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三年(617)七月,一支富有朝气的军队在晋阳誓师之后,直奔关中。他们自比义兵,檄文传遍了各地郡县,“尊隋”的口号喊得响亮,但志在天下的野心家都知道,又一股势力入局了。一日,这支“义军”的领袖——李渊,收到了一封来自瓦岗军的联络信。当时,李密杀了翟让,成为了瓦岗军的首领,他自恃兵强马壮,在信中写道:愿与李渊共灭隋室,自己则为盟主。看完信后,李渊对亲信说:“密夸诞不达天命,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瓦岗军与东都隋军相持不下,李渊就能乘虚入关,占据长安,恃关中之势凌天下群雄。记事参军温大雅为李渊写了回信,信中极力吹捧李密,推举其为天下之主:“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为谁!”李密得信之后,喜出望外,致力于攻略中原,李渊自然可以放心进兵关中了。温大雅亲眼见证了李渊将野心一步步变为现实的全过程。武德元年(618),李渊称帝,温大雅从一个小小的军府幕僚,变成了唐王朝的黄门侍郎。自己的两个弟弟温彦博、温大有也成为李唐的股肱之臣。李渊曾对他们兄弟说:我自晋阳崛起,多亏了你们温氏一门。李渊君臣走过的路,成为那个时代最波澜壮阔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人很难不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不是被天命眷顾,如何能创造这样一番事业呢!于是,温大雅创作了《大唐创业起居注》,将李渊从准备起兵到建唐称帝一共357天的史事都记录了下来,旨在告诉世人,乱世的出路只能是唐朝,天命主角只能是李渊。武德末年,温大雅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之争中,站在了李世民这一边。玄武门之变后,他因功擢升礼部尚书,加封黎国公。此时,唐朝基本上扫平了天下,国史的撰写交给了史官,《大唐创业起居注》静静躺在禁中的某个角落里。在这个隐秘的历史世界里,人们得以窥见李渊问鼎天下、才华横溢的一二面。
在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历史世界,也就是新旧《唐书》里,终结乱世的主角换成了李世民。
在正史里,李渊毫无起兵的打算,李世民却知隋必亡,偷偷招揽人才、图谋大事。到了大业十三年(617),李世民向父亲摊牌,李渊大惊,本来想执儿子送官,转而又说:“吾爱汝,岂忍告汝邪。”这才勉强同意了起义。起义之后,李渊稍遇挫折,就打退堂鼓。又是李世民站出来哭谏,才使父亲醒悟,李渊不得已叹息道:“起事者汝也,成败惟汝。”这种抑父扬子的写法在新旧《唐书》中俯拾皆是。《旧唐书》基本照抄唐朝实录,而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为了掩盖罪恶,曾大量篡改实录、国史。而宋人编撰的《新唐书》,尤重春秋笔法,恰好唐太宗又是一个英明之主,自然受到宋儒的褒扬。这样,李渊自然就成为一个衬托儿子的庸碌无为的配角。《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则完全不同。李渊既是太原起兵的主谋,也是取隋而代之的决策者。大业十二年(616),李渊奉隋炀帝之命安抚太原。他早有经纶天下之志,却没有根据地。李渊一到太原,就紧锣密鼓准备造反。他一边鼓吹“隋历将尽”、“李氏当兴”,一边延揽人才、发展军队。他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两人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他望着脚下这片土地,踌躇满志地说道:“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南边的“山贼”历山飞,一个是北边的突厥。如果不能摆平这两个威胁,李渊就无法跃出太原争夺天下。李渊率领步骑六千与历山飞两万部众战于河西郡的雀鼠谷。他兵分两路,中阵尽是羸弱之卒,大摆旗帜,堆满辎重,另外以麾下精骑数百,置在两翼。