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我们推送了文章《县城一中走不出精英》,讲述曾经创造无数高考神话的县城一中,逐渐走向衰落的故事。
今天,我们想要呈现故事的另一面。不论如何衰落,县中仍是普通县城里教育资源的唯一高地,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和老师留在那里。这些个体面临着怎样的处境?县中又要如何自救?
陈维(化名)今年27岁,是陕西一所县城中学2010级的学生。他从县中考上陕西一所大学的公费师范生,又在毕业后决心做一名逆行者,回到县中工作。
这位从县中走出去的老师,想要试着挽救没落的母校。尽管许多时候他都像个不得其法的园丁,越来越忙,收获却越来越少。
以下根据他的讲述整理:
回到县中的第一天,我坐在宿舍配的简易书桌前,在教案纸上写下“帮助县中摆脱贫困,而非摆脱贫困的县中”,然后把这张纸贴在墙头。
教师宿舍就在学校里,并不宽敞,下水做得不好,空气里有股浑浊的腥气,湿答答的。返潮的墙面上,有斑驳的水痕和悬而未落的墙皮,桌椅是统一配置的,表面是一层仿木纹理的贴纸,封边的胶条有些外翻。
我从这所县中考上公费师范生,大四的时候也回到了这里实习。实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去见校长,校长劝我说,签工作的时候回来吧,“不然(学校)揭不开锅了”。
于是2017年夏天,我放弃省会学校条件优渥的offer,回到培育我的县中,成为了一名物理老师。
这些年,县中渐渐不行了,最直观的是生源质量的下降。2010年我考入这所高中时,竞争比现在激烈多了。那年全县有3000多人参加考试,县中只录取1000人,留200个名额择校,能考进来的都是实打实的前三分之一。
现在不一样,学校的体量膨胀,招的学生多了。今年我们县2500人左右参加中考,县中就录取了1800人。
不仅是扩招导致了生源质量下降,好学生也在外流。现在县里条件允许的家庭,都会选择让他们的孩子离开县中,去省会追逐更好的教育资源。今年考走的就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叫欢欢,妹妹叫乐乐。姐妹俩中考是全县的前两名,免试被省会名校录取,今年双双考进北大。
老师的流失也在变得更严重。最近两个月,我们学校走了六个特别厉害的老师,都是教物理化学的,我们那一届的师范生也走了两个。
2017年我刚回到县中时,学校对待我们这些师范生的姿态是不屑的。一批九个新老师去校长办公室报道时,校长靠在椅子上说,我们不缺人,你们这些人是给三中准备的,我们代三中培养你们。
现在,比我们差很多的非师范毕业生都不肯来了。今年招不到老师,高一年级又扩招了好几个班,教育局被迫从乡镇抽调了一批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教高中,哪怕他们的教学水平根本教不了高中。
说俗一点,大部分人活在世上要么求名,要么求利。小县城教师工资低,求利的老师跑了;县中的优质生源流失,老师就难出成绩,渐渐地求名的老师也往外走。怎么都留不住人。
最初我选择留在县中,本意是回来救个急,结果越救越急,就走不了了。
学校变大,学生变多,对应着更多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处理,根本管不过来。我现在是高二班主任兼两个班的物理老师,除了教学,还要额外担负学务处、信息中心和团委的部分工作。
每天备课上课、课后答疑、维持纪律、督促清洁区的打扫、给打架逃学压力大的学生做思想工作、查寝、归档学生工作材料,经常凌晨两点才踏着夜色回宿舍,六点多再爬起来监督学生早读。
工作强度变大了,但待遇没变,每个月工资还是少得可怜。同办公室的化学老师之前在隔壁县的中学上班,一个月到手有六千左右,不算绩效。调来我们县中后,死工资只有三千出头,家里催着在县城买房,他每个月房贷要还2800,再减掉杂七杂八的费用,就剩200块钱在食堂吃饭。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救济他,怕他拿着工资却饿死在学校。
学校选址在距离县城城区二十公里的乡镇上,开车要半个小时。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寄宿在学校,教师公寓条件不好,很多年纪大的老师半夜开车也要回县城住,他们觉得宿舍阴冷,睡不好。
我干脆住在学校里,专心教书和管学生,半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但很多老师是成了家、有小孩的,忙起来的时候一点都顾不上家里,小孩几个周见不到父母,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一个劲儿的哭。
