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人们对于两宋的历史评价，向来有所谓“积贫积弱”之说。而之所以“积弱”，一个最重要的表现便是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在对外战争中总是屡屡被动，以致最后都被强大的游牧政权所灭。而当论及游牧政权相比于两宋的武力优势时，“骑兵克步兵”总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论点。换言之，两宋之所以“积弱”，就是因为骑兵不给力，不得不以步兵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政权军队的滚滚铁骑，这就导致了其在对外战争中的屡屡被动。
把宋军在对外战争中表现拉胯的原因，归结于缺乏骑兵和“步不敌骑”的军事常识，貌似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自古以来，以步胜骑的战例并不少见。从西汉李陵以五千步卒力挫匈奴八万骑兵，到宋武帝刘裕以却月阵大败北魏甲骑具装，可以说古代的战争实例中有足够的经验教训供宋军吸取以克制游牧政权的骑兵。而实际上，宋军亦不乏在绝对劣势中大破对手骑兵军团的战绩。所以，将宋军的拉胯简单归结于游牧政权的骑兵优势，看似有理，实则没有足够说服力。
那么，既然“步不敌骑”并不能成为两宋“积弱”的根源，那么导致两宋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被动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诚然，在冷兵器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便无法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正如《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那样：“在欧洲新式火器发明使用之前，游牧民族相对于各个农业文明中心，一直保持着因为骑兵而建立的军事优势。”可以说，作为人与马相结合的产物，骑兵特别是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战争形式和战争规则，影响了战争结果，进而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汉朝正是因为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部队，改变了以步兵为主的部队编制，才得以千里出击、大漠逐鹿，使匈奴发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位我嫁妇无颜色”的哀叹。而唐太宗则最喜选择敌阵的薄弱部位，亲率骑兵冲锋，一骑飞驰于前、数万骑兵紧随其后，所击之敌无不溃散的壮观场面，今日想来，怎不叫人神往！
但是，从古至今，还从没有过只靠一个兵种就包打天下的情况。尽管冷兵器时代，骑兵凭借强大的机动性与冲击力，足以对战役、战争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不过在东西方的古典军事智慧中，都总结出了大量以步兵克制骑兵的作战样式。也正因如此，许许多多武力上并不强大的文明得以在游牧政权的征服浪潮中幸存下来。在宋朝，很早就有人指出，步兵只要保持足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便不惧骑兵的冲击。
名臣宋琪曾向宋太祖进言：“开运中晋军掎戎，不曾奔散。三四年间，（辽军）无胜晋军之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明确指出后晋军队以步兵结成坚固的大阵，令辽军骑兵无可奈何。
而且五代至两宋，强弓劲弩的大量使用，更令步兵在面对骑兵时多了一个“杀手锏”。宋真宗时期的澶渊之战，大名府守将孙全照率军用特制的强弩“射人马洞彻重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南宋初年的和尚原之战，宋将吴玠以“神臂弓队”大败完颜宗弼（即大名鼎鼎的金兀术）数万大军，令宗弼身中两箭，险些丧命。这些实例，都足以说明辽、金强大的骑兵并不能对两宋步兵形成“辗轧”。
大家都熟知辽国的“铁林军”、西夏的“铁鹞子”等重甲骑兵，但却往往忽略了其还拥有“排头军”“步跋子”等精锐步兵，“山谷深险之处遇敌，则多用步跋子以为击刺掩袭之用”（《宋史·兵志》）。可见，与两宋并立的游牧政权并非只靠骑兵陷阵，他们同样注重在不同地形上使用不同兵种，以形成最优战力。而与宋军的长期交战，也使他们意识到了强弓劲弩的巨大威力，金、西夏等还专门效仿宋军，组建“神臂弓队”，并在日后成为其抗击蒙元大军的一张王牌。
正因为有合理的兵种配置，辽、金、西夏等军队相比于匈奴、柔然、突厥等传统游牧骑兵军队，不仅具有更强的战术灵活性，也拥有更多的战术选择。如宋琪便认为“（辽）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土风曳柴”（《宋史·宋琪传》），其战术复杂多变，令传承了五代遗风、习惯了两阵之间决胜负的宋初禁军很不适应。
而同样，但凡宋军在对外战争中出彩的战例，也无一例外都是在各兵种密切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战术的灵活多变。像崔翰、李继隆等人取得的满城大捷，杨业取得的雁门大捷，刘錡取得的顺昌大捷和岳飞取得的郾城、颖昌大捷，宋军基本是以步兵大阵和弓弩手配合，从正面扛住敌军猛攻，继而以精锐骑兵从侧后攻敌不备，最终大胜而还。在刘錡与岳飞的战例中，宋军还大胆以步骑混编的精兵从两翼迂回包抄，堪称是冷兵器时代具有大纵深作战影子的“钳形攻势”。