贼众看见这个阵势,直奔中阵取主将,然而他们看见满地的辎重之后,贪欲大起,抢成一团。李渊抓住时机,令两翼精骑夹击,击溃贼众,斩首无数。面对突厥,李渊则放低姿态,以妥协换和平,不仅稳住了形势,还得到了突厥人的支持。五月,李渊除掉了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以实际行动宣布了起兵。西河郡丞高德儒坚决反对,李渊遂派李建成、李世民进兵西河。临行时,李渊语重心长地说道:“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李建成与李世民两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并肩作战,往返九日就平了西河,除高德儒一人被斩首外,其余无辜者,秋毫无犯。这是李渊起事之后的第一仗,不仅赢了,还赢得漂亮。军心大振,民心归附。李渊大喜道:“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七月,李渊率军三万誓师,正式起兵,剑指长安。隋朝的反应也很迅速,宋老生带精兵二万屯霍邑,屈突通率军数万屯河东,以拒李渊。当李渊逼近霍邑的时候,大雨不止,军队不能前进。此时,又有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袭击太原的传闻。是前进攻取霍邑,还是后撤保护太原,需要当机立断。李渊征求两个儿子的建议,两人分析道:刘武周和突厥未必同心,如果撤退,容易腹背受敌;如今正值收获季节,实在不行就掠取农田获得军粮。说到最后,二人表了决心:“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李渊权衡了一番,决定放手一搏。雨停之后,李渊亲自率领数百骑兵到城东五六里的地方布阵,吸引敌军。宋老生果然率军出城,李渊接敌之后,佯败而退,诱使宋老生孤军深入。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世民突然袭击城门,堵死了宋老生的退路,李渊再度出击,两面夹击,最后阵斩宋老生,拿下了霍邑。李渊作为一代创业之君,既有纵横掸阖的政治手腕,也有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不过,温大雅的历史世界未必全都真实。或许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大唐创业起居注》有几分造神的嫌疑。书中的李渊,武艺高强,智计无双,身经数战,都是以弱胜强,宛如一个战无不胜的军神。即便面对实力远超自己的突厥人,也是占尽便宜。历史,或者说叙事,本身就是一种遮蔽。我们与李渊之间隔着一道历史的幕布,当我们看向他,只能看见几个互有重叠的、扭曲的投影。李渊从晋阳南下时仅有甲士三万人,军队也并非锐不可当,但他进入关中之后,势力迅速膨胀,等到十月兵围长安之时,李渊麾下已经有二十余万众了。李渊出身贵胄,是关陇贵族八柱国的后裔,与隋朝上层社会关系匪浅。不过,细数李渊集团,简直可以用五颜六色来形容:豪强、群盗、草根、胡人、亡命之徒、宗教狂热分子……太原起义的功臣之中,仅有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寥寥几人可以算作关陇集团。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为了躲避进攻高句丽之役,亡命太原。刘文静是阶下囚,一直希望建功立业,却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像裴寂、温大雅、柴绍等人,长久居住在高齐故地,和关陇集团自然算不上亲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为隋朝所排斥,为建制所不容。这样的人,不正是造反的急先锋吗?李渊进入关中之后,延续了利用建制之外的力量的做法,草野群盗纷纷来投。冯翔贼帅孙华来得最早,在其帮助下,李渊得以迅速渡过黄河。李渊对孙华说道:关中像你这样的豪强势力不少,但名气都不如你,你如今率先投靠我,群雄自然相继而至。比较典型的是丘师利、丘行恭两兄弟。从家世来看,他们属于关陇集团的官僚子弟,隋末大乱,他们与在交趾做官的父亲失去了联系,于是兴兵为盗,保护家族利益。