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魏徵离开长安，前往山东之地（崤山以东）。就在几个月前，玄武门惊变，魏徵的旧主惨死在了宫廷之中。权力的游戏向来残酷。不过，血迹会被清扫，刀光剑影会隐去，染血的宫殿终究要恢复神圣安宁的样子。权力洗牌之后，魏徵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玄武门事变后，唐朝政局不稳，加上有一部分太子党羽逃到了山东，势必会对李世民的统治构成威胁。于是，李世民给了魏徵一个任务：抚慰山东之地，平息骚动。选择魏徵，一是因为他是山东人氏，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二是因为魏徵作为李建成的部下，容易消解太子旧党的敌对情绪。走出森严的宫廷，重游旧地，魏徵压抑的心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在巡行山东的过程中，他创作了一首《暮秋言怀》：魏徵可以说是文学圈外的人，诗作极少。他一生追逐实际的功业，没功夫雕琢文字。结尾的“式微”二字出自《诗经》：“式微式微，胡不归？”《毛诗传》认为，春秋有个小国名叫黎国，黎侯被狄人驱逐，他的臣子为了呼唤他归来，创作了这首诗。暮秋之景让魏徵心有所感，然而情感稍微一宣泄，他就听到了内心的呼唤：你还有君王的使命呢！难怪，魏徵留给世人的面貌非常之单调：一个时刻都在喋喋不休，总结历史教训的重臣身影。当魏徵到达磁州时，正巧地方官员羁押太子余党送往京城，魏徵立马将其释放。他说：上面刚刚下了诏令，太子、齐王府旧人一律赦免，现在把他们押送回京，怎么取信于天下？魏徵的作为，使得山东的局势稳定下来。最重要的是，他完美地回应了李世民的信任。主上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回报。
魏徵是巨鹿人，自幼生活潦倒，但志向高远。隋末天下大乱，他自然也想有一番作为。魏徵有一位神秘的老师——王通。这是一位奇人。他精通五经，又有王霸之略，怀着一颗济世之心，渴望明主赏识。后因隋朝的内部矛盾，王通有志不能施，拂袖归山，在河汾之地传授学问。王通门徒众多，而且多是唐初名臣。相传，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杜淹、房玄龄、魏徵、李靖、王珪，薛收等人都曾做过他的门人。不过，有人就提出疑问了：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几乎不见史传，也没能留下任何著述。有一本传世的《中说》，还是模仿《论语》语录体，由后人追记而成。难道那些大名鼎鼎的弟子当了大官之后，都忘记了这位恩师吗？历史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至少在杜淹、陈叔达、薛收三人的文集中谈到过这位老师。至于李靖、房玄龄等人是否为王通弟子，尚有争议。不过，王通其人应该真实存在，并且他的学问在初唐颇具市场。比如《中说》提到：“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这是民本思想。“不知道，无以为人臣，况君乎。”这是君权有限思想。唐朝开国的创业者们，基本上都践行了这些言论。尤其是纳谏的风气。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击败窦建德，进入洛阳，看到隋朝的宫室非常奢华，不禁感叹。薛收趁机进言：“秦增阿房之饰，汉罢露台之费，故汉祚延而秦祸速，自古如此。”李世民心领神会。
其实，王通的学问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识之士在目睹隋末大乱之后，意欲重拾儒家道德，拨乱反正。他们对于天下大治有一份共通的期许，也愿意为了这个理想付出心血。魏徵就是其中一员。大业十三年（617），魏徵依附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李密发现魏徵非常有才华，于是重用他。魏徵曾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李密虽然称奇，但未能采纳。当时，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攻击李密，被李密击败。胜利之际，魏徵却泼了一盆冷水，他说：魏公（李密）虽然赢了，但是精锐受损，加上府库没有积累，将士们有战功却得不到封赏。还不如深沟高垒，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撤退之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可惜无人听他的话。后来，魏徵随李密降了李渊，李密旧将李勣还占据着广袤的地盘。魏徵毛遂自荐，去劝降李勣。结果，窦建德率军南下，魏徵、李勣等人成了俘虏。没过多久，魏徵又事窦建德。窦建德被击败后，魏徵再次入唐，受到李建成的重用。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魏徵无疑是一个道德有缺的人。他来者不拒，每事一主，也都尽其所能。其实，魏徵心中并非没有原则。在受李渊之命招降李勣的路上，山路艰险，魏徵创作了一首《述怀》，里面有这么一句：“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这不是和他多年之后受李世民之命抚慰山东的心情一模一样吗？他一直怀着国士的梦想，遇见知人的君主，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
