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出车》，出自《小雅·鹿鸣之什图》卷，南宋，马和之，绢本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王者乘车出郊慰劳戍边而还的将士之场面。画面上五乘车马左行，甲胄整齐，兵刃森森，军旗飘扬。《左传》以战争叙事而著名，中国向来以礼仪之国著称，即使是在诸侯混战的春秋时期，也十分注重礼仪
公元前643年的泓水注定要成为宋襄公的伤心地，他不仅在此遭遇惨败，更因那一战而沦为天下笑柄，这嘲笑甚至持续了2000年之久。
开战前，宋、楚两军隔泓水对峙，宋军已提前列好阵，姗姗来迟的楚军刚开始渡河。司马子鱼建议，此时楚军难以防备，不如趁机发动进攻，宋襄公却否决了这个提议，眼看楚军全部渡河完毕、背水排列起战阵。此时子鱼又建议趁机进攻，宋襄公再次否决。楚军从容布阵完毕，与宋军正式交手，很快把宋军打得一溃千里，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伤。
战败后，宋襄公灰溜溜地领军撤回宋国，面对国人的汹汹指责，仍旧以堂吉诃德般的气概宣称：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君子不两次伤害敌人，不生擒头发花白（年长）的敌人。寡人虽然是殷商亡国的后裔，不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
以如今的眼光看宋襄公，自然会觉得此公太过奇葩。然而回到宋襄公所处的时代，他的做法并非全无理论依据，《司马法》就记载：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 ……
春秋时期，“礼”在贵族阶层发挥巨大作用，几乎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战争也不例外。交战双方考虑更多的不是胜利，甚至也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如何在战争中显得更“有礼”，更像一位“君子”。
后人都知道孟子“春秋无义战”的说法，真实情况却刚好相反，当时的战争格外强调师出有名，因为按当时的看法，战争是惩罚有罪的国家，属于最高等级的刑罚，这叫“大刑用甲兵”。《左传》以用词精当而闻名，对战争性质也有严格区分，《庄公二十九年（前665）》下的定义最为著名：“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师有钟鼓”正是指有正当的出兵理由。所以在《左传》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国为发动战争而找各种借口，最常见的理由就是对方“无礼”：当年还是公子的齐桓公路过谭国，谭国据说没招待好他，他归国即位后也没来祝贺，庄公十年（前684），齐国就灭了谭国，“谭无礼也”。庄公十六年，郑厉公从栎地回国，通知楚国晚了，楚国就来攻打郑国，“为不礼故也。”宣公十四年（前595），楚庄王图谋进攻宋国，故意派得罪过宋国的大夫申舟出使齐国，申舟路过宋国时果然被杀。得知这个消息，楚庄王激动得光着脚就从屋里往外跑，留下“剑及履及”的典故。记录到这里，《左传》笔锋一转：这年九月，楚国攻宋。小国内乱也是大国发兵干涉的大好机会。如果是诸公子争位，志在争霸的大国诸侯往往会扶植一位公子，等他登上君位，便会出让政治利益作为回报，晋国发生骊姬之乱后，邻居秦穆公接连扶植一位又一位晋国公子，就是在打这个如意算盘。如果是臣下弑君，大国诸侯更可以打着讨伐“无道”的旗号出兵，这样既能从战争中捞到好处，又可以塑造自己“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楚庄王就曾率领多国部队进攻陈国，车裂了弑君的夏征舒，至于夏征舒弑君是因为陈灵公秽乱宫闱这种丑事，国际社会就都很有默契地闭口不谈了。打输也不要紧，可以记下这笔账，作为下次开战的理由，这叫“修先君之怨”。齐桓公领军征伐楚国，给出的理由有两条：当年周昭王南征死在楚地，自己要过问此事；楚国不再进贡青茅草，天子祭祀时没法过滤酒了。前一个理由已经是300年前的旧账了，后一个理由更是奇葩，恐怕连齐桓公自己都不信，但还是要提“礼也”。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还硬要出兵，那就是“侵”，轻则招来各国的指责与孤立，重则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春秋初期，楚国刚与中原诸侯有接触，不肯遵守这套战争法则，楚武王擅自发动“侵随”的战争。