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五年（1716），日本忽然向其国内的大清商人发放“牙帖”（日方称“信牌”），也就是贸易许可证。即以后不携带信牌的中国海船，将无法进入日本行商。天朝子民接受外国小邦的公文，怎么看都有损大清尊严。朝臣们亦深谙此理，所以接连上书，要求康熙帝一定要设法联络日方，令其恢复旧制。然而，康熙却连续驳回此类提议。不仅如此，这位大清皇帝还主动替日本分辩，不久后，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清廷以信牌“不过买卖印记，据以稽查无关大议”为借口，正式许可“海商领倭票照”。罕见，实在罕见。一向对外以铁腕君主形象闻名的康熙，究竟为何在中日贸易问题上，选择迁就日本呢？这确实是大多数人的知识盲区，有几个人能想到日本彼时是大清最为倚重的铜料来源地呢？不答应让商人领取日本信牌，进口中断，大清会连铸钱的铜都筹措不出。两害相权取其轻，康熙帝主动打马虎眼的行为，便可以理解了。中国缺铜？习惯了看历史书上商周辉煌的青铜文明，我们很难接受如此大的反差。但这一状况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为填上铜的缺口，历代明君贤臣无不苦心劳神地研究着“寻铜大法”。
早期，因为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中已涉及寻找铜矿的窍门：“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鈆（铅）、锡、赤铜。”“慈石”指磁铁矿。古人发现磁铁矿有独特“吸力”，认为它具备母性的仁慈，故而称呼它为慈石。斑岩型铜矿在发育晚期便会有磁铁矿出现。“陵石”则是孔雀石。铅锌铜多金属矿床以及赤铜矿，由于富含铜离子、硫化物和氯化物，所以表层风化时会形成孔雀石。这都是对前代采矿经验的总结。时至西汉，有汉文帝宠臣邓通和吴王刘濞开铜山铸钱的史事。邓通的铜矿在蜀中严道（今四川雅安荥经县）。吴国铜山则在鄣郡域内，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改鄣郡为丹扬郡，丹扬也就是丹阳。丹阳郡的铜矿直至三国还是富饶的代名词。建安七年（202），曹操趁袁绍病死，挟军威命孙权送质子。周瑜反对的理由就是孙氏所占江东“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怎能主动归附做人下之臣？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刘备境遇似乎要不顺许多，他在入蜀后曾“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看上去蜀中的铜矿已然枯竭。不过，云南东北和四川西南部其实分布着密集的铜矿。这一带就是《史记》中“西南夷”们的居处。汉武帝时，汉朝征服夜郎、滇国，在云贵设置郡县，收入汉朝疆土。但当地土著首领依旧保有其部众，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所以，想要开发这一区域的铜矿并不容易。南北朝后，云南又孕育出南诏、大理等政权，这也导致直到元代，中原王朝无法利用西南边陲的铜矿资源。
隋朝结束南北分裂的格局后，决意重新对长江流域的铜矿进行开发。至唐代，开采铜矿的重心则日渐南移。五代十国，南唐就在出产铜矿的鄂州新置“大冶县”，此名传承至今。其后的宋代一向以经济突飞猛进著称。宋神宗时有一年铸钱594万贯的惊人之举，为唐朝数十倍，这自然要求开掘更多的铜矿。宋仁宗皇祐年间，北宋每年能征收铜510万834斤。短短十年后，这个数字就上涨了187万斤，这得益于朝廷对南方铜矿的开发力度越来越大。除传统的江南产区外，福建、广东的诸多地方也兴起冶铜业。这其中“胆铜法”的普及作了不小贡献。胆铜法也叫胆水浸铜，把铁放到胆水（硫酸铜）中浸泡，就能通过化学中的置换反应，高效快捷地收获纯铜（方程式为Fe+CuSO4=Cu+ FeSO4）。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出的冶铜炼炉。先秦时期，中原大量青铜器原料出自铜绿山，作为先秦最大规模的铜矿，到宋代还在使用，粗略估计起码被开采出数十万吨矿石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新馆展出春秋时期的采铜遗物草绳