魏徵认为朝代或有更替，但是百姓淳朴，可以教化，先贤所说的仁义之道不会过时。当今要务在于安民。封德彝则指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败乱国家。”他认为，人心变坏，已经无法推行仁义。所以秦朝必须凭借法律，汉朝必须行霸道。言下之意唐朝也得如此。魏徵反驳道：“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如果人心不断变坏，那么现在的世道就是恶鬼横行，君王要怎么治理呢？其实，人心坏不坏只是说辞，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到底是仁义，还是法律，到底是轻徭薄赋，还是高压政策。当时，唐太宗不到三十岁，且战功赫赫，并不是迂腐守旧之人，但是他却选择相信老调重弹的魏徵。史载：“（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天下一统并没有带来安乐的生活，全国经济依然处于凋敝之中。直到贞观四年，才算拨云见日，天下丰收，社会的元气有所恢复。唐太宗自己回忆道：“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还有一次，朝廷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唐太宗同意了。魏徵坚决反对，当时他是尚书左丞，朝中决策需要经过他的签署。于是，征兵令卡在了魏徵这里。唐太宗大怒，将魏徵召进宫中怒骂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治军不在人数众多。只要陛下治军得法，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的时候，免除百姓拖欠朝廷的财物，结果秦王府的财物，照收不误。下令免除徭役，结果不久又说，已纳税者明年才开始免除。这些是诚信治国之道吗？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懂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事，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剑桥中国隋唐史》里说，魏徵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在史书中，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身影，这些是房玄龄、杜如晦的事情。他的出现，基本在另一个场景里：太宗想炫耀武功了，他出来制止；太宗想大兴土木了，他出来反对；太宗想铺张浪费了，他出来劝诫。同为谏官的王珪这样评价魏徵：“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这近乎拥有道德洁癖了。晚年的唐太宗逐渐变得懈怠。贞观十三年，魏徵上“十渐疏”。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直指唐太宗的十个缺点：求珍奇，倾民力，拒直谏，远君子，尚奇异，轻臧否，好畋猎，疏上达，荒政事，重徭役。最后写道：“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唐太宗读后，甚为震动，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喋喋不休的谏臣，每次发完牢骚之后，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魏徵经常在奏疏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历朝历代为什么难以“克终”，败亡相继？他们都是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隋朝，一个“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王朝，却只存在了三十多年，就“率土分崩”、“子孙殄灭”。如果没有隋的速亡，也不会有唐的兴起。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隋朝。因此，撰述隋朝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来说，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魏徵修《隋书》。魏徵不仅主编《隋书》，还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魏徵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隋书》认为隋亡于炀帝，正如秦亡于二世，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度、巡幸不止等做法。但是，唐人对问题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隋书》里问道：“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魏徵的答案是：隋文帝扰动百姓，是为了让百姓“安”，隋炀帝扰动百姓，是把他们当成了草芥。同时，魏徵还认为，隋朝败亡之兆，起自高祖。从隋文帝暮年“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开始，就种下了亡国的祸根。可以说，《隋书》里的字字句句都在劝告唐太宗。
唐太宗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政，这是贞观一朝展现出的特殊性。在唐太宗的鼓励下，魏徵联合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剪裁史书的嘉言善语，编成《群书治要》一书，献给皇帝。这本书的意义不在内容，而在于魏徵的剪裁手法。以《三国志》为例，原书约69万字，魏徵将其裁剪为约4万字，十不存一。比如关羽，只选取到义别曹操，以后的故事全都删去了。反倒一些龙套的戏份特别多。比如鲍勋，原文1300余字，只减到了593个字。鲍勋是个谏官，秉正无私。黄初六年（220），曹丕欲兴兵伐吴，鲍勋直言不可，但曹丕还是发动战争，最后大败而归。曹丕看他不顺，借故杀了他。《群书治要》连鲍勋冤死的细节都摘录了：“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陆逊是《三国志》除了帝王和诸葛亮外唯一单独立传的人，他在《群书》的戏份只有400多字。而他的族侄陆凯，因为劝谏孙皓之故，篇幅竟有2700多字。可见，魏徵的剪裁之意不在历史的真相，而在彰显“劝谏之臣”。因此，《群书治要》问世之后，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到了宋朝已经亡佚了。反倒是这本书流传到日本，十分受欢迎，最后在清朝又流回国内。可以说，魏徵在《群书治要》里夹带的私货，越来越不流行了。难道是后世的大臣不想要彰显“谏臣之道”？难道是后世的君主不想要从历史吸取教训？都不是。最大的原因是，这本书从头到尾只为一个人而写——唐太宗。贞观之后，再无第二个唐太宗，《群书治要》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为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谨，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严重的地方，一匹绢才能换得一斗米。