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武姜虽是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二人生母，但却偏爱小儿子共叔段，一直谋划让其夺嫡。庄公即位后他们还不肯放弃。庄公先同两人虚与委蛇，等到时机成熟方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挫败母亲和弟弟的阴谋。
而在这个故事中，除了庄公及其母、弟，还有一类重要人物，那便是庄公手下的谋士们。
共叔段最初封在京（今河南荥阳市境内）时，谋士祭仲（又名祭足，祭音同寨）就警告庄公：“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君将不堪。”即都邑的城垣有一百雉那么阔（长高一丈为一堵，三堵一雉），就会成为国家隐患……君主将会难以招架。
之后共叔段将势力扩展到西和北部边境以及廪廷（今河南延津县境内）时，大夫公子吕又两次劝告庄公：“国不堪贰”“（共叔段）厚将得众。”而且同祭仲比起来，公子吕可谓相当激烈：“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表示主公你若是想让位，那我就去服侍你弟弟了；若你没有这种打算，就请你除掉他，不要让国人生出异心。
京城古城址，位于河南省郑州荥阳市豫龙镇京襄城行政村周围，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城池。前743年，郑庄公把弟弟共叔段分封在京城。
这些“谋士们”在君主面前先是谏言献策，后来更是亲自出马“了却君王天下事”，在政治风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纵观《左传》，春秋时期类似祭仲和公子吕一般为主君出谋划策，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的谋士比比皆是，为后人留下一部有趣的春秋时代智库传奇。
《左传》诸多谋士，当代人最熟悉谁？
答案必然是曹刿，自《曹刿论战》被收录进初中语文课本后，他在长勺（今山东济南莱芜区境内）之战前后的精彩表现便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曹刿为鲁庄公出谋划策一事发生在庄公十年（前684），事件起因是当年春天齐国伐鲁。课文虽没展开，但《左传·庄公九年（前685）》记载了该战前因后果。齐襄公去世后公子小白同公子纠争位，公子小白抢先即位成为齐桓公，为铲除对手便发军攻打鲁国支持的公子纠。庄公九年，两国在乾时（今山东桓台县境内）就打过一仗，当时鲁国大败，公子纠被杀，可齐桓公依然没有消气，次年又向鲁国兴兵报复，由此爆发了长勺之战。
此次齐伐鲁多少有点恃强凌弱，而曹刿在战前主动请见，说不定也是有激于义愤的因素在内。正如课文所言，曹刿见鲁庄公后并没有慷慨激昂，而是上来就质问凭什么和齐国作战？庄公先后回答“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却都遭到曹刿的否定：“小惠未遍”“小信未孚”，不足以凭。直到庄公表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才表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然后又表示“战则请从”，之后跟随鲁庄公同乘一辆战车参战。在曹刿的指导下，鲁军准备把握了齐军“三而竭”士气低落的时机，随后又通过“辙乱旗靡”确认齐军败退，最终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
“随大司马”铜戈，2012 年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出土，表面有清晰的铭文“随大司马献有之行戈”。
争取战争胜利是谋士重要职责之一，但从《左传》记叙来看，曹刿在战场只是等待时机和观测敌情，完全没有后世谋士战争中频出奇计的传奇色彩。不仅是曹刿，《左传》中不少谋士在“论战”时似乎都有此种画风，在《左传·桓公六年（前706）》中还有一场非常类似的“论战”，只是此次论战的谋士换成了随国大夫季梁而已。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伐随国（今湖北随州市一带），意图吞并汉水东部的一些姬姓小国。战争一度陷入僵持，两国互派使者进行谈判。楚国大夫斗伯比建议楚王说，我们气势汹汹以大军威胁汉东诸国，他们一定会因为恐惧同实力较强的随国抱团，不如示之以弱，随国多半就会骄傲而轻视其他小国，如此一来便可离间他们从而获利。
随国派出的使者少师（可能为官名）果然上当，回去就建议随侯主动向楚军发起追击。随侯为之意动，然而此时大夫季梁站出来“论战”：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
即天意在楚一边，楚军示弱是在引诱我军，主君您急什么呢？
接下来季梁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由：
“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即我听说小国能对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而大国无道，要做到有道要忠于民信于神，即君主考虑利民，行为符合祭祀赞美，如今咱们哪样都没做到，您还是歇歇吧。
随侯听了季梁暴论后挺不服气，表示自己祭祀用的纯色牛完好，各种谷物也足够丰盛，怎么能说我不能取信于神祇呢？
季梁进一步解释：
“夫民，神之主，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供奉上好牺牲，是告诉上天国家六畜兴旺；献上丰盛的谷物，是告诉上天“三时不害，民和丰年”；浇下酒醴，是告诉上天“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