随国申辩说“我无罪”，楚武王却回答：“我蛮夷也。”（我是流氓，我不讲理）这份“毁灭你与你何干”的坦率震惊天下，再加上他擅自称王的举动，楚国从此被中原各国长期排斥。谷纹韘，战国，长5.1厘米，宽2.8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器盾形，上部有大孔，顶部呈尖峰状，下部为指状实体，雕饰谷纹。韘本为戴在拇指上扣弦射箭保护手指不被擦伤的工具，后渐成男子佩饰不告知对方而悄悄出兵的性质则更为恶劣，称为“袭”。《左传》开篇“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起兵叛乱就是“将袭郑”。晋献公“假途灭虢”之战也是“遂袭虞，灭之”。秦穆公企图偷袭郑国，蹇叔劝阻他，说的同样是“劳师以袭远”。反过来，受征伐的小国或弱国也有机会利用“礼”来使自己避免战火，最好的办法就是向敌军派出使者，询问进攻的理由、据理力争，凭借“有辞”迫使对方退兵。僖公二十六年（前634），齐孝公进攻鲁国，鲁国派出大夫展喜，对他进行道德规劝：“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等到君王即位，各国诸侯盼望说：“他会继续桓公的功业的。”“难道他即位九年，就背弃王命、废弃职责？他怎么对得住先君？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一番游说下，齐孝公真的退兵了，鲁国也避免了一次战争。“师不伐丧”也是避免战争的一项重要原因。如果被征伐的国家刚好遇上国君去世，进攻方就要主动退兵，否则会被认为违礼。襄公四年（前569），楚国正要伐陈，此时陈成公去世，楚军停止进攻。襄公十九年（前554），晋国士匄进攻齐国，恰逢齐灵公去世，也是“闻丧而还”，《左传》赞为“礼也”。《左传》记录泓水之战，出现“既成列”“未成列”“既陈（阵）而后击之”等描写，这也与当时的主流作战方式——车战密切相关。战车是当时中原诸侯的主战兵种，战车数量往往被当作衡量一国军事力量的标准，它们大多由两匹或四匹马挽拉，独辕、两轮、敞篷，每辆车可容纳三名贵族，即车左、驭手、车右，呈“品”字站立。车左持弓矢射击，一般也担任车长；驭手负责驾驭马匹，车右持戈矛等长兵器，负责肉搏，有时车轮陷入泥泞水洼，还需要下车帮忙推车，因此多由身强力壮者担任。“晋楚邲之战”，选自《东周列国故事》连环画系列之《荀林父丧师》，张鹿山绘，描绘楚大夫乐伯射杀并生擒晋军的场每辆战车还配备数十名步卒“徒”，共同形成一个作战单元“乘”。《左传》记载战争，经常会记录某诸侯国拥有多少乘战车：隐公元年（前722），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晋大夫叔向吹嘘晋国的兵力：“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吴齐艾陵之战，齐军损失“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交战前，两军需要在原野两端各自把战车排开，这就是“成列”“阵”，《左传》记载过鱼丽、荆尸、鸡父等各种阵形，但不太可能像步卒阵形那样复杂又富于变化，时人还美其名曰“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当时的战争规模也普遍不大，无法与后世动辄数十万大军的会战相比。战争持续时间更短，往往半天就可以决出胜负，鄢陵之战从清晨打到黄昏还没有结束，在当时已经属于特例。不过作为补偿，一幕幕个人英雄主义的战斗场面却在《左传》中比比皆是，读起来好像动作片那样画面感十足。最令人喜闻乐见的便是“致师”，它正是后世评书演义里那些武将单挑的前身。不过此时的武将并不骑马，而是驾驶战车冲击敌阵。最早的致师发生在牧野之战，《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诗经·大明》也歌颂这位“师尚父”的英姿：“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他正是后世熟知的姜太公。《左传》中的致师虽然只有寥寥几例，但记录得极为生动，最有名的一次发生在晋楚邲之战。楚大夫许伯、乐伯、摄叔共乘一辆战车去进攻晋军。驭手许伯驾驶战车冲到敌营前，使旌旗拂过对方的营垒，又下车梳理驾马的毛发，整理马颈上的皮带；担任车左的乐伯张弓射向敌阵，许伯下车时替他执辔；车右摄叔的任务最危险，他冲入敌营，杀死一名敌军、割下他的左耳，又生擒一名俘虏，带着他回来。更奇葩的还在后面：乐伯三人撤退时，晋军紧追不舍，乐伯接连射杀好几名追兵，很快只剩一支箭矢，三人眼看就要成为晋军的俘虏。