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珊瑚
在我们走访的几个零工市场中,从凌晨3、4点到晚上8、9点,几乎全天都有人在等待求职。早上5、6点钟是招人的高峰期,在这个时间,年轻人基本被招走了,剩下的都是大龄农民工,他们只能等待机会。
我们遇到过被拖欠工资的包工头,还有在货拉拉平台上拉货的司机,因为活少,他将车停在边上,在零工市场找工作。还有被裁的外企员工,快50岁了,他有技术,但离开原来的企业,那些技术都不管用了,只能来到零工市场。
总的来说,零工市场上女性偏少,因为这是一个出力气的地方,女性可能不占优势。另外,年龄大的女性就业面可能会比男性宽,她们可以选择照料的工作,像家政、月嫂。
在零工市场,制造业的待遇最好,工价稳定,8小时或者12小时换班,还有住宿、一日三餐。付出的体力不如物流这么辛苦,但它对年龄有要求,上限是40岁或者45岁。对文化水平也有要求,比如富士康要求会认26个英文字母。在我们看来,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也有很多人被卡住,很多3、40岁的人根本就不认识英文字母。
或者说,很多农民工没有学历,不认字。最开始调研,我们想发问卷,后来发现根本不现实。填一份问卷不到3分钟20块钱,有的人干4个小时才80块钱。不是不想填,是填不了。一个原因是我们通过手机,有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没有流量。还有就是不认字,或者对文字的处理能力很差。问卷我们已经尽量使用简单的语言,但他们就觉得这么多字看着难受,填不了。
郑州的零工市场以建筑和杂工为主,大龄农民工比较多,基本来自河南周边的城市,比如信阳、周口。大部分人都是60多岁,还有70多岁,我还碰到一个82岁的老农民,他在“郑州八哥”摊上吃饭,他是不是找工作,我不太好确定,估计也没人敢用。70多岁找工作的人还是蛮多的。他们怎么找呢?就把头发稍微染一染,把身上弄得干净一点,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年轻一些。
在零工市场找工作,一个月大概有三四千,有时会更低,房租加上吃饭,每个月刚性支出就是1000块左右。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小孩上学是比较大的支出,还有就是医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原来是350(元/年),现在涨到380,一家五、六个人,就得将近2000块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另一方面,养老保险105块钱(注:全国部分地区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105元/月),基本上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只能去工作,还得一直继续工作下去。
之前文章发出来后,很多人说他们为什么不回去种地。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现在肥料、杀虫剂这些生产资料都在涨价,种地是挣不着钱的,一般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家种地。我们走访时遇到一个70多岁的大爷,他的儿子41岁去世了,家里还有两个小孩,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大学,只有腰椎盘突出的老伴在家里种地。
他都70多岁了,还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苦难、贫穷、疾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
其实用工市场的年龄问题一直存在。以前不在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在郑州,60岁以上的人干环卫,每个月2500(元),到65岁就干不了了,只能干园林,拔草、种花,一个月2100,到70岁又没岗位了,最后只能回到零工市场。他们能找的都是力工,比如说装修砸墙,把建筑垃圾背到一个地方。
这两年建筑业出了“清退令”,60岁以上的人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为什么要清退?出发点是因为60岁以上的人没有工伤保险。但我觉得逻辑搞反了,我们应该想的是要如何增加工伤保险、社会保险去覆盖60岁以上的人群,而不是干脆不让他干了。
本来只是建筑业,但它会形成一个扩散效应,都不敢用(60岁以上的人)了。当然,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经济本身的力量,建筑业在萎缩,我们去郑州,很多工地都停了没有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龄农民工,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现在的境况。随着老龄化加剧,房地产行业的萎缩和下行,这些人将越来越多,他们只能在零工市场找活,但这里不像以前,找不到那么多活了。未来他们的生存会面临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迫在眉睫的问题。
●西安灞桥区的半坡立交桥下,聚集了很多大龄农民工。每当有人来招工,工人会迅速聚上来询问工价。吕萌 摄
郑州的零工市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震撼,从凌晨3点开始,找活的工人陆续在这里聚集,早晨7点就有上千人。他们戴着黄色头盔,提示这个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在等待和建筑业相关的工作。
零工市场的形成和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比如郑州,过去几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楼盘正在建设当中;下沙是杭州城市向东扩展的一个区域,这两个地方聚集的主要就是建筑业。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周边的产业、环境。深圳龙华形成最早,一直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电子厂最多。
零工市场就业方向的发展,主流是制造业,然后房地产、再之后是物流,大概是这样一个递进顺序。
它们的招工方式都差不多。深圳龙华体量最大,这里有几个大型的人力资源中介,一年体量(就业人次)都在十万左右,这类中介有七八个,还有很多小中介。这里是纯市场化的运作,招工抽成大概是小时工价中的一块钱或两块钱,竞争激烈,中介在意品牌和信誉,不会克扣工价。
杭州下沙以小中介为主,还延伸出许多个体充当劳务经纪人,他们不是门店,劳动者管他们叫“人虫”,其实这是一个贬义的称呼,因为劳动者认为他们要抽一部分钱,再盘剥一道。也会出现不规范的情况。主要是对岗位和工价夸大的宣传,对工作条件的隐瞒,比如劳动者去之后才发现体检、工服这些都要交费。
郑州连中介都没有了,这里主要是建筑业,市场利润太薄,中介都撑不起了。用人企业都是直接跑到那个地方去盯人找人。以前建筑业还发达的时候,规模比较大,直接大巴车过去拉,几辆大巴车一次能拉走上百号人。