与两宋对峙的辽、金、西夏乃至蒙元，和与汉对峙的匈奴、与唐对峙的突厥不一样，它们不是那种松散的部落联盟，而是具有相当综合实力的帝国。
匈奴、突厥等游牧政权的经济、文化水平是难以和汉、唐相比的，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没有固定的势力范围，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也十分薄弱。有时候一场大雪或大旱，就可能使整个部族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他们即便能够在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一时占据主动，也往往会因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被汉、唐实现逆转。
然而辽金等国，它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疆域范围并不小于宋朝，在国家的发展建设上又吸取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经验，其经济社会水平远超之前的匈奴、突厥，有的地方甚至与宋不相上下。此外，两宋相比于它们，在军事科技上的领先程度，也不如汉对匈奴、唐对突厥那样明显。可以说，汉唐在装备上与对手有着“代差”。在汉军将士已经普遍使用铁制铠甲的时候，匈奴人还大量使用骨制箭头，这种箭头根本无法射穿汉军将士的铁甲。而得益于炒钢法的推广和普及，汉军骑兵所使用的环首大刀也要比匈奴的战刀锋利得多，故而当时有“一汉抵五胡”的说法。突厥虽然以善于冶铁而出名，但唐军以明光铠和陌刀为代表的一批划时代的武器装备，仍然是突厥无法望其项背的“杀手锏”。
然而两宋时，随着比炒钢法更为先进的灌钢法扩散传播，辽、金、西夏等国的武器锻造水平飞速提升。尤其是西夏，其独特的锻造方式，铸造出了号称当时“天下第一剑”的西夏剑，连宋朝的文武百官都以拥有一把西夏剑为荣。而且，西夏的铠甲也堪称“非劲弩不能入”——这些都说明了与两宋并立的政权们，其科技文明程度并不比宋朝逊色。反映到军事实力上，便是宋军无法像汉唐那样向其对手施以“降维打击”。
拿破仑曾经说过：“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永远是三比一。”冷兵器战争中，此话可谓至理名言。所谓精神，除去官兵士气昂扬、意志坚定，更要号令严密、进退有序，不惧牺牲、不达胜利誓不罢休。两宋由于文明程度较高，生活相对富足、安定，因此宋军将士们普遍珍惜生命、尊重生命。而辽、金等政权的军队，作为其主体的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官兵，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或者说是接触中原王朝的先进文明之前，往往生活在气候恶劣的苦寒之地。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与虎豹豺狼等凶狠的野兽搏斗，以便获取必要的食物（动物的肉）和衣物原材料（动物皮毛）。因此，其族中的男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学习骑马射箭，稍大一些就要跟着长辈们去与野兽做性命之搏。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官兵，不惧强敌、不怕死亡，一旦到了战场上，其精神属性自然要比惜命的宋军官兵强得多。而等这些民族接触了发达的文明、逐渐汉化之后，那种无视生命的强悍作风便在移风易俗之中悄然褪去，以至于本来骁武凭陵的将士们，在面对后起的游牧军队时变得不堪一击。辽败于金、金和西夏败于蒙古，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两宋在对外战争中的屡屡被动，绝不是一句“步不敌骑”那么简单。如果不能抛开这种肤浅的认识，就很难从更深层次的战略战役层面去深刻了解其本质原因。对于历史的认知若只是建立在“一物降一物”的“斗兽棋”模式的基础上，便会成为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辽史》《东都事略》
2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
3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4李蔚《简明西夏史》
5勒芬·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6利德尔·哈特《战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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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2-17 01: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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