他们肯定不甘心做一个“盗贼”,渴望能够登堂入室。李渊正是利用了他们的期待以及自身的政治背景,才得以招揽他们。李渊明白,仅凭贵族的力量是无法成事的,但是,如果一个贵胄出身的人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很容易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戴。这些政治失意者为了自己而战,往往奋勇争先,进取心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十月,李渊军队围困大兴城之时,已经出现了不尊将令的情况。各位豪杰想要建功立业,纷纷请战攻城,李渊竟不能制止。无奈之下,李渊只能调李建成和李世民带领太原元从之军,赶往大兴城,控制局势,不让破城的功劳尽归新人。十一月,李渊攻入长安,杀了十几个隋朝死忠派。几天之后,李渊迎代王侑即皇帝位,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则为大丞相、大都督、尚书令、进封唐王,成为实际的皇帝。长安的朝堂之上,似乎还是以关陇人士为主。不过,与其说是关陇集团换了一个代理人,倒不如说李渊有意提拔了那些边缘的关陇人士,而这些人重塑了关陇集团。阻击李渊的大将屈突通,听闻长安已失,家属都被俘虏,立马率主力东奔洛阳。留守潼关的大将桑显和立即献关,还前去劝降屈突通。屈突通结阵准备战斗,桑显和对他的士兵喊道:“京师陷矣,汝并关西人,欲何所去?”这句话击中了每个关陇人士的心理要害,众人纷纷丢弃武器。屈突通见状,只能投降。
义宁二年(618)三月,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这样一来,李渊称帝,就不会有篡位的问题了。从四月到五月,代王侑反复禅位,群臣反复劝进,李渊反复辞让。裴寂等人进言:“臣等唐之将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国,陛下不为唐帝,臣等应须去官。”在这种威逼下,李渊笑而答道:“裴公何相逼之深,当为审思。”后来,李渊才说出了心里话:“所以逡巡至于再三者,非徒推让,亦恐群公面谀,退为口实。”原来,李渊再三推让,并非真的不愿做皇帝,而是为了防止臣下两面三刀。群臣的劝进,实则是一场表忠心的仪式。甲子日,李渊正式即皇帝位,国号为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
李渊建唐称帝之后,面临的局势依然不乐观。对他而言,威胁最大的敌人莫过于突厥。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正当李渊准备起兵的时候,突厥数万人进逼太原。双方实力悬殊,李渊不敢硬接,只能摆空城计,迷惑突厥。晚上,李渊偷偷派军队出城,天亮之后,又大张旗鼓进城,装成援军已到的样子。突厥人不知底细,于是退兵。六月,李渊主动给突厥始毕可汗写信,信中说道:“我今大起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始毕可汗得到李渊的信后,异常兴奋,但他不赞成李渊“远迎主上”,而主张李渊取隋炀帝而代之。陈寅恪先生认为,李渊太原起兵之时,“实称臣于突厥”。隋乱之后,突厥俨然成为了东亚霸主,“总统中国”。史载:“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突厥)遂大强盛,势凌中夏。”中原的割据势力纷纷向其称臣,引为强援,以争天下。大业十三年(617),是突厥操纵、扶持中原势力最频繁的一年。金城郡豪强薛举起兵反隋,自称西秦霸王,斥巨资贿赂突厥,相邀一同攻击长安。武威郡李轨,被众人拥戴起兵,以护其郡,与突厥、吐谷浑结援。马邑军人刘武周斩郡太守,遣使归附突厥,受其可汗的封号,还自立为皇帝。朔方郡豪族梁师都造反,建立梁国,常联合突厥大军劫掠郡县,与突厥关系最紧密。此后,窦建德、王世充、高开道、罗艺等人都向突厥称臣。毫不夸张地说,突厥是中原十几个军阀共奉的宗主、强大的后盾。在这样一个“国际政治”之中,唐朝只是群雄之一,李渊的创业史实际上就是突厥霸权之下的弱国崛起史。太原起兵之后,李渊曾派刘文静联络突厥,请求援兵,实际的意图是希望突厥不要骚扰太原。