贞观五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就是历史上贞观之治的风貌：经济恢复，政治稳定，社会风气良好。类似的描述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但是，贞观之治却是人人思慕。因为，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段重要的时期，更成为了一个不断被提起、从未被超越的理想。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就是君臣道合，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一次，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温彦博对唐太宗说道：魏徵作为一个臣子，行为应有形迹，不能避开嫌疑，否则就会招来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后来，魏徵入朝说：臣听说君臣一心。如果不存公道，一昧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君臣上下都这样做，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魏徵说：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赞誉。忠臣自己遭祸被杀，君主也陷入凶恶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魏徵知道，能够决定他是忠臣、还是良臣的，并不是自己的作为，而是君王的行径。也就是说，君主纳谏，使其成为良臣；君主顽固，使其成为忠臣。这世上可以没有魏徵，却不能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回答也非常耐人寻味：“君但莫违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纳谏只是贞观君臣的一面。
经历过天下之惊变，面对历史的殷鉴，他们怀有相通的理想。唐太宗曾说过：“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畏惧什么呢？畏水能覆舟，所以先存百姓；畏偏听则暗，所以寻求群体的力量。
“臣闻唐太宗英明好谏之主也，魏元成忠直无隐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载一时，事无不言，言无不纳。”窄化的理解暴露了宋臣悲哀的处境，他们看起来与皇帝共治天下，尊严比之以往更高了。然而，宋朝的皇帝崇尚分权制衡，战战兢兢害怕丢失权势。臣子更多时候只是工具，而非同行之人。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求去。宋神宗责怪道：“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大意是：我们俩的交情太深了，君臣只是一种形式。如果朋友邀请你去做某些事情，你应该要委屈一下自己。更何况我们是君臣，难道就不能为我委屈一下自己吗？含情脉脉，令人感动。后来，这般有爱的宋神宗既无法保护王安石在政敌的攻击中全身而退，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揽权之心。王安石最后还是力不从心。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之义，正如贞观之治一般，只是历史的昙花一现。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逝。唐太宗痛哭流涕，为之神伤。没过多久，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四。这一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英明一世的唐太宗逐渐展露出昏聩的一面。当时，侯君集、杜正伦与太子有染，一个被杀，一个被贬。魏徵曾经推荐过二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唐太宗不得不怀疑，魏徵是不是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正直，他有没有可能结党营私呢？随后，唐太宗得知，魏徵曾经写下自己的谏辞，拿给史官褚遂良看，估计是打算把好名声传之后世。魏徵有了好名声，那自己不就成了被劝谏的昏君吗？唐太宗越想越气，完全丧失了判断力。于是，他废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如果放在以前，定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一次没有了。唐军虽然取得大胜，太宗还是后悔了。回师之后，他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他又重新立起魏徵的墓碑。在中国古代，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尚且避免不了走向昏庸；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王朝，尚且不能走出“克终者寡”的历史规律。那要如何寻找出路呢？魏徵留下的这个终极问题，只能待后人解答。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参考文献：
【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
【唐】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唐】魏徵等撰：《群书治要》，中华书局，2014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12 06: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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