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我踩着板凳举着小灵通在院子里搜寻的信号，在2016年的12月，真的成功连接上了，借着那发散蓝光的信号点，我从西北的石滩走到北京，现在又走回来。
我必须承认，我是被时代搭救的人。父亲说，如果没有网络，我这狗刨屎的字，别说写作，就是做个学生都是不合格的。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和网络，我这辈子的命运就是被敲定的。
我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冀城，一个西北小县城，周圆都是连绵的黄土高山，我和我的家，和我家的流动摊位一起挤在这片黄土之中，青天高，黄土厚，人如纸，死做尘。
破落的冀城只有一个班次的公交车，终年在县城大街仅有的柏油路上晃荡。小学五年级，我突然想知道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多大，于是忍痛从母亲给我发的两块早餐钱里割出一块，从首站南关老年服务站，坐到末站宋庄火车站，一共十一站，半个小时就晃荡完了冀城的中轴线。那是有生以来我坐得最有感觉的一次公交车，每一个站点都让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新奇不已。那一天，如此之长；那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很大。
2008年前后，我家最高档最先进的东西拢共就三样：一样是父母结婚时买的彩色电视机；一样是装在电视旁边的有线座机；一样是父亲别在裤腰带上，视如珍宝地装在小皮革套里的小灵通。
我对父亲的这个宝贝异常好奇，不忙的时候，总是和姐姐头抵头地鼓捣它，那部由两个拇指大的灰色小屏幕和按键钮组成的翻盖手机里藏匿了两个好玩的东西：《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我和姐姐数着秒，你一盘、我一盘地轮换着玩游戏。不过很快，我们双双乏味，我新迷上了小人书摊上的漫画，最喜欢鸟山明的《七龙珠》和高桥留美子的《乱马》。
在老县城大剧院门口，左边是小书摊，右边是杂货摊。一张布满窟窿眼烂絮絮的塑料篷布铺在红砖地上，物什往塑料布上一摆，摊主搬个马扎坐在摊位后与周围人抽烟吃茶闲谝。摊前人来人往，我小小个，人长得可爱，往摊前一蹲，芝麻团子似的，无数双脚在我眼前踏来踏去，男人的皮鞋、女人的小高跟、小孩的光脚丫子，许多人裸露出来的灰黑色脚后跟带着厚厚的茧，带起的尘土全扑跶到我的眉毛、鼻子和头发上，回到母亲的摊上，每每总免不了一顿臭骂。
小人书摊上的漫画书不多，我腻歪了，开始看一些其它杂书，好多字我不认识，像“鳌、獒、鲢、鲫”只认识一半，权当作“鱼、犬、连、即”来读。一次，我在摊上捧了本书翻，看得似懂非懂，一个戴方框眼镜的大伯莫名盯了我好半晌，蹲过来指着书道：“碎娃娃，你会看书么？”
“会看，怎么不会？”
“那你讲讲，里面的人都在说啥？”
“讲做好事和做坏事嘞，里面有卖梨的、卖饼的，还有偷人的。”
中年人听了这话，站起来看了我一圈，一把抽出我手里那本厚书丢向远处，尔后翻出一本印了《弟子规》和《千字文》的儿童小册书递给我，也不说话，转过身走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本厚书叫做《金瓶梅》。
摊主天天盯贼一样防着我和其他穷酸毛头小鬼，我们一蹲到摊前，他就会放下手里端的大号塑料茶杯。这时候，他不再是乐呵呵的乌龟老头，老花镜上推，秒变巡视群贼的秃鹫。其实也怪不得他，那会儿人穷，街面上小偷小摸不少，好多山里孩子没人管教，三五成群游混街头，小学生一派，初中生一派，校服绑在腰上，内搭袖子撸上去，有钱的染个黄毛，没钱的也要沾凉水梳个背头，简直比陈小春演的山鸡还山鸡。
我挺怵他们的，几条街上的小买卖人也是。他们流转在各个摊位上，我经常瞧见一些男店主揪住这些山鸡的衣领，拽下脖颈上的红领巾反绑住他们的手，扬起手啪啪几掌。一下、两下，我还跟着店主唾弃他们，可数多了，心里就无端涌起悲伤来——这些孩子与我年纪相仿，一身衣服邋遢破烂，脸上一道道红指印，蜈蚣一般盘虬。
“有爹下种没爹管教的哈种（方言，坏种）！”男店主举起一包牛筋辣条，朝四周的人展示。
“你妈呢？打电话叫你妈来，你哪个学校的？手别挡，我看，呵——原来是XX小学的，你们老师上课教你偷东西了，还是说你考试考怎么当贼？怎么害人！走走走，叫家长、叫老师去！不去？不去咱就上派出所，我今天非要扒下你的皮不可。”
那孩子鸡仔一样被男店主拎在手里，他哭叫，嘴里大喊：“爸爸，爷爷，求求你，求求你，我不去。”他扳着门框，男店主往外一拖，他两只手就拼了命地朝周围抓去，一个买东西的女人被他抓住裤腿，吓得大叫一声，一脚踩过去挣脱了，朝他手上吐痰。
