇集而来的线索让刘茵茵既意外又气愤,它们并没有帮她找出那个女学生,而是指向了一个男人,同时也是另一家培训机构的招生老师,正是他使用多个小号、伪装成“女学生”在多个群里散布了关于刘茵茵的黄谣。
艰难的取证
报警,通常是黄谣受害者们首先想到的维权方式。确定嫌疑人后,刘茵茵“一点都不想跟他打口水战”,直接去了派出所。但她的案件未被警方受理,“他们说没有造成实质影响”,刘茵茵觉得无法接受。
穿搭博主小莫也在派出所犯了难。通过排查,她怀疑造谣者就是自己微信好友列表的一名陌生男性,他在朋友圈分享的行迹和境外那个账号高度重合。去派出所之前,小莫在网上咨询了律师,确认造谣者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律师建议她带着证据和嫌疑人信息直接报案。但在派出所,小莫却被告知需要提供造谣者的真实身份信息,“否则很难立案”。
这可把小莫难住了,她和嫌疑人并不认识,两年前对方通过她公布在社交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加她为好友,从没见过面,只在线上有过零星沟通,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取得对方的身份信息?
北京春林律师事务所主任庞九林介绍,网络造谣者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受害者可以报警对造谣者进行治安处罚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对于情节较重的,则可以提起刑事自诉追究其诽谤罪。庞律师解释,刘茵茵的案件之所以未被受理,主要在于其情节较轻,既不构成犯罪,也不违法,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但刘茵茵仍可以提起名誉侵权的民事诉讼维权。
但“不管是报警还是诉讼,获取造谣者的身份信息都是前提”,庞律师补充,“正常情况下,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后会调查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再决定是否立案”,具体到小莫的案例,他分析,核查嫌疑人身份的工作本该由公安来做,但在很多实务中,因为核实程序复杂且流程漫长,如果受害者能提供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简化流程、提高办案效率。
第一次报案失望而归,无奈之下,小莫只能自己想办法。她想到了给对方转账然后申请开具电子回单的方式,在微信和支付宝等平台,这是一种常作为财产纠纷、诉讼、税务稽查等事务的证明材料,里面包含了收付款双方的真实身份信息。
小莫的微信已经被男人拉黑。报警之前,她曾在微信上找到男人对峙,对方坚决否认,“你照片发出来这么多人看,难道其他人不会搬运吗?”
但好在她还掌握着男人的支付宝账号,可以通过开具转账电子回单的方式得到信息。不过,这需要申请人补充另一方账户的姓氏,于是小莫每次只给男人转账一分钱,“王、李、刘……”百家姓她挨个试,系统规定每人每天只有10次机会,她便找来更多朋友帮忙。历时两天,他们终于成功开出了电子回单并顺利立案。
●小莫整理的被造谣的证据。讲述者供图
黎敏也通过自行排查的方式迅速锁定了造谣者,其实是和她同在一个车友群的陌生男人,事发前,俩人曾在群内有过言语上的摩擦。比起小莫和刘茵茵的曲折,黎敏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立案调查,“我当时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分析能力不错,一定可以把他绳之于法。”
但她没想到,报警后的取证阶段,才是噩梦的开始。她的私人信息随着谣言越传越广,骚扰不断,“每天至少有20多个陌生男人找来”。为了获取充分且关键的证据,黎敏必须一边忍受骚扰一边取证。
她后来提供给警方的证据材料有上百张截图,包含了造谣者在不同群里的聊天记录。用黎敏的话说,这些证据都是自己“求”来的:她跟每个骚扰自己的男人解释自己的遭遇,给他们发红包,希望对方能协助自己截取造谣者传谣的记录,“如果您家里的姐妹或老婆遇到这种事,您会帮一下吗?”她哭着对他们说。
事实上,大部分人都没耐心听她说完就把她删除拉黑了。“崩溃的次数太多了”,黎敏说,痛苦来源于不断被骚扰、被拒绝和被质疑,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我做错了吗?是我小题大作了吗?真的像他们所说,是我给别人(造谣者)什么暗示了吗?”