突厥支援了五百人和两千匹马,李渊却选择只买一半的马匹,有人问为何不全买,李渊回答:突厥人贪图利益,如果这次全买了,下次只会来得更多。我只买一半,是为了示贫。突厥人重视经济利益,李渊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并加以利用。武德元年(618),薛举以大量金帛贿赂突厥,期望突厥出兵,一起攻打长安。没想到,唐朝给的更多,不仅有大量金帛,还割让五原及榆林二郡。于是突厥中途变卦,转而支持唐朝,致使薛举最后被灭。武德三年(620),刘武周在突厥的帮助下攻克太原。就在刘武周准备直捣长安时,唐朝开始反攻,突厥也一改初衷,帮助唐军夺回太原,致使刘武周覆亡。实际上,唐朝又与突厥做了一次交易,唐朝收复太原,突厥则获得太原城众多美妇人以及财富无数,还留下了一支军队“助唐镇守”太原。
刘武周兵败之后,唐朝显示出了统一中国的气象。从实力来看,唐朝高于其他竞争者,但低于突厥。武德三年(620),颉利可汗上台后,突厥一改操纵小弟进攻唐朝的做法,几乎年年都要南下直面唐军一次。李渊只能掏出府库的大量金币,竭力讨好。武德七年(624),突厥南下,直逼长安。李渊想要迁都,以避让兵锋。李世民坚决不同意,与父亲大吵了一架。不过,李世民的策略与李渊并没有多大区别,送钱、和亲、再加上离间了突利可汗与颉利可汗,突厥最后还是退兵。当然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唐朝的军力正在不断增强。如果继续进攻,突厥免不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突厥作为东亚霸主的终结,是在唐太宗一朝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李渊用金钱换取时间的策略,唐朝能否崛起还是一个未知数。
初唐政治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刘文静之死。
李渊称帝之后,下了一道《褒勋臣诏》,用来确立太原功臣的地位。不过,这道诏书并没有给他们什么实利,仅仅只是赐予他们一次或两次“免死”的特权。非叛逆之罪,都可恕死。刘文静是太原首功,可免二死。他参与太原起兵,“定非常之谋”。后又出使突厥,争取支援。南返后,同李世民一起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建唐后,成为宰相。武德元年(618)七月,刘文静率军出击薛举,大败而归,被削职除名。此后虽然刘文静因功恢复了爵位和官职,但地位已是大不如前。刘文静自认为才能、军功都在裴寂之上,而权势反在其下,于是心有不满。一次,他与弟弟刘文起饮酒,喝醉后行为失态,拔出佩刀劈砍厅柱,扬言道:“必当斩裴寂耳!”恰好,刘文起在家召来巫师,作法驱除妖孽。有人将这两件事上报,诬告刘文静谋反,李渊便将其下狱。面对审讯,刘文静说了不少怨愤之词:我立下这么多功劳,官衔和地位却不如裴寂,家属也无所庇护,确有不满之心。众人都知道刘文静不可能谋反,李世民甚至力保于他。李渊还是听信了裴寂的谗言,执意将其杀死。刘文静被杀前,感叹“高鸟逝,良弓藏”,其实这时“天下未定”,根本不存在“高鸟逝”的局面。恐怕,李渊从一开始就想将刘文静置于死地。
陈寅恪先生于《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说道:“与突厥始毕可汗议订称臣之约者,实为刘文静。其人与太宗关系密切,观太宗往视文静于狱中一事,即可推知,文静即为李唐与突厥联系之人。及高祖入关后,渐与突厥疏远,而文静被杀矣。”李渊建唐之后,无时无刻不想摆脱突厥的阴影。他不仅要警惕中原割据势力与突厥的联合,更要防止臣下与突厥勾结。武德二年(619),唐朝借突厥之势,击败了刘武周的进犯,收复了并州。根据双方的交易,突厥可以驻兵太原。可是并州总管李仲文几乎没有抵抗,让突厥随意留兵驻守。一年之后,有传言说李仲文与突厥密谋起事,要趁唐朝进攻洛阳的时候,引胡骑直入长安。李渊于是召李仲文入京。经查,李渊才知道李仲文在任期间极力讨好突厥,甚至还得到了被封南面可汗的许诺。盛怒之下,李渊处死了李仲文。武德六年(623),李渊听信突厥使者的谗言,以为并州总管刘世让暗通突厥可汗,将其处死。