矛盾的是，宋朝大多数有记录的铜矿产区，在进入元代后默默无闻，失去了记载。其实，这和元朝货币制度的革新有关。自古以来，朝廷最大的费铜业务就是铸造铜钱，但元朝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纸币，铸钱数量大幅降低，对铜的需求当然跟宋朝不能比。此外，经过宋代数百年大手笔的挖掘，许多易于开采的富矿很可能到元代已经枯竭。所以《元史》中记录的官府办铜之地，范围相当狭窄。不过，蒙古军征服大理国之举，让云南铜矿重新进入国家视野。四舞俑铜鼓，西汉，高 27.2 厘米，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现藏云南李家山青铜博物馆。此鼓可能是日常供奉之鼓，鼓面的盛装舞蹈人，似为供奉的巫觋之神。云南东北和四川西南部分布着密集铜矿，但自南北朝至元代，中原王朝都无法利用西南边陲的铜矿资源明朝建立后，因为辽东与云南都在元廷残余势力的控制下，朱元璋一时也难以解决缺铜的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明初铜场只有江西德兴、铅山，年产50万斤，比之宋代真可谓九牛一毛。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明廷尝试在四川梁山开掘铜矿，谁知大兴土木整整一年，只采到铜3300斤。而就在朝廷只能大力开发云南铜场时，来自日本的铜料悄无声息地在中国登场了。斑铜矿，现藏河南自然博物馆。斑铜矿含铜量 63.3%，是提炼铜的重要矿物原料，云南东川盛产斑铜矿
检诸史籍，元代就有进口日本铜的案例。著名的海商家族“澉浦杨氏”曾一度管理庆元、上海、澉浦三处市舶司。其中有一重要人物杨梓，在至元三十年（1293）曾任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他曾给浙江海盐禅悦寺铸造一口大钟，“用海外铜五千四百八十斤”。这些海外铜就是“倭产”，即是从日本进口的。想来，杨家是利用自己在外贸系统中的关系，得来了日铜。不过，元明时代在我国沿海肆虐的倭寇，令朝廷对日本的印象大打折扣。等到明朝中后期，沿海商贩才大规模违背朝廷禁令，前往海外行商牟取暴利，日本铜从此有了涌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东夷铜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商舶漂入中国，名曰日本铜，其形为方长板条。漳郡人得之，以炉再炼，取出零银。然后泻成薄饼，如川铜一样货卖者。《天工开物》刊行短短7年后便发生崇祯自缢的变故。之后，南明朝廷与入关的清军进行长达数十年的鏖战。云南作为南明政权的大后方，坚持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被吴三桂率领的清军攻下。此后，吴三桂与其孙吴世璠又继续统治云南至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在此期间，根本无法染指云南铜矿。另外，明朝万历帝遣使四出征收矿税，以至天下骚乱的史事，也让顺治帝心有余悸。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工部上奏：查故明万历时，差官开矿，徒亏工本，无裨国计，而差官乘机射利，遍肆索诈，掘人冢墓，毁人田庐，不胜其忧。前事甚明，应严行禁止。该提议得到顺治帝批准后，意味着清朝开始实施“矿禁”。大批采用风头正劲的日本铜来弥补国内不足，成了唯一可行之法。早在顺治三年（1646），清廷即下令“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准许对日的铜贸易。但此时中日商贸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垄断，顺治朝的购铜令收效甚微。一切到康熙帝平三藩、收台湾后才有所好转。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在解决完所有麻烦后宣布开海。沿海商贩无不跃跃欲试，4年后出现在日本长崎的清朝商船就激增到194艘，参与者达9000多人。这一时期，日本铜产量也因四国岛发现新铜矿而不断创下纪录。于是，中日长崎贸易的核心迅速从白银转向铜料。据长崎奉行的数据，1663到1707年，共有11.1449亿斤铜在长崎售出，这并非夸大其词。康熙开海后16年里，每年有大约300到400万斤日本铜输入中国。1696和1697年由“唐船”经手的铜甚至超过700万斤。江户时代木刻版画，描绘日本人在矿山开采铜矿的情形。检诸史籍，元代就有进口日本铜的案例，清初实施“矿禁”后，开始大批采用日本铜来弥补国内不足，康熙开海后的16年里，每年有大约300到400万斤日本铜输入中国，满足国内所需见到日本铜完全可以满足所需，朝廷更觉得开矿无用，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一度重申矿禁：“嗣后有请开采，俱著不准行。”不过，云南却是禁令下的一个特区。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主持开矿后，云南的采矿业始终存在，且得到康熙的特许。但此时云南金银铜各矿一年征税的额度总数只在千两左右，跟日本铜的交易比实是逊色。看到这里，我们也能理解，为何康熙在得知日本实施信牌制度后，如此坚定为日方回护了。七宝烧灰地疏竹鸡雏坛式瓶，清，通高56厘米，最大腹径3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七宝烧即日本制作的铜胎画珐琅器皿，清末大量进入宫廷，在康熙和雍正两朝，日本洋铜还是国内铸币用铜的最主要来源