那两包赃物合计也就两块钱，男店主抓在手里当鞭子一样甩在孩子脸上。因为撕扯得厉害，孩子的校服裤子忽地扯落至脚踝，破了洞的灰色内裤暴露无遗，顿时周围一阵哄堂大笑。而那被拖压在地的孩子突然从地上反卷过身，两只手扯住校裤两头蜷起腰，从人群中寻了一条缝冲了出去，徒留店主的谩骂和众人的笑声。
我没有笑，看着那个远跑的身影，怎么也笑不出来。
2010年，父亲换了新手机，也换了新的手机套，棕黄色的假皮革套紧紧拴在裤腰带上，和钥匙串一起挂在右侧。每次他干活弯腰或是往三轮车驾驶座上跨的时候，新手机明晃晃的，母亲逢看见都要提醒他小心遭贼，可父亲总怪她多嘴。那时候的父亲年轻气盛，开着拉货的油三轮就像驾驶着一辆坦克，脸上尽是意气风发。
我和姐姐都想瞅瞅这新玩意儿。之前的手机也没什么牌子，都叫小灵通，但这次的明显与众不同，不仅大了一圈，显示屏还是彩色的。姐姐偷偷告诉我：父亲的手机能“登扣扣”。
“登扣扣”？那是什么？姐姐看我一脸茫然，拿笔在作业本上写下：“QQ”。
不过，我依然不懂这是个啥。姐姐不再解释了，转而想法子搞父亲的手机去了。
后两年，父亲常满屋子地找手机，找不到就逮住我俩审讯，有时候我是狡辩，有时候我是真冤枉，有时候抑或是出卖盟友甩锅姐姐。次数多了免不了挨揍，姐姐脾气暴躁，我性格懦弱，屋里屋外都被压着打。但我不服输，每当姐姐被父亲收拾完、转而来收拾我的时候，我就把自个儿想象成学校走廊伟人画像里的烈士。一劫渡完，我重整旗鼓，又像狗汉奸一般贴上姐姐，围着她哈舌头打转。
虽然依旧不懂姐姐说的“扣扣”或者“秋秋”是个啥，但我知道那是上网的意思。我喜欢上网。父亲的新“小灵通”好玩多了，除了《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还有《打地鼠》和《黑白棋》，甚至还有一个警察抓小偷的游戏——《涂鸦地带》。
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被游戏障目呢？就像姐姐，我总觉得她背着我在玩一些更好玩的东西，一些我还没有在“小灵通”里发现的隐秘地带。
一次，我在家里的豆腐房干活，好半天看不到姐姐的身影，父亲急躁起来，派我去院里搜查。我领命，幸灾乐祸地在各个房间穿梭，厨房、厕所、堂屋，最终在堆黄豆的杂货房里逮捕了她。
姐姐正窝在黄豆袋子上，舒舒服服地看手机。我从后面悄悄摸上去，伸长脖子越过她的后脑勺窥探——这回屏幕上的字我都认识了，是小说，我从未看过的一种类型。很快，我忘记了抓姐姐的初衷，被小字抓住心神，沉浸了进去。
父亲久久不见我回报，心生疑惑，亲自翻找到杂货房，一声怒骂将我俩惊醒，姐姐转过头看见我的鼻子，又是一惊。接着父亲的巴掌落下来了，我挨了两下，姐姐就一下。我委屈地胡乱骂人，父亲又一巴掌扇来，这下我老老实实闭上嘴，想哭但不敢出声，打黄豆袋子发泄。
父亲马上斥骂：“哈种，黄豆袋子打破了，抽你！”
我立马收手，追着姐姐要讨回来。哪知姐姐翻过身梆梆两拳，彻底给我打懵了，后我俩老老实实回豆腐房干活去了。
自那天起，我终于打通了“小灵通”的隐秘地带，也开始想方设法地偷手机，只为了能再次看到那种奇妙的、令人上瘾的小说。姐姐告诉我，那些叫网络玄幻小说，挨打那天看到的是《斗破苍穹》。《金瓶梅》我看得似懂非懂，但玄幻小说一沾就上瘾了，每天都在琢磨怎么偷手机，为此，挨揍与日俱增。
也是自那天起，我大概懂得了“网络”的意思——只用一部“小灵通”，就能找到比小书摊上多得多、奇奇怪怪的小说；只要一方小小的显示屏，就能进入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世界。那个小屏幕里的东西把我冲击得七零八落，小小的文字竟然会有这么巨大的魔力，能让我笑、能让我哭、能让我魂不守舍、能让我血脉偾张。
但是三个蓝色的小点绊住了我的脚，翻页时总需要等待，我不懂为什么有时候畅行无阻，有时候死活跳转不了。姐姐说这跟网络信号有关，手机是靠信号塔连接网络，信号塔就建在咱们县的山顶上，站得越高，离信号塔越近，网就越好。
于是，每当蓝色小点开始打转，我就会搬把凳子踩上去，然后胳膊高举，如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直至酸痛难忍，换手、甩胳膊、再换手、再甩。循环往复，我焦急地查看那三个小蓝点有什么变化，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什么变化都没有，该死的破网！我脑子开始出神，想起从书摊上的《读者》里看来的一句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说得真对，“萧炎要晋升大斗师了”，怎么就断网了，我着急啊，我急不可耐，我痛苦得要死。
姐姐眼泪都快笑出来了，我问她：“你笑啥？你是不是骗我？怎么举半天一点用都没有？”
姐姐立马换上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斩钉截铁道：“不可能。一定是你站得太低了。你傻啊，站在屋子里有什么用？上面有房顶，给你屏蔽信号着哩。去，把椅子搬到院子里站着去。”