要知道刘世让一直以对突厥强硬著称。即便如此,李渊还是宁可错杀,不肯放过。李渊相继处死三个与突厥关联颇深之人,暗暗指向了一个潜在更深处的人——李世民。李建成作为长子被立为储君是顺理成章、无可争议的。然而,李世民在经略四方的过程中,权势也越来越高,网罗了大量文武之才,隐隐有了争夺太子之位的野心。奇怪的是,唐高祖自始至终没有下定决心来解决问题,只是机械地维持现状:抑制李世民,但又不肯或不敢下狠手。他似乎丧失了早年的敏锐,变成了一个犹豫的老人。就这样,年老的父亲与骄傲的儿子隔阂日深,分歧越来越大。洛阳平定之后,李渊派遣后妃去挑选“宫人及府库珍宝”,这些妃子想要给自家亲戚谋差事。在古代,赏赐亲信、卖官鬻爵本就是极为正常之事。李世民却说珍宝已经封存了,官爵只会赏给有功之人。那么,珍宝究竟在谁手上呢?有功之人又是谁呢?答案显而易见。一位后妃的父亲向李渊索要一片良田,李渊亲自写了一份手诏,结果这块地被封给李神通,而李神通不肯交出。李神通是李世民的部下,如此硬气必然有所凭恃。于是,李渊直接找上了李世民,说道:我的手诏没用,你的敕令却行于天下。这样的事多了之后,李渊对李世民破口大骂道:“尔之左右欺我妃殡之家,一至如此况凡人百姓乎!”这句话虽有借题发挥之嫌,但反映了一个事实:李世民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一直以来,李世民与突厥人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入关中时,就有突厥骑兵跟随李世民;战西秦时,也是突厥军与李世民所部一同作战;讨伐刘武周时,处罗可汗之弟步利设率二千兵马与李世民会合……以至于当时很多人认为,李世民挟寇自重,借机总揽大权。武德七年,突厥入侵,李渊欲举都南迁。李世民坚决不同意,并且慷慨陈词了一番:给我一两年,一定生擒颉利。当时,李渊派李世民与李元吉共同御敌。李世民想要出击,李元吉自然不同意,李世民于是说道:“汝不敢出,吾当独往,汝留此观之。”然而,李世民并未与突厥发生任何战斗,他带领一百多人来到颉利可汗阵前,商议了一番。随后,突厥便不战而退,还派突利可汗来请和。而这位突利可汗与李世民结为了兄弟。在后世看来,李世民不发一兵成功退敌,实乃大功一件。站在李渊的视角,一个高调主战的主帅与敌人的关系竟然如此密切,寥寥数语便能使其退兵,很难不让人怀疑李世民是不是在慷国家之慨,谋取私利。翻阅史籍,突厥南下之时,只要是李世民出兵对阵,突厥就会迅速撤兵,几乎没有发生过烈性的交锋。无论这是不是巧合,李渊难免心生疑窦,但毕竟李世民成功退敌,虽然形迹可疑,却仍然下不了手。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在玄武门射杀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李渊自知无法抵抗,只好立李世民为皇太子,退出了权力之巅。八月,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亲生儿子将自己从皇帝的宝座上赶下来,同时还杀死两个兄弟及其子嗣,这对风烛残年的李渊绝对是痛苦的打击。此后,李渊对李世民十分冷淡,多次拒绝了儿子共同避暑的邀请。贞观四年(630),李靖擒获颉利可汗,唐朝终于扬眉吐气。这时,退隐多年的李渊突然出现在庆功宴之上,他感叹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天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看到儿子兑现了多年以前的诺言,李渊心里自然快慰。兴头之上,这位老人弹起了琵琶,而唐太宗也随之起舞。李渊的余生饱尝权力之苦,只有帝国的伟业,才是他唯一能品尝的甘甜。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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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陈寅恪:《寒柳堂集》,中华书局,2001
李方:《隋末唐初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