这时乐伯索性用最后一支箭射死路边的一头麋鹿，许伯停车，摄叔下车扛起那头麋鹿，将它献给追击的晋军，并坦然表示：现在不是合适的季节，没法向您献上飞禽，这头麋鹿送给您，敢请各位尝尝。这份贵族气概折服了晋军，晋军索性不再追击，放过他们。后来，晋将魏锜如法炮制，也对楚军做了一回致师，撤退时同样射杀一头麋鹿，献给追击的楚将潘党，也赢得潘党的惺惺相惜。在春秋的战场上，这种兼备个人勇武与贵族风度的战斗场面屡见不鲜，给人一种强烈感觉：春秋贵族们把风度看得比性命和胜利都重要。齐晋鞌之战中，齐顷公以“灭此朝食”鼓励全军，然后驾驶着战车，连战马都不披甲，率先冲向敌军。大夫高固则举起石头丢向晋军，还捉住晋军战俘、乘坐他的战车驶回齐营，夸口自己“余勇可贾”。晋军也不遑多让，晋将解张、郤克都中了箭，一个手、肘都被射穿，却折断箭杆继续驾车，流出的血把左车轮染成黑红色；另一个血流到鞋子上，依旧坚持击鼓。晋宋赭丘之战也有一段精彩战斗：晋国的公子城与宋国的华豹在战场上相遇，华豹一箭射空，想再射第二箭，公子城怒吼：不让我还手，你太卑鄙！华豹居然良心发现，撤下已经搭弓的箭，公子城一箭就把他射死，又两箭射死车右张匄。驭手干犫此时手无寸铁，公子城有意放过他，干犫却表示，不和战友一同战死有违军法，催促对手赶快动手。公子城于是满足他的心愿，也射死了他。如果在战场上遇到敌军的故人，暂停战斗、过去打个招呼也是基本的礼数。晋楚鄢陵之战就有两段插曲。晋将郤至在战斗中连续三次与楚共王相遇，都要下车摘下头盔、快步向前走，以示恭敬。楚共王则趁战争间隙派人送给他一张弓，问候他是否受伤，郤至客客气气摘下头盔回答没有，并对楚共王表示感谢，又向楚国使者肃拜了三次才走。同是这一战，晋将栾鍼在敌阵中遥望见楚将子重的旗帜，回忆起自己出使楚国、与子重会面的往事，特意派出使者去向他敬酒。子重也是一番客套，喝完酒、待使者回去后再击鼓，就连追击敌军的过程中也不乏各种“风度”。邲之战以晋军失败、楚军胜利而告终，晋军逃亡时，战车陷入泥泞卡在半路，追上来的楚军居然并不急于擒拿他们，反而七嘴八舌教敌人如何逃跑。他们先是建议晋军抽掉车前的横木，又指导他们拔掉车上的旗子、放在车衡上，减轻风对战车的阻力，晋军战车这才重新跑起来。晋卒纷纷上了车，还反过来嘲讽楚人：“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我们没经验，比不上贵国逃跑过好多回）。俘虏敌国国君更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鞌之战中，晋大夫韩厥俘虏齐顷公之前，先做了一系列极富仪式感的举动：他解下自己一匹马的缰绳，牵着它送给齐顷公作为礼物；然后伏地行稽首之礼，又向齐顷公敬酒，献上一枚玉璧，再恭恭敬敬说一大通客套话：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下臣不幸，参加了这一战就没法逃避，又害怕临阵脱逃成为两国国君的耻辱。臣身为战士，斗胆向您报告自己的无能，这时没有其他合适人选，只好由我承担（俘虏您）这个任务。王子于戈，春秋，现藏山西博物院。正面铭文未释读，背面有错金铭文“王子于之用戈”，吴王僚即位前制作。铭文为“鸟虫书”，又称“鸟虫篆”“宋公栾”青铜戈，春秋，全长22.3厘米。青铜戈胡部有6个工整的错金鸟篆铭文“宋公栾之造戈”。“宋公栾”即宋国第27任国君宋景公吴王光戈，春秋，现藏上海博物馆。铭文中的“大王光”即吴王阖闾此后的鄢陵之战，韩厥又有一次俘虏国君的机会。当时他驾车追击郑成公，眼看就要追上，却说了句：“不可以再辱国君。”主动停止追击，“再辱”指的显然是之前俘虏齐顷公的事。很快，追击郑成公的换成晋将郤至，他说了一句差不多的话：“伤国君有刑。”同样放弃追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按春秋时代的通行看法，敌国国君哪怕战败，地位仍然高贵，依旧要对其毕恭毕敬。《左传正义》解释：“彼虽败绩，犹是国君，故战胜之将，示之以臣礼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贵贱之义。”以上种种，让人不免有一种在观看“费厄泼赖”比赛的观感，正如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的描述：“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1月下，原标题为《要风度不要性命 “看上去很美”的贵族战争》，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30 08: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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