我觉得她说得有理。外面在下雨，姐姐好心递来一把伞，我扛着板凳夹着伞，走到院子中间摆好踩上去，一手举“小灵通”一手举伞，仰头望天。
姐姐笑声更甚，我问她怎么了，她摆摆手说没事，雨太大溅到她脸上了。
父亲更换过三个“小灵通”，而我读了五年网络小说。南派三叔、天下霸唱、天蚕土豆、唐家三少……这些网名“鬼火”的写作者，让我头一遭知道原来小说可以写成这样。记得学到“漫卷诗书喜欲狂”这句诗时，我激动地拿红墨水笔圈住，在旁边写上：“我懂，我懂！！！”还拿黑色圆珠笔描了花边，借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在按键手机、2G网络和大运摩托一起风驰县城的年代，我和姐姐经常在晚上挤在一个土炕上，趴在一个枕头上头抵头看这些网络小说。姐姐看书速度太快，总是我刚看到一半，她就着急翻页，为此我俩没少斗嘴。好几次，我俩晚上偷了手机，父亲会猫在门口突击检查，抓包是经常，逃过是侥幸——其实哪有什么侥幸，都是父亲的纵容。
多番斗智斗勇之下，我们的偷技和父亲的藏技都节节高升，好几次我铩羽而归后，只能派出姐姐，她脑子活泛，每每出马必然是满载而归。所以“小灵通”的操作使用权被她独揽，我只能在一旁蹭看。迷上《盗墓笔记》那段时间，为了每天都能看上几章，我还得卑躬屈膝地为她端茶倒水，任凭差遣。等到看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句词，我再次摆出红墨水笔、黑色圆珠笔，写下“我懂！我懂！！！”去暗暗反抗。
其间滋味，现在想来也让人唏嘘。
姐姐大我三岁，早一步跟上时代潮流，和同学一起混迹网吧，成为众多家长学生口中的“哈种”。她初中考入冀城的一所重点中学，学校离家不远不近，上下学要经过一条七拐八拐的小巷，穿过车来车往的外大街。小巷周围是冀城老居民区，临街巷口除了诸多商店外，街对面就开着一家网吧，无论何时都是人满为患。
一次，我又在巷口等她放学，眼见蓝色校服一个个从身旁经过，却始终等她不来，人群里一头黄发的橙子看见了我，喊道：“静静小弟，你又来等你姐啦？你姐上网去了。走，我带你找她去。”
橙子是姐姐的好友，妥妥的不良少女，一头黄毛被老师惨批过不知几何。偶尔我也看见她手里夹根烟和一群贼丑的男生站在巷口谈笑风生。但是有一说一，橙子对我不错，她请我吃雪糕、不笑话我穿姐姐的女式袜子，就是好人，大大的好人。
因此，母亲总骂我和姐姐没脑筋，和坏学生钻一起，总有一天也要变坏。我不同意这话，狐朋狗友们和我一样学习成绩差、家庭条件差，大家都是泥腿子，谁也没法笑话谁。学校老师也看不惯，骂我们烂棋子一篓，臭味相投。话说回来，大家都不傻，谁会愿意和差生待在一起呢——阶级和圈子从小就有，家境好、学习好、受老师待见的，很自然地凑作堆，而成绩平凡、农村家庭、被老师嫌弃的，也会识趣地不去打扰人家。
在冀城，网吧几乎等同于吸毒犯罪，无论学校内外，大家都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出入网吧的人。在学生中间，也常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网吧奇闻，黑社会、小姐、打架、招嫖……虽然耳畔飘着诸多小道消息，师长们不断恐吓着我们，可大家依旧对出入网吧的人心生艳羡。网吧，这个集中了全县最多的高科技产品、连接外面广阔世界的地方，成为我们那一代学生心中的秘境。
我第一次走进不良少年们的集聚地，迎来的却是失望——根本没有传闻中的香艳场景，反而是浓烈的臭脚丫子味混着呛鼻的烟味，那烟甚至比土灶的烟还大，都快成固态了。我和橙子好不容易才找到姐姐，见她将书包甩在一旁，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十根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通盲打。
姐姐正在玩《QQ炫舞》，结束一局游戏后，她开始教我怎么进入商城给人物买衣服、买首饰、换发型、换皮肤，讲解如何和QQ好友互动，在虚拟舞厅来一场炸裂全场的双人舞。她把耳机戴在我头上，耳机里是当时大火的许嵩的《素颜》。我听着歌，看姐姐在键盘上一顿疯狂操作，虚拟人物做出一个个指定动作。一曲终了，全场第一。然后，她摘下我的耳机说：“拿两块钱，去前台找管理员给我再续一个小时，我的机号是……”
2012年的县城网吧，女生《QQ炫舞》，男生《穿越火线》，电脑一天二十四小时运作，为了防止主机过热，老板还会在主机上放了一瓶冻实的矿泉水来降温。那天姐姐还说：“来，我帮你申请一个QQ号，你想想密码。”
自此，我拥有了一个QQ号，拿到了一把通往虚拟世界的钥匙。
2014年，我读初二，班里一个女生有一个笔记本，正面用来抄歌词，反面用来记录大家的QQ号和网名。她极其认真，每个人的姓名、QQ号与网名逐个对应，字典一样。谁要是变更网名，也会找到她，要求她将旧网名划掉，记录上新名称。我一直想不通，她既然有此等意志力，为什么回回和我们几个混小子挤在一起赶工抄作业？