归根到底，是想反映国泰民安，否则“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故事结局倒挺好，听了季梁“论战”，随侯不仅放弃军事行动，还“惧而修政”，后来楚国也不敢伐随。按战争中善之善者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楚国不敢伐，自是随国同鲁国一样在同大国对抗中取得了胜利。
湖北随州文化公园内的季梁青铜像。
以小敌大向来是兵家难事，随、鲁两国能在同大国楚、齐对抗中获胜，值得在史书上留下一笔记载。而促成胜利的谋士曹刿和季梁更是怎么赞扬都不为过，他们凭借一腔赤诚的爱国之心，用过人的智慧和胆识使局面转危为安，实可谓人杰。
只是人们读到两位谋士“论战”之际，不难发现《左传》讲两位谋士时表达套路接近，重点都不在于战争，而是在于国政——曹刿反复质问鲁庄公，恩惠遍行国中了吗？祭祀遵循礼法了吗？忠于职守了吗？季梁同样也是直接批评随侯：反省一下国民安定了吗？您有忠于职守吗？如果没做到谁给您的勇气挑战楚国这种庞然大物呢？
《左传》其实说得明白，曹刿和季梁两谋士提出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即鲁、随两国主君是否“忠之属也”“忠于民也”，而在季梁的表述中更为直接，优待贵族也好，取悦神祇也好，君主职责归根到底还是“思利民”。唯有君主如此，才能同强敌一战，为唯一可行小敌大之道。换言之，曹刿、季梁表面论战，实在阐述一种朴素的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此理念到了孟子便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他们能从更高的政治层面看待战争，所论非论战，实乃论国是也。
卫国庄公宠爱庶子公子州吁，任其掌握兵权，使得卫国政局暗生隐患。大夫石碏有鉴于此，便向卫庄公提出一个类似公子吕的建议：要么立公子州吁为嗣，要么趁早遏制他。
对于古代君主制政体来说，“国不堪贰”“尾大不掉”的政治原则总是成立。作为一名见多识广的老谋臣，石碏很容易看到卫国未来政治隐患，他甚至给卫庄公具体分析过：
“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
受宠而不骄，骄奢而能安于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会有所遗憾，有所遗憾而又不采取行动的人，世间少有。言下之意，公子州吁眼下权势如火如荼，但在君主死后就将面临地位下降的困境，不堪之下必然造反。
只可惜卫庄公不能如郑庄公般察纳谋士谏言，死后公子州吁果然于隐公四年弑卫桓公自立。
公子州吁上台后地位并不稳固，便让自己死党、石碏之子石厚向元老父亲讨要主意，石碏建议公子州吁和石厚觐见周天子来取得合法地位，然而当两人动身后，石碏便同他们必经的陈国君臣取得联系，通过陈国人拿下公子州吁和石厚，然后派人将二人处死，另迎公子晋，卫国持续一年多的内乱才算告一段落。
“大义灭亲”，选自《东周列国故事》连环画系列之《诛石厚》，水天宏绘。公子州吁弑卫桓公自立，为稳固地位，让自己死党石厚向父亲石碏讨教，石碏却大义灭亲，设计拿下州吁和石厚，派人将二人处死，另迎公子晋，结束卫国持续一年多的内乱。
通过书中详细记录的石碏言论，后人可以鲜活地看到一位智珠在握的老谋士，他先是以丰富的政治经验劝谏君主，意图消灭隐患于未然，当变乱发生又以自己丰富的人脉关系巧妙平定。石碏为了国家安定，不惜诛杀自己儿子，更是体现一位谋国老臣的忠诚和“大义灭亲”的“纯臣”风度，成为后世频频引用的经典案例。
子鱼是宋国大司马，他在僖公二十二年所论的战役就是著名的宋襄公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之战。此战众所周知，宋襄公用妇人之仁葬送唾手可得的胜利，成为历史笑柄。战前，子鱼就再三劝告曾侥幸获得几次胜利的宋襄公打不得：
“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
即老天抛弃商已经很久了，您要试图兴起乃是获罪于天，不可赦宥。此话说来有点复杂，但其中政治逻辑不难理解，宋乃商后裔，周王室费九牛二虎之力方才翦商，诸多姬姓、姜姓国家绝不会容忍宋国成为大国，宋国种种争霸努力注定是白费力气，更何况此次要面对的是大国楚。
然而，对于子鱼的一番忠言，宋襄公战前不听，失利后还振振有词：“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即君子不会伤害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会擒拿头发已经斑白二色的（老）人，气得子鱼几乎是直接驳回去：
“君未知战……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
意思是你懂不懂打仗？……明耻教战，就是为了杀敌。杀伤还没有杀死，哪有什么不能再杀伤的说法？你要喜欢不伤害伤者，那干脆不如别杀伤，你要喜欢不擒拿老人，那为什么不干脆投降？
同样是谋士论战，子鱼对宋襄公的批驳就不太涉及国政，集中在战争本身，他主张要不就别打，打起来就要不择手段，战场上别说俘获老年人，就连受伤的敌人都要杀死。此种言论风格同温文尔雅的儒家显然不搭界，更像是法家、兵家的实用主义。
“子鱼论战”，选自《东周列国故事》连环画系列之《宋襄公》，张令涛、胡杰、张之凡绘。
事实上，子鱼反驳宋襄公言辞之激烈也颇让人侧目，说不好听点几乎是当面痛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左传》中另一位著名春秋谋士先轸，他在得知晋襄公放掉俘获的秦国三帅后甚至在君主面前“不顾而唾”……