取证过程持续一个星期,“每天都无比漫长”,她没法工作,严重失眠,最夸张的一次连着30多个小时没睡。她变得抗拒出门,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抱着电脑从白天到黑夜,饿了就吃泡面,也拒绝隔壁小区的闺蜜探望。如果需要去派出所,她会用帽子、口罩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特别怕见到人,巴不得找个洞躲起来。”
网络造谣维权棘手,连经验丰富的律师庞九林也多次强调“难”,“很难确定造谣者的身份,追究责任难,消除影响难。最难就是取证,非常非常难。”一般的网络造谣案如果通过诉讼方式维权,他补充介绍,“先要起诉平台,要求对方提供造谣账号的身份信息,之后再起诉当事人。”相当于打两场官司,而且法院起诉过程长,代价大,判决赔偿很少,大多只有几千元。
尝试三次报警都失败的招生老师刘茵茵,后来采取了一种极端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从派出所离开后,隔天她一次性吞下三十多片抗抑郁药物,带着喇叭来到了造谣者的公司楼下。造谣事件以来,对方一直拒绝露面和沟通,她拿着喇叭在楼下大喊对方的名字:“XXX,你造我黄谣,毁我声誉,你给我下来!”当时的现场视频显示,刘茵茵孤零零地站在围观人群中,脸因为长时间哭泣而显得浮肿。
那天直到最后造谣的男人也没出现,所幸同事及时赶到现场,把情绪激动的刘茵茵送往医院洗胃,才避免了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躲在黄谣背后的人
时隔数月,再谈起当初的冲动举动,刘茵茵承认有意气用事的成分,“我现在也觉得很丢人,但当时我没有办法了。”
吃药事件后,刘茵茵公司老板出面请了律师,试图追究造谣男子的民事责任,要求他公开道歉消除影响。法院调解下,造谣的男人赔偿了刘茵茵2000元,但拒绝道歉。
为什么针对自己,直到现在刘茵茵也没得到对方答复。两人的业务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此前接触不多,更别提冲突。刘茵茵仅在进校招生时和对方有过几面之缘,因为刘茵茵在行业内业绩不错,男人表现得相当谦虚,“跟着你学习学习”。“没想到他背后捅我一刀。”刘茵茵说。
起初,穿搭博主小莫也很难把朋友圈那个男人和境外网站上满是污言秽语的造谣者联系起来。通过朋友圈分享的日常,男人营造出的是另一种人设:他谈论生意项目,爱发自己钓鱼的背影,“看样子是个正经人”。
报警立案8个月后,去年年末,小莫终于等到了案件的调查进展:造谣者确实是自己怀疑的对象。今年1月她接到电话后前往派出所调解,终于见到了这个伤害自己的陌生人,男人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极瘦,两条腿像竹竿一样,一看到小莫就迎上前试图打招呼,小莫吓得连忙躲开。
调解过程中,小莫极力避免和他对视,“看到他我会觉得恶心”;来之前她就特意戴上了帽子和口罩,“不想跟他有任何接触,不想让他看到我的样子。”
当着小莫的面,男人不住地忏悔,解释自己当时是“鬼迷心窍,一时糊涂”,他41岁,说自己很久之前就离异、分居,孩子也没跟着自己,最近项目运作不顺利,家人患病……他说着说着哭出声来。
“这些也不能成为你伤害别人的理由啊!”小莫爆发出更猛烈的哭声,“你凭什么这样伤害我,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她想到自己这半年多担惊受怕的日子。视频账号的运营几乎停下来了,朋友圈更新也少了,照片能不露脸就尽量不露脸;每隔一阵儿她都要去各平台搜索,确认还有没有自己的“不雅照”。
她清理了微信上所有不熟悉的异性;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被骚扰,她干脆把自己的微信打造成一个男性形象——常用的头像是梅西和各种“肌肉男”,微信名则是“xxx教练”。
●小莫在派出所接受调解,对面是曾造谣她的男人。讲述者供图
最终的调解结果,男人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关于小莫的照片和不实信息,给小莫赔礼道歉,赔偿1万块作为经济补偿,并在警方的见证下签署了不再犯的保证书。
如今回顾自己维权的全过程,小莫说,“我们普通人维权其实需要更多勇气,反抗的勇气,直面谣言的勇气,面对过去和未来自己的勇气。”她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放弃、坚持到了最后。
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从派出所离开那天,大晴天,小莫骑着电动车没有直接回家,特意绕了一段远路,想“好好地晒晒太阳”,“感觉以后发照片都能更自由、更少顾虑了。”
某种程度上,小莫是幸运的。维权成功后,她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后,吸引了大量相似经历的网友的私信、留言,大家诉说着维权路上的种种困难:不了了之,没有等到调查结果,或因高昂的诉讼费却步……
去年,演员张静初也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长达十几年被造黄谣和网暴的经历,明星的身份并未让维权变得容易。她被谣言困扰患上抑郁症,漫长且艰难的诉讼之后,官司赢了,造谣者却拒绝履行判决,最终她连一句道歉也没等到。
维权成功就能彻底消除影响吗?对另外一些谣言受害者来说,被凝视、被怀疑的恐惧或将长期伴随着她们。
刘茵茵在穿着上更谨慎了。做招生老师之前她做过礼仪模特,身高1米7,有着很好的身材条件,“我现在每天穿得严严实实的,就害怕重蹈覆辙”。男朋友父母都忍不住劝她,“好好打扮打扮自己。”
距离黎敏被造黄谣也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事情发生后她在各个社交平台都做了澄清,造谣的男人后来被行政拘留9天。
她还是会时不时和朋友们聊起这次经历,黎敏习惯多问一句,“你相信我吗?”有的朋友直言不讳,“我相信你的为人和性格”,“但为什么是黄谣?”同样的问题她问妈妈,得到的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反问:他真的是莫名其妙就攻击你吗?更多时候,即便大家什么都不说,一个眼神、话里的迟疑,她也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就像一个人踩到了狗屎,走到哪里别人都会闻到你身上有狗屎味。”虽然法律早已证明她的清白,但那些谣言布下的阴影,黎敏知道自己或许永远无法摆脱。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