我的第一个QQ网名已经记不清了，相比其他人“葬爱家族式”的网名，我的网名就是一股文艺小清新。当然，班里同学也有网名起得非常攒劲的，有两个我至今无法忘掉，一个是“蹲在坟头唱征服”，一个是“谢江江给爷打飞机”。他俩本人也是我班的卧龙凤雏，常年盘踞在教室最后一排，公认的捣蛋分子。
谢江江是我中学班主任，他体罚手段颇为厉害，教室卫生角常年立着一根六公分宽、一米长的木板——那是打我们的戒尺。谢江江最喜欢用那板子抽打学生手心或者大腿，与别的老师直上直下不同，他都是甩开膀子抡圆了打。班里七十多号学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没有尝过这滋味。
一次谢江江逮到了一对早恋的同学，李凯华和王丽，专门开了班会来整治他们。谢江江把两人叫上讲台，将搜出来的几张情书发给他们，然后要求两人分别大声朗读。
大扫除后的教室一尘不染，整个教室安静到死寂，全班同学低下头噤若寒蝉，生怕弄出一丁点声响。谢江江歪靠在讲台上，拿板子指着李凯华，催促他：“赶紧，别浪费时间！”
李凯华垂头丧气，我往讲台上偷瞄，他和王丽低垂脑袋后脖颈凸起的隆椎棘突像绞刑架一样高耸，我一边害怕一边滑稽想笑。
“慎微，上来！”谢江江点了我名，同学们纷纷抬头。
“你刚才在做什么？”
“没干什么。”我刚说完，面前扫过一阵恶风，谢江江突然抓住我头发，将我的头往天花板一拽，一个耳光在教室炸响。
“我X你妈，你两只眼睛刚才往哪看？”
“不愿意？有意见你去找校长，把我这个班主任撤了，你来当！”
我不说话，拿眼睛瞪他。
“你牛什么？”谢江江朝我右脸来了一巴掌，“我问你牛什么？”他拽着我的衣领往教室门口墙上撞，因为位置狭小，我被第一排的桌角撞到了腰窝，顿时疼出泪来，讲台下的目光更是让我无地自容。太阳穴两侧有热血往脑袋顶上涌，那一瞬间我愤怒到想死。
然后，谢江江突然放开我，转身扇了李凯华一个大嘴巴子，暴躁道：“念！”
李凯华屈服了，开始念起那封皱巴巴的情书：“展信佳：王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到你，还记得星期一的早上，江江（小声）让你和王东东换座位……”
“死了吗？大声点！”谢江江骂道。
“江江让你和王东东换座位，我很开心，他终于做了件人事。你不知道，其实我早就想和你坐一起了。之前分值日表的时候，我们分到了一个组，每次和你一起打扫卫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想要是能天天打扫卫生就好了，就能和你多待一会儿。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喜欢你了……”
王丽听李凯华一边读一边哭，再也忍不住，将情书揉成团捏在手心从后门跑了出去。教室里没人敢动，大家坐在位置上，定定地看着。
从那天起，我将网名改成了“谢江江你X了个X”。整个中学时代，我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青春美好，课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小人书，向往着书里提到的每一个地名，憧憬着逃离学校，逃离冀城。
这时候的冀城在我眼里小得可怜，我骑着自行车满城晃荡，一条街一条街地骑，仿佛一只想冲破蛋壳的雏鸡。闲书一本本磊起，像一把梯子，我真想踩着这把梯子，像小学时踩着板凳一样，寻找山顶的信号。
站得再高点，或许真如姐姐所说，就能连接到外面的信号了呢？
初中三年，虽然我开始熟悉网络，但是上网是没有条件的。小书摊和报刊亭，还有一个大众书店，依旧是我的精神食堂。当时，母亲每天早上给我三元早餐钱，我全攒起来买书，买的最多的是《读者》和《知音漫客》。2014年，《读者》四块一本，《知音漫客》六块一本，一个半月刊，一个周刊，我雷打不动地买了四年。这些杂志上有许多群号和笔友交友的QQ号，作为一个小镇文艺青年，我自然不能错过这种时尚，QQ好友列表里全是全国各地的同龄漫友书友。
我经常偷父母的手机聊QQ，当然，他们的手机还是键盘机，虽然可以上QQ，不过看不到好友空间和动态。当时的手机一般配两个及以上的电池，所以要用到万能充电器，使用时需要把电池拆卸下来看好正负极，卡准充电器的金属片，万能充上有信号灯，红色一直亮代表电池松动，红灯闪烁是正在充电，绿灯亮起是充电完成。
母亲是个急性子，老是卡不准，充电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我头上，我会偶尔故意卡不准电池板，她第二天出摊没电，就只能把手机扔在家里，我阴谋得逞，登上QQ和书友漫友群友大杀四方。因为看的书多，我每次讨论都能独占鳌头，一时间溢美之词满屏乱飞。
这些来自陌生人的肯定，给我灰暗的中学时代打开了一个缝隙。我喜欢这种虚拟的快乐，它让我觉得自己真实存在，而不是教室后排的一个影子、老师皱眉的存在、毫无尊严乞求施暴者住手的垃圾。我被时代搭救，在虚拟和现实的光影中，我藏身黑暗侍奉光明。