谁料，事情的发展远出康熙预料。日本之所以颁发信牌给中国商人，并非刻意找茬，正是因为唐船常年采购巨额铜料，令日本的矿业难以负担。贵金属的外流也引发如新井白石这类幕府重臣的担忧。1715年，日本德川幕府采纳新井白石的建议，颁布“正德新令”，限制清朝与荷兰商船的在日贸易额。像清朝沿海各港口赴日商船的总数限制为25艘，每年买铜不能超过300万斤。而引起清朝不满的信牌，其实也不是免费发放的：“凡倭照一张，值银七八千。”日本铜出口越来越少，使得清廷收到了很大影响。由于铜是罕见的可以反复回收而不损耗性能的金属，所以历代缺铜时，朝廷往往颁布“禁铜令”，禁止民间使用和铸造铜器，将百姓的生活用具甚至庙宇中的佛像二次回炉，作为铸钱原料。此外，因为铜器的价值要超过等重的铜钱，民间也多有熔掉铜钱，改铸铜器之举。“禁铜令”断了铜器买卖的合法途径，也算是对制钱的保护。新即位的雍正帝在面对日本铜不足的局面时，也只能照猫画虎在雍正四年（1726）下令，除“乐器、军器、天平法马、戥子及五斤以下之圆镜”外，民间其余黄铜器全部作为废铜输官。这样的办法只能算扬汤止沸，重启云南“滇铜”的开发迫在眉睫。雍正元年（1723），朝廷即传令云南整饬铜政，并规定除铜课和官府采买的部分外，其余开采出的铜允许民间交易。此举大大激励了商业资本投资云南铜矿的信心。而且由于雍正帝在西南“改土归流”，四川盛产铜矿的东川府被划入云南。这使得云南产铜量在一年内翻倍，到雍正五年就达到401万斤。因为滇铜大盛，自雍正九年（1731）起，京城铸钱所需的433万斤铜中，便有166万斤专由云南供给，其余277万多斤继续采买日本铜。乾隆三年后更是确定京城铸钱全部使用滇铜。与此同时，清朝并未中断进口日本铜，只是在滇铜充裕的情况下，将日铜分配给地方而已。但日本铜的进口数确实每况愈下，18世纪末大约每年只有130—150万斤。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大略仅剩60万斤。五帝钱，即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个皇帝在位时发行的货币，因为滇铜大盛，自雍正九年（1731）起，京城铸钱所需的433万斤铜中，便有166万斤专由云南供给，其余277万多斤继续采买日本铜。乾隆三年后更是确定京城铸钱全部使用滇铜可时势偏偏又在清末逆转了。咸丰朝后，清朝统治逐渐瓦解，云南在1856-1873年陷入长期纷乱。滇铜年产量随之剧减至130万斤，只相当于乾隆朝极盛期的10％。进口日铜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澳洲、美国等地的铜料也逐渐为中国商人所了解。《中国旧海关史料》称，1908年，清朝进口“洋铜”204372担（一担100斤）。如此巨大的需求量，跟清末币制改革，铸造“铜元”直接挂钩。因为清朝采购数目过高，日本从中赚取极高的收益，所以当1905年湖北想暂且用国产黄铜铸钱时，还遭到日本方面的抗议，称此举“有碍两国商务”。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全世界有一半的精炼铜产品，最终的归宿是中国。虽然西藏拥有千万吨级的超大型铜矿，但开采难度过高，近年才缓缓起步。而辉煌数千年的江西德兴铜矿，如今仍是国内唯一年产量过10万吨级的铜矿。江西德兴铜矿特大露天铜矿山，德兴铜矿是亚洲最大的露天铜矿，也是国内唯一年产量过10万吨级的铜矿，已探明有开采价值的铜金属量达1000多万吨作为一个贫铜的工业大国，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多渠道利用再生铜资源，以循环补不足。但以2022年为例，中国废铜产量约227.4万吨，这里面分为铜冶炼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新废料）与被废弃的含铜制品（旧废料）。旧废料是在市场流通的主力，约有159万吨。然而，2022年我国进口铜矿石足有2527万吨。光靠旧铜回收改变现状，明显不可能。因此，投资境外铜矿山也是另一个替代途径。1998年，中国有色集团获得非洲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经营权，这是我国在海外投资的第一座有色金属矿山。截至2021年，我国控股或参与经营的境外铜矿有26座。其中2014年中国五矿资源牵头，以70亿美元收购的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查明的铜储量约1162万吨，相当于我国储量的13%。“内外兼修”下，中国铜业的未来，值得期待。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11月下，原标题为《铜矿开采与海外贸易寻铜记：缺铜国如何突围？》，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22 02: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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