我们过去调研的时候,这个零工市场比较凋落了,本身也是招工淡季,好些人一周多没有找到活干了。来一辆招工车子全往上挤,挤到座位就死活不下来。有一个清理办公室的岗位,主要就是搬桌子和办公用品,4个小时工价80块,大家都争着抢着喊着要,差不多有20个农民工老伯,50多岁到70多岁都有。两个大哥抢到了活,人群很快就安静了。
总体来说,这里的竞争比较良性,我挤不过你,挺尴尬的,笑一笑就走了。或者你也可以介绍自己的优势,比如我有电动车,马上就可以跟你走。
不仅是郑州,杭州下沙以建筑为主的活也在减少。十几年前那一片基本上是工业区,代表了杭州城市化向东延伸的进程。现在,零工市场所辐射的区域,城市化已经进入尾声,都盖得差不多了。另一个方面,受整个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影响,很多建筑工地都停工了,这也是活大幅减少的一个原因。
另外,工价也在下降。2022年双十一,物流行业工价大概在300(元/天),2023年是220。一开始大家都在等300的岗位,发现没有,就调整预期,200多一天也干。双十一的热度没有以前那么大,这就导致期间物流的收入上不去。
这些劳动者大部分是没有积蓄的,需要每天一个活或者几天一个活才能生存下来。一部分劳动者今年已经提前返回老家,而往年这样的现象通常在春节期间才会出现。给农民工提供免费午餐的郑州八哥说:“今年上半年,每天中午前来领取餐食的人数为700~800人,但目前已经减少到400人左右。”
●2022年12月9日,山东济南,在二环西路附近的零工市场,数百名农民工从凌晨4点开始就前来寻找工作。
零工市场存在一定的双向选择,雇主挑工人,工人一定程度上也在挑活。但他们的决策逻辑和中产阶级不一样,他们会非常仔细地计算成本的支出。首先考虑的是工价,还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比如招工方有没有交通工具。
我们在杭州下沙调研时,有一个岗位在5公里外,但没人愿意去,就觉得太远了。招工方没有交通工具接送,公共交通也不覆盖,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都不去了。我们可能觉得几公里的路,打个车过去。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限制。首先,这些劳动者基本不愿意打车,坐公交的钱也要仔细盘算,基本上只能选择有接送或就近区域的工作。
还有住宿的情况、工钱多久可以支取,这些问题很细节,但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比如,我们问为什么不去公共就业服务大厅?他们说,那里没有招工方的人,工作人员只是给你岗位电话,打过去对方可能说工招满了,那打电话的钱是不是就浪费了?在他们看来,这种不确定的支出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时段,如果没找到工作,意味着这一天又进入了漫长的等待。吕萌 摄
总体来说,线下零工市场比较被动,主要是雇主挑工人,毕竟岗位稀缺一点,在议价、工作时长方面,劳动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年轻人的选择会更多,进厂的会多一点。
但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元,大部分人进厂的周期都不会太久。我们遇到过的工人,最长的也就两三年,有的达不到要求就走人。比如宿舍宣称6人间,结果一去发现12人,他就不干了;厂区周边比较单调,没有娱乐场所,那他可能觉得在这里打工没有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价。国内的加工制造业属于世界工厂,用工需求随订单波动。比如电子产品,销售一般在年底,那么7、8月份就是工厂排订单的时候,那个时候,用工量直线上升。圣诞结束后,没有订单了,工厂就把这些人遣散掉。对于这部分劳动者来说,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困难。
找不到稳定工作,那就只能找零活。对企业来说,7月份用工,它当然希望工人做到12月。反过来,劳动者也知道这个阶段市场缺人,那就要挑工价高的工作,哪里更高,随时拎包走人。所以,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没有建立长期工作的意愿。
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放到社会层面去看,虽然它占了很大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劳动者自身的原因。大部分日结工的社会资本比较薄弱,找不到工作,他们并没有太多可以求助的对象,又觉得没挣着钱,回老家不好意思,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睡在桥边吃发霉的食物。
还有一些劳动者因为赌博、感情、或者网络贷的影响,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比如,赌博上瘾,他们总想着翻盘,一有钱就去赌,没钱就去干日结工。这种环境下,他的劳动力表现肯定也不好。
有一类人是不愿意干,我们叫“丧失信心的工人”。或许他们认为工作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剥削和压榨,表现出对进厂的反抗,但又没办法突破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只能是很懒散,干一天休三天。
我认为他们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好吃懒做,他们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经过精确计算,什么情况下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没钱了,又该如何去找工作。这次调研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因素从来没有被讨论过。那就是这些劳动者从事的岗位,体力劳动相当繁重,每天连续干,对身体的消耗很大。
我在杭州下沙,有一个岗位一天挣350,但就是没人去。那个岗位一天要做14个小时。我们总认为劳动者有个活就应该去干,但问题是,他们也需要休息。
我们不能用精英的视角去看待,而是要从他的角度去看,他的缺陷,社会资本的缺失,以及自身在文化、技能上的不足。
我肯定担心这些年轻的劳动者未来会面临第一代农民工的境况,也就是丧失养老保障。目前的低保覆盖了一部分人群,低保之上的这部分劳动者,收入不高,在保障层面,他们好像是被漏掉的那一部分,政策上或许需要去考虑。
上野公园曾经是东京的“零工市场”,和深圳的龙华、杭州的下沙相似,它的零工市场功能持续数了十年。曾经在这里找工作的农民,可能会转变为汽车维修厂的工人等等,能够在东京扎根。他们愿意返回上野公园纪念青春,因为这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去考虑一代农民工,反过来也要考虑二代、三代农民工,一代农民工的保障问题和二代、三代农民工怎么去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才是长远考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