2015年，县城墙上刷上了新的标语：“看1G，玩2G，畅3G”。
我初中毕业，混上本地一所末流高中，用积攒一年多的钱买下第一部智能手机，从此告别偷手机玩的旧时代，迎来偷玩手机的新时代。
新手机能进入QQ空间了，刷好友的说说、动态，好友列表成员更多，APP也越装越多。一个广阔的网络世界，在县城少年面前徐徐展开，我蒙着眼跃入其中，不管它是什么泥泞沼泽还是阳光沙滩，我只想自由快活。
不过，快活是需要流量的。我经济拮据，经常拿着手机去移动营业厅门口蹭网。电影、小说、音乐，统统先下载到手机里。为了提高储存量，我又买了一张SD卡，但是可能买到假货了，老是损坏，下载的东西经常过一段时间就打不开了。
为此我没少鼓捣手机，可囊中羞涩换不了新设备，也因祸得福，大部分时间还是沉浸在闲书上，也开始在网上试着写些东西，诗歌、散文、不是小说的小说。
一般，我会先在纸上打草稿，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发去QQ空间。由此，收获了九宫格输入法“无敌金手指”的美名，也招徕了一些爱好文学的好友。
真正的改变是我的，是一篇诗歌被刊登在《读者·原创版》上，随着样刊一起到来的，还有二百四十六元的稿费——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起点。
说句老实话，当时我一整个礼拜人都是晕晕乎乎的——当年我家豆腐房的水豆腐一斤两块，刨去人力水电成本，一斤豆腐顶多赚八毛。二百四十六元，我妈得泡多少斤黄豆，在锅炉边熬多长时间，在严寒酷暑的街头招呼多久呢？
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它将我从鸡零狗碎的劳动中、从灰暗阴霾的学习中解脱出来，不仅提供了精神避难所，还有物质奖励。我从来没想过那些写在草稿纸上乱七八糟的字，某天会变成铅字出现在一本带着油墨香的杂志上，而那个在泥潭里挣扎的少年，抓着稻草摇摇晃晃地爬上岸了。
那一天，我感觉自己奋力挺直胳膊端举的“小灵通”，上面的蓝色信号光点似乎变得更明亮了。
我将喜事偷偷告诉了姐姐，姐姐很欣喜，又告诉了父亲。上高中后，父子关系踩在了钢丝绳上，爷俩一起干活时经常斗气，有时会升级为肢体冲突。一个周末，我照例在豆腐房磨黄豆，父亲突然问这事，先是问我挣了多少钱，又告诫我少看些小人书。我一直默默听着，不作声。父亲忽然说：“也就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过去，读书人第一件事就是看字，字写得差，文章写得再好也是白瞎。你是走运了，就你那字，歪歪扭扭猫抓狗刨，怎么可能会被人家看上呢？”
这话像一把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庆幸，如果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出头的机会。开家长会时，我躲在教室门外，听老师依次喊着成绩前十名的家长上台领取奖状，然后是班干部家长，三好学生、先进学生、进步最快前十名的家长，但始终没有我的家长。父亲矮小的个头、肥厚的身子，眼睛巴巴望着，坐在小小的板凳上，身后就是湿淋淋、臭烘烘的扫把、拖布、垃圾桶。他坐在那，低着头，和周围家长尴笑，和我坐在那儿低着头不敢看其他同学一模一样。
幸好我有姐姐，第一篇诗歌刊发后她就不断鼓励我，坚信我和别人不一样——即使我沉默寡言、即使我成绩倒数。姐姐活泼、刚强，成绩永远在前三名，我也曾经郁闷，觉得是母亲生姐姐时将智慧给了她一大半，只给我留了一点点。所以她发自内心的信任和鼓励，对我的作用很大。
二十岁前，我被冀城笼罩，在里面徒劳地撞墙，我厌恶生活的苦、厌恶指指点点、厌恶去学校、厌恶去摆摊。我急需做一件事，将我从这种碰撞里彻底拔出来——所以，我开始用手机写小说。
2016年，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投稿信息，当时微信和公众号这种时髦产物还没抵达冀城，QQ里的书友们倒是经常提起《萌芽》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与这本杂志一起提起的，往往还有两个人名：韩寒和郭敬明。
五月中旬，我决定投稿。稿子照例先写在草稿纸上，然后工工整整地誊写好。米淘洗好了，我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参加大赛得有报名登记表，而报名表在《萌芽》杂志上，我跑遍冀城所有的报刊亭和书摊，竟然没找到一本。书摊老板告诉我：“这种文学杂志你得往大城市找，咱们这样的小地方，没人进这种货，不值钱。”
从县城去市里的单程票要二十元，来回将近三个小时。我打定主意，星期天一早就去班车站搭车，然后去市里的报刊亭碰碰运气。我记得自己当时背了个书包，书包里装着一大瓶开水、一袋母亲烙的洋芋馍馍。我上了一辆臭烘烘的破烂依维柯，到了市汽车站，出去跟只无头苍蝇似的乱撞。