在《左传》中，先轸的事迹从僖公二十七年（前633）首见，之后在僖公二十八年（前632）、三十二年（前628）、三十三年（前627）都有大篇幅提及，而且从事业巅峰到战死时间线齐全，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说是春秋时期最重要谋士之一也不为过。
先轸本人素有智谋，而他出仕恰逢晋文公、襄公父子当政。晋国为春秋大国，在“国际政坛”上举足轻重，而文公、襄公又恰是其势力扩张，成为春秋五霸的时代。作为扩张时期的大国国君谋士，自然容易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作为谋士，先轸并未同晋公子重耳流亡，但重耳在僖公二十七年回国即位之初就任命他为下军佐的重任，位在六卿之列，可见他的确颇有才谋。
当时楚军纠集一批诸侯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朝堂上先轸就率先提出：“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从后来事态发展看，先轸的确就是晋国争霸的主推手，再没有其他言论能比“取威定霸”四个字更能准确刻画这名鹰派谋士的形象了。
经过积极筹备，晋军于僖公二十八年春天出动反击，他们袭击楚的卫星国曹、卫，希望用围魏救赵的方式迫使楚军放弃围宋。但当看到楚军一直不肯放弃时，先轸立即建议晋文公将曹、卫之田分给宋人，一方面可以补偿宋国损失，一方面则能激怒楚国。楚国果然不敢坐视曹、卫被瓜分，提议晋国撤出曹、卫，自己“释宋之围”。先轸此时则主谋扣押楚国使者宛春，私下允诺恢复曹、卫领土，以求“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到四月，师老兵疲的楚军不得不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同晋军会战。晋军首先发难，击溃楚军右翼，然后晋军伪退，诱“楚师驰之”，而“原轸（即先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楚军大败。争霸中原的城濮之战以晋国全胜而告终。
后人可以看出，晋军整个行动几乎都是由先轸主导，而他的一些手段更是阴谋意味浓厚。为取得战争主导权，他视曹、卫两国简直为无物，一会主张瓜分给宋，一会又私相授受，肯定谈不上什么义，但就谋士而言却是相当合格。
“先轸献计”，选自《东周列国故事》连环画系列之《城濮之战》，陈光镒绘。
不得不说，正是有先轸这种为求胜利而不择手段的谋士，晋国才能屡挫强敌，实现霸业，此点在嗣后的殽之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僖公三十二年，驻扎在郑国的秦军，也就是烛之武退秦师那次名义上留下帮助郑国的秦军向国内报告说郑国无备，可以偷袭，秦穆公大为心动，便决策远征。此次远征并不是秦国国内共识，秦国谋士蹇叔就坚决反对，“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当秦穆公强行决策出兵后，蹇叔已经预见到“晋人御师必于殽……（秦军）必死其间”。
子车铜戈，甘肃省甘谷县的毛家坪遗址车氏家族墓地出土。墓主人可能是子车氏家族的族长，是秦穆公派驻当地的一个行政长官。戈上铭文有两列共14个字，右列前六字为“秦公作子车用”，余字锈蚀不清
另一方面，对于是否要袭击秦军，晋国内部其实也有不同意见，栾枝就认为晋国还欠秦国帮助重耳复国的人情债，结果反而要袭击他们军队，是否有点过分？
此时又是先轸站出来强烈主战：“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他主张：“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最终在先轸的坚决主张下，晋国发兵在殽全歼秦军，生擒秦军主帅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使得晋国声望再度大涨。
托《左传》记载的福，后人才能清晰看到先轸在殽之战中的作用，说是他一人发动的战争其实并不为过。严格来说，他以伐吾同姓郑国为“秦无礼”在道义上完全说不过去。两年前联合起来讨伐同姓郑国的，岂不是晋国和秦国吗？为何当初没有想到同姓，现在又以同姓为辞？所以归根到底，先轸其他说辞都不过是辩论，唯有“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才是真心话：他不惜巧言令色发动战争以消灭各种敌人，为的就是确保晋国霸业无人能挑战，即便是昔日大有恩惠的秦国也不行。
此人的权谋乃至在主君前不顾而唾的态度，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恭良礼让，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凭借他的强硬做派方才使得晋国称霸，行霸道而非行王道强国，值得一提的是，当《左传》写到先轸之死时，还忍不住讲了一桩奇事：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八月，晋狄发生大战，晋国虽胜，先轸却偏偏战死，临死前先轸忏悔自己不顾而唾的君前失仪，脱下盔甲深入敌军主动战死。
不过到底真的是自讨赎罪还是心怀不满的少主除掉怏怏之臣，那就不知道了。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1月下，原标题为《一鼓作气 大义灭亲 春秋智库的高光时刻》，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30 11: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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