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汉文帝写给匈奴单于的一封信。里面提到,“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驩”。这其实就是说,在汉匈南北分立,“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的情况下,双方都有人逃往对方辖境。
所谓“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一句,更加明白地指出,章尼等人,就是投到汉朝去的匈奴人。他们大约也是最早一批归于汉朝管辖的匈奴人。
当时的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实是汉朝的劲敌。因此汉朝对于内附的匈奴人,一般都是争取和优待。早在汉景帝时,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前来归附,景帝打算用他们来鼓励后继,故一律封他们为侯,食邑大多至千户以上。大将周亚夫认为这些人是匈奴的叛徒,不应该受到优待,但景帝最终没有赞成,理由是“欲侯之以劝后”,表现出长远的战略目的。
清人绘周亚夫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汉武帝即位之后,对外转守为攻,“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趯朱垠”,对北方的匈奴更是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在强大的军事打击压迫下,大量匈奴人投降归附,而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口更是不可计数。如前127年一战,匈奴被虏三千余人,被获牛羊百余万头。前121年及119年两次战争,匈奴士卒被斩、虏的,更多至十三万。前71年一战,右谷蠡王部被俘人众三万九千余口,被获牲畜七十余万头。
既然汉匈战争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匈奴降汉将士及民众,那么如何对待和安置他们就成了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对此,汉武帝的态度其实与前几代皇帝没什么两样:对匈奴降者首领封侯并给予食邑和封地,其他匈奴民众也要让他们安居内地。
前121年秋,驻牧于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杀掉了休屠王,并带共四万余人归降汉朝。汉武帝下令隆重迎接。在这批归附人员中,主要的上层人物都被封为侯,食邑有多至万户(如浑邪王),较少的有上千户,最少的也有五六百户。汉廷还在缘边五郡故塞外设置五个“属国”安置这批匈奴部众。
所谓“属国”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因其故俗,为属国。”这就是说,附汉的匈奴人,可以保存他们原来的官号和部落组织,在汉朝中央政府指定的地区,仍然从事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不必改变,风俗习惯也受到尊重,但在行政上则归汉朝中央设置的属国都尉管理。属国都尉多由汉人担任,但也有吸收匈奴上层人物充当的。至于一般的匈奴牧民,他们原来就是骑兵,故有许多被编入属国的军队,成为“属国骑”。由于这些人熟悉边地地形,熟知匈奴的作战方法,他们的加入大大加强了汉军的作战能力。当时同匈奴作战的汉军队中就有匈奴人的将领和士兵。其中“杜侯复陆支,以匈奴归义因孰王从骠骑将军击左王,以少破多,捕虏三千一百。”用人们更加熟悉的话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以夷制夷”。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但这种做法,并不是汉廷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汉匈交兵,汉军同样付出代价,“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两路北伐,“封狼居胥”,大漠以南不再有匈奴的王庭。但汉军也为此损失万余人和十余万匹战马。因此就有人觉得,武帝过于厚待匈奴降人了。西汉名臣汲黯就抱怨:臣以为陛下把得来的匈奴人都变为奴婢,连同他们的财物一起,赏赐及分配给从军死者家属,以谢天下之苦,慰百姓之心,现在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浑邪王率数万之众前来归附时,费尽府库的财物赏赐他们,又要老百姓侍养他们,如同款待娇客一般!听闻这番话,武帝先是沉默,然后却说:“我很久没听到汲黯的话了,今日他又一次信口胡说了”!
话又说回来,汉武帝虽然没有采纳汲黯的建议,倒也不是说汉朝就不存在“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这样的情况。就拿元狩二年(前121)那次投汉事件来说,浑邪王攻杀休屠王后,合并其部众一起投降。休屠王的太子日䃅也因此落在汉廷手里。大约是因为休屠王本来也打算向汉朝投降(后来反悔)的缘故,汉朝廷没有杀害当时只有十四岁的日䃅,他与母亲和弟弟均沦为官奴,送到黄门署饲养马匹。
汉代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马高39厘米,长33.5厘米;俑高27.7厘米。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从小生活在草原,养马对于日䃅来说自然是轻车熟路。有一次,汉武帝游宴看马,嫔妃都随侍左右。数十名养马人牵着马走过大殿之下,他们都偷偷窥视嫔妃们,唯独日䃅不敢。汉武帝见他身长八尺二寸、容貌威严,而且马养得又肥壮,便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任命为马监,后升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以休屠作金人祭天,赐姓金氏,因此这位匈奴贵族后裔,在史书里就叫做“金日䃅”。
金日䃅虽是匈奴降人,但武帝对他很信任。他的两个小儿子,常常在武帝身边玩耍,深得皇帝欢心。有次孩子在背后搂着武帝的脖子玩,被金日䃅看见,狠狠瞪了一眼,小孩吓得赶快放手,边走边哭说:“爸爸发脾气了。”武帝立即指责金日䃅:“干吗对我的孩子发脾气?”后来大儿子长大了,不守规矩,有一次与宫女在殿下开玩笑,被金日䃅见到,他怕以后闹出事来,便将其杀死,随后向汉武帝请罪。
从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出金日䃅为人的谨慎。史书说他“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而这也是在汉武帝时代的官场存活下来的必要条件。
金日䃅的青云直上,早就引起了许多大臣的侧目:“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而武帝生性喜怒无常,绝不是容易伺候的皇帝。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今天武帝恩宠某人,说不定哪天就以此为借口而翻脸。元狩二年(前121),李蔡继公孙弘任丞相,五年有罪自杀;严青翟继任,元鼎二年(前115)有罪自杀;赵周继任,五年死在狱中;石庆继任,后来病死;公孙贺继任,后死在狱中;刘屈驁继任,一年后就被腰斩。不过三十年间的6位丞相,竟只有石庆一人善终。石庆其人,极其小心谨慎。他当太仆时为武帝赶车,武帝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他数了一遍后才报告说是6匹。而且当时“事不关决於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就算这样,石庆在职时也多次受到武帝谴责,差一点自杀。可见当时官场的严酷程度。