中午，炎热的街面上没有多少行人，摆水果摊的小贩倚着遮阳伞昏昏欲睡，我还是没有找到《萌芽》杂志。我靠在被树荫遮蔽的街角，一手拿馍一手端水，把吃的往肚子里送。手机快没电了，我查完附近的书店和报刊亭的位置后就关了机。因为怕被偷，我用装馍的塑料袋将手机包好，藏在书包的夹层中。
吃饱喝足犯困，我索性蹲下来眯觉。柳树枝被风一吹簌簌地掉，一只青虫落在了我的头发上，我将它拿下来放在脚边。太阳逐渐往西偏移，马路上被蒸出一层水汽，空气像海浪般起伏。我不知道真正的海浪翻滚是什么样的，读父亲口中那些没用的、祸害人的闲书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海的描写。我想，读到这些片段的时候，我就在看海了，看脑子里波涛汹涌的海。
夜幕时分，赶最后一趟班车回县城的我，肚子干瘪，背着空荡荡的书包在街道上奔跑。人行道上满是吃完晚饭散步的人，牵着手拉着狗慢悠悠地享受五月的晚风，他们脸上的闲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从未在摆地摊的母亲或者在豆腐房的父亲脸上看见过同样的表情。
在市里跑了一天，我还是没有找到《萌芽》，没办法寄出辛辛苦苦写的小说。我感觉自己要和那座遥远的信号塔失去联系了。我登上QQ，向群里的书友们求助，一个书友说：“你可真傻，杂志后面有期刊号，你去网上搜搜不就知道啦？拿着期刊号去邮局订，多么简单的事儿！”
隔了一个月，我订阅的杂志到了，补上报名表后，我又第一时间寄出了稿件的挂号信。然后，我开始期待回信，憧憬着在某天上课时接到电话。我等待、期盼、心急如焚、心如死灰，时间一点点过去，稿子石沉大海。
十月，我不再盼望远方的回音，生活变回了老样子，在一摞书墙后，我盼望着荒芜的青春早日消耗殆尽。
就在此时，命运神来一笔。
那时学生之间正流行一款拍照搜题的APP——小猿搜题。对于末流高中的我们来讲，这几乎就是写作业神器。
2016年，中国教培行业生机勃勃，在冀城这样教育资源极端匮乏落后的地区，这个APP显得格外亮眼。当时，小猿搜题举办了一次作文大赛，大赛的具体要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首奖是十万元，而且有机会去北京参加现场决赛，主办方包差旅食宿费用。
我不奢望巨额奖金，注意力全在“去北京”上。那段时间我渴望逃离、渴望走出学校、走出冀城。北京，首都，新闻联播上听过，具体什么样呢？我开始迷迷糊糊地写，一字一句地用手机敲下文章。我那部手机大概是电池板不行了，待机时间极短，隔一个小时就得充一次电。没法，我只好打一会儿充一会儿，好歹是完成了。
初赛名单里有我的名字，那一刻，我获得了久违的喜悦。反复确认后，终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将手机拿给姐姐看。姐姐比我兴奋得多，眼神里冒光。我开心极了，不过还得参加第二轮“导师命题”的复赛，获得前十，才能去北京参加决赛。我不敢心存侥幸了，升级了设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网吧包夜。
当年教育局和学校抓得很严，教导主任多次在升旗讲话的时候发狠，说谁要被他抓到上网，一律开除处理。所以，网吧包夜的事情我只敢跟姐姐说，央求她给我打掩护，姐姐答应得痛快，还提出与我同行。
十一月中旬，秋风萧瑟，我俩偷偷摸出家门，踩着一路月光，沿灌渠近道向网吧挺进。母亲觉轻，为了防止开门声惊醒她，我用口香糖粘住铁门锁销口，轻轻掩好房门后，这才放心走掉。一路上，我俩都很兴奋，我兴奋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包夜上网，参加比赛；姐姐兴奋是因为她正在与死党竞争《QQ飞车》的游戏等级，她可以在游戏里升级了。
到了地方，找网管交费，一个人八块，从晚上十点到次日早上八点。我们进去时快十二点了，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稿纸准备敲字，但是又遇上了拦路虎——九宫格拼音打字我是炉火纯青，但二十六键的键盘，我只会“一指禅”呐，我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艰难拼写。
网吧包夜的人不少，看不到几张空位，都是初高中生，只有零星的社会人围在一台电脑前抽烟、打游戏、唠黄嗑。空气里照例弥漫着浓烈的烟味和游戏的厮杀声，只有我像个怪胎一样，对着五页稿纸，用两根食指生涩地敲击键盘。偶尔有上厕所的游戏少年经过我身旁，被我这不合时宜的举动吸引驻足，然后一边咧开牙缝吸气一边奇怪地盯着我看：“怪事，网吧里还生出个作家。”
我装作没听见，全然不顾这些声音。那天晚上，在那个小小的网吧里，我盯着电脑显示器，用一块键盘、两根指头架起了一座看不见的桥。我听到自己年轻有力的心跳，想起了谢江江的巴掌声，黄豆机碾碎黄豆的声音。电脑右下角的信号图标是满格的，我思索，山顶上的信号塔开始连接另一个世界了，我正在去往新世界的路上。
时至今日，我依然会想起，在周围一圈狐朋狗友纷纷化身网瘾少年通宵达旦去网吧包夜逃早课的情况下，我却因为手笨玩不转键盘、《穿越火线》的瞄准镜、《QQ飞车》的氮气出弯而被无情抛弃。哪怕我每次都为他们的逃课打掩护，但依旧免不了被耻笑。一个差生连游戏都不会打，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男生之间谈论最多的就是网游，我没法加入，时间一长自然被疏远。
所幸，我并不会感觉无聊，那些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故事能填满我所有的空闲。等待决赛名单公布的那段时间，我依旧靠着闲书打发每一节课。
出名单的日子是周末，正好赶上读大学的姐姐回家。我没想到自己真的会入围，怀着一种难言的激动，将手机拿给姐姐。姐姐开心极了，说一定要拿给母亲看：“想想，北京！你要去北京了！这是多大的好事，谁能想得到？走，我们现在就去街上帮妈收摊。”
姐姐拉着我就往母亲摆摊的地方走，第一次我感觉这条路这样轻松。以往跟母亲出摊或者收摊的时候，我需要蹬人力三轮车或是在车屁股后面推车，而且总能碰上同班的女同学。在我家那条老街上，做邻居的小学初中同学不少，他们都考上了很好的高中，每次遇见母亲都温和地打招呼，但是一错过身，母亲就教育我：“看看老李家的姑娘，小学你们一个班，可人家的孩子争气，考上了县一中。我生的孩子是个肉疙瘩，还要他妈花钱往沙坝河中学说。”
我听了这话，只能头腰弯得低低的。母亲看见又会说：“一说你，你就把头埋进裤裆，没出息！”
我恼羞成怒，把三轮车蹬得飞起，恨不得当飞机开。可没法，一条街上的邻居，青春期的孩子，自尊心长得比个头都快，曾经的女同学们，现下个个青春洋溢、光鲜靓丽，而我一身臭汗地蹬着三轮。
出发去北京前两周，我在决赛的QQ群里先认识了全国各地的选手。我在群里相当活跃，因为差生的时间总是要多一些的。我们经常讨论某个作家的某本书，如果讨论的书我没读过，我立马上网搜免费的资源，囫囵吞枣地狂读，有时候没读完就又跑到群里叨叨。
那时，我和云南的晓雪互动最为密切。我俩经常聊一些文艺作品，也聊家庭和青春烦恼，十六七的少男少女脑子里天马行空，各种奇思妙想。
去北京的日子很快到了，火车、动车、飞机，我坐了三个“人生第一次”，从早转到晚，穿着父亲为我置办的新衣，带上母亲为我准备的干粮。就这样来到了离家一千六百公里外的首都。
父亲说：“出门在外，先敬罗衣后敬人，要穿得新点才行。”
母亲说：“穷家富路，被往出来拿，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家的狗窝，出去凡事要小心。”
姐姐说：“去吧，好好玩。”
到了北京，这些都被我抛到脑后，从上飞机到落地，真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第一晚，我见到了许许多多之前在QQ群里聊得火热的好友，盐城的惠平、湖州的越洋、池州的小陈、海南的媛敬，当然还有昆明的晓雪。我们热热闹闹的一群人，在北京凌晨的大街上谈天说地，聊小说、北京的天气、家乡的景物风俗，聊明天的现场比赛。这些同龄的少年，身上有一种流动的光彩，是一种我从未有过的蓬勃朝气，混迹其中，我仿佛也沐浴了这片光彩。
小陈和我并排走，转过头问我：“你知道玛莎拉蒂吗？”
我诚实地摇摇头。
“你看《红楼梦》，写‘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觉得现代的女人用车比喻更好。你懂车吗？”
“怎么个说法？”
“有的女人像玛莎拉蒂，有的女人像一汽大众，还有的女人像五菱宏光。不仅是外表身材，更是命像。有些人天生就是好车，穿金戴银，生来就不凡，有的就是劳苦命咯，和五菱宏光一样，天天拉货，一身灰土。”
我立马就联想到了母亲，我想她应该是一辆人力三轮车，而且正在爬上坡，要吱呀吱呀拼命蹬。每次母亲收完摊，我蹬车回家都要经过一段长长的上坡路，三轮车发出刺耳的响动，母亲就会骂我是条赶命的鬼，让我紧着车子。夜里母亲躺在炕上，她快断掉的腰、抬不起的胳膊、浮肿的腿，也跟老三轮一样吱呀吱呀地声唤，她一叫，我就知道她身体里的螺丝快松了，赶紧给她找药、端水。她吃的药足足一把，五六七八个小药瓶、铝箔药板，她一仰头，一抿水，一把药进了肚。
很多个夜晚，当黑夜罩在身上，我侧躺在床，听着母亲像婴儿一样咒骂疼痛，我就无端恐惧——如果她身体里的螺母突然滑丝，我要怎么办？
在北京，我接着经历了更多的第一次，住酒店、看电影、吃北京烤鸭，可以在明亮的房间里不用害臊、不用遮掩地谈论看闲书和写小说。
当然，首奖与我无缘，但是颁奖礼，那十万块交到别的选手手里时，也给我了极大的震撼——只需要花三个小时写出一篇作文，就能挣这么多钱。导师们在台上说了很多话，但是当时我一句都没听进去，脑子里始终在换算一个底层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和一篇文章的价值。我想起许多场景，家里豆腐房的热气腾腾，父母为五毛钱的利讨价还价，谢江江罚站我们没带书本费……越来越多，“吧嗒”一声，一滴泪掉在手背。