明万历《三才图会》刻本中的汉武帝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征和年间,西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爆发“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自杀,前后罹难有数万人。此事余波难平。后元元年(前88),马何罗和曾因镇压太子刘据而立功的重合侯马通、马安成两个弟弟私下谋逆,持刀入武帝卧室行刺。幸好被金日䃅发现,救了汉武帝一命。
这也使得金日䃅得到了汉武帝的高度信任。第二年春天,武帝病危,命霍光辅政。霍光叩头推让:“我不如金日䃅。” 金日䃅赶紧说:“我是外国(匈奴)人,不如霍光,再说别让匈奴人看不起汉朝。”于是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䃅为车骑将军辅佐少主(汉昭帝)。其实当时霍光和金日䃅并不是朝廷中级别和资历最高的官员(金日䃅是侍中驸马都尉、霍光是奉车都尉),此前也没有太大的功绩。但两人都在武帝身边多年,武帝了解他们的人品和能力。事实证明,武帝托付的人,使汉朝度过了武帝晚年穷兵黩武导致的混乱局势,在昭帝、宣帝时期实现了“中兴”。金日䃅辅政一年多后病重,霍光奏请汉昭帝册封其为秺侯、封邑三千户,得到汉昭帝允许,于是金日䃅在床前接受册封。东汉的班固在《汉书》里因此感叹,金日䃅本来只是“夷狄亡国,羁虏汉庭”,却能“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
《三才图会》中的霍光像。来源/冯梦龙编纂《智囊全集》,线装书局2010年版
班固大才,不只写就《汉书》而已。东汉永元元年(89),窦宪在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大破北匈奴(彼时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刻石记功,史称“燕然勒石”。勒石燕然山之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其中有一句“蹑冒顿(单于)之区落,焚老上(单于)之龙庭。将上以摅高(帝)文(帝)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这是因为在长达几百年的汉匈战争中,汉朝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至于南匈奴,学者冯世明曾分析,早在建武二十四年(48),南匈奴就向东汉朝廷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建武二十六年(50),汉廷在五原塞西部八十里处设立单于庭。从此,南匈奴部落便长期居住于北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等郡地,即今内蒙古河套、甘肃、陕西,沿长城以北至晋北、冀北一带。自内附之后,南匈奴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优厚待遇。所谓“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散居各地的匈奴民众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其社会形态也迅速转变。匈奴原来的社会组织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但南匈奴入塞以后,也同汉人一样从事农业耕作,以土地为生,过着定居的生活。这就需要有一部分人掌握农耕技术,专门从事农业劳作,以提高产量。因此出现了“胜兵”制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是时(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即公元90年)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任务的常备军。它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匈奴原本“全民皆兵”的体制开始瓦解了。
东汉南匈奴活动范围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据统计,东汉时入居塞内的南匈奴,一度有3.4万户、23.73万人,还有很多散居各地的南匈奴人和北匈奴降俘人员不在其内。匈奴人以后又渡过黄河进入河东(今山西省),在汾水流域定居。其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几乎已与汉族人无异。汉末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为加强封建统治,分河东的南匈奴众为五部,立其贵者为帅,并设汉司马以监督之,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单于的权力,使单于和上层贵族阶层与部众脱离关系。曹操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设匈奴中郎将,监护5部,因此不少匈奴上层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以后又迁至洛阳。这些汉化了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血统高贵,以汉朝廷曾与匈奴和亲,并且匈奴以母为尊为由,自认为刘邦之后,取刘氏为姓。按《晋书》的记载,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这根本就与汉家士大夫别无二致了。
在随之而来的“十六国”乱世中,这支刘氏匈奴人率先建立了一个汉国(前赵)。他们企图乘机起兵,“兴我邦族”,进则争取“成汉高(刘邦)之业(统一天下)”,退则至少“不失为魏氏”(如曹操之独霸一方)。
前赵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值得一提的是,刘渊称汉王时,还写过一篇奇文,不但将刘邦称为“我太祖高皇帝”,称赞“世宗孝武皇帝(汉武帝)拓土攘夷(包括攻打匈奴)”的功绩,指责“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汉献帝)委弃万国”,甚至将蜀汉灭亡,“后帝(刘禅)窘辱”称为“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字里行间俨然以汉家正统自居,更是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汉武帝泉下有知,若是知道自己费尽心力降伏的匈奴人还给刘禅起了谥号,不知道该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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