我吓坏了，赶紧把头低下。
北京饭店里的烤鸭两百四十元一只，我手里拿着筷子，想的却是冀城十字路口窄小商铺里的“果木烤鸭”，二十元一只。“命如浮草，身如鸭。”回老家的飞机上，我在餐巾纸上写下这句话。三天的“桃花源”体验卡到期，回去后，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什么都不会改变。
写作，这是个窗明几净的词语，背后是文学、是文艺，是绿色桌布上滔滔不绝的嘴，是白腻腻的拿笔和稿的手。我借着互联网的梯子爬上写作的窗户，我明白自己是扒在窗台向里张望的人。文学没有阶级，但写字的人是有的，有些人要被生活里的泥泞、铁丝、锅铲碗筷绊住脚。
幼年时，我踩着板凳举着小灵通在院子里搜寻的信号，在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我真的成功连接上了，借着那发散蓝光的信号点，我从西北的石滩走到北京，现在又走回来。姐姐说得果然没错，信号塔确实在山顶，只需要举得再高、再长一点。
我主动结束了在网络上到处聊QQ和看网络小说的日子。见过了网络另一头的世界，我越发想要走出冀城、走出囹圄大山。我开始把屁股扎在教室板凳上和数理化较劲。当然，我清楚自己几斤几两，靠写作吃饭在那个阶段是万万不可能的。考个好分数，读所像样的大学，毕业后找份可以糊口不用下苦力的工作，就足够了。
比赛回来后，聊天小群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活跃，直到这赛事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网页。这个跻身网络偏僻角落的小小世界，是容纳四方江湖客的龙门客栈，我们在这里聚散，键盘上四指纷飞、谈笑鸿儒。
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下的快乐，其实不是开端，而是青春的终结。
到今天，七年过去，曾经在网络上高谈阔论文学的少年们，早已步入职场开始下一站人生。QQ群还在，只是大家的冒泡频率基本以年为单位，群里的聊天记录也保持在了两年前。我早已不用QQ，将社交重心转移到微信，但那些沉默的人和沉默的聊天列表也没舍得删。我想，那些灰色头像总有一天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再次跳动起来。
我了解朋友现状的途径和方式也与以往不同，微信朋友圈代替了聊天框，偶尔的动态、点赞成了一种新的打招呼方式。海南的媛敬在攻读法学硕士；湖州的越洋从英国留学归来开启了新事业；池州的小陈踏进了体制，越发“厅里厅气”；盐城的惠平还在读书，越发美丽动人；而晓雪，在不久前举办了婚礼，获得了新的人生体验卡。
大家纷纷在生活的热气中翻滚，我问晓雪：还在写作吗？晓雪说，她仍然坚持读书，但是已经不再写长段成章的文字，更多的是随笔，“大家都在往前，我没办法，我退无可退”。
我被这话击中——中学时代八百字的作文方格纸，她写两千字都喊不过瘾、不够写。她有很多的话想要对世界大声宣告，有很多想法想表达、想被看见、想被认可。而现在，所有的苦乐都在一笑中泯过。和她一样，生活中最可怕的不是重锤，而是拧毛巾，一点点的，我们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被生活的得意和失意拧尽青春。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七年前，我们在北京的大街上畅想十年之后的自己，没想到这么遥远的路程，竟然走得这么快。今天，小灵通早就成了历史，ChatGPT成了时代最新风向标。我偷父亲手机上网时读到一本科幻小说，里面写人类的脑袋以后会有一个像手机充电口似的接口，用来插芯片或者连接计算机——现在这已经不是科幻了。我用MP3插有线耳机听崔健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时候，冀城是永远的黄土、永远的十一站公交、永远的一眼到头。
可今天，世界是真的变了。网络变得太快了。前面的人在走，后面的脚印顷刻间覆上。
但纵使如此，走过的路是真的，鲜花和荆棘也是真的，生活不是“Ctrl+C”“Ctrl+V”，面对生活的键盘，不管是十指盲打还是“一指禅”，我们留下的每一笔、每一划，都会真实显现并记录保存。
我想，生活的意义或许就是不让自己的人生页面留下一页空白。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5 08: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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