很多老师受不了这种工作节奏就走了,我还想再熬一熬,熬不动了再说。
去年,我们学校里十几个老师辞职,有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物理老师也走了。家里觉得我工作太辛苦,托关系让我去政府单位“进修”,待了八个月,我还是回了县中。
留下来的原因简单说就两个,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当初回学校实习,我的带教老师正好是几年前我读高中时的物理老师。就是有他留在县中,才有现在的我。从高中到现在,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是我心里真正的好老师,我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我也喜欢和学生们呆在一起。有年文理分科后,班上选文科组合的学生私下里跟我说“想再听一节物理课,再做做那些做不出来的物理题”。我离开中学去政府,还有学生给我留言“等你回来”。这些时候会觉得特别幸福,特别有成就感。
毕竟总得有人留下来吧。家乡只剩这一所县中,如果它被彻底掏空,没家境支持去大城市就读的县中学生就真的再难有站起来、直起身去看更大世界的机会了。
这几年学生们离开县中,在中考后去参加省会名校的考核,幸运的话可以留在那里读书。有些进不去本部的,就找关系进分校、进国际部,择校费有七八万。
有学生家长跟我算过,一个去省会西安读书的孩子,一年两万的学费、一万的生活费、再加上补习班的钱,三年下来需要将近二十万。而如果在县中读书,国家减免学费,生活和辅导的成本加起来也不到五万块。
我们这座西北县城,人口只有30万,两年前才刚刚摘掉贫困的帽子。过于高昂的教育成本在多数家长看来并不是很有“性价比”的选择。“出去折腾了三年,花了二十几万就考个普通一本,亏了”。
有条件有资源的孩子可以去大城市上学,可是30万老百姓的孩子不是都能往外走,不能断了升学的路,县中不能塌。
我2017年进入县中,带的第一届学生会在明年夏天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可也有些学生,考不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然后很快组建家庭,生儿育女。他们的人生就这样产生了分野。
前两天有以前的学生打趣我怎么还没找对象,说她的小学同学都二胎了。那个女孩高中在我们隔壁班,个子矮矮的。我当时第一反应是震惊,而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对于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县中孩子,如果失去了读书这个上升通道,往往只能面对着更狭窄的选择道路。他们没有能够供给留学的优渥家境,没有健全且丰富的职业教育可以再次深造,也缺乏果决追梦的勇气和底气。
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或许将终身循环在生活的轨道,不得见人生的旷野。
有时就算考上了大学,教育资源的匮乏和贫瘠也如影随形。我有个学生今年考上了南方的一所211高校,在这座以素质教育闻名全国的城市求学,县中的孩子们始终在为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自卑,“觉得随便拉个小学生口语都比我好”。
当同座的学妹得讨论起“模拟联合国”的组建时,已经是学姐的她分外局促,担心“露怯”。这种对畏惧让她很少主动尝试全新的东西,只敢活在自己的舒适圈,没法和环境自洽。
林小英教授在《县中的孩子》中写,“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我觉得是这样的。
县中有出路吗?我不知道。
县中的确开始了尝试。在屡屡被“掐尖”而受挫的困境中,“低进优出”的“衡水模式”显得格外有吸引力,我们县中也尝试着实行这种更严苛、更高强度的半军事化管理。
过去学生每天早上五节课,中午三节课,下午和晚上各有两节自习。学校要求老师不占用自习时间,让学生自己消化。我会在晚自习后自愿留下来给学生讲题,有时候讲到十一点。
那时候,虽然课程也比较紧张,但是高一尽量不补课,后来哪怕补课,起码也两周放一次假。但如今的状态是,早上五节课,下午四节课,晚上四节课。学生从高一开始就被关在学校里,三个周或者一个月才放一次假。
来找我倒苦水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实不外乎都是些食堂不合口味、宿舍关系、考试成绩之类的小事,但积少胜多就成了堵在心里的疙瘩。
课上因为睡眠不足,攥着笔就打起瞌睡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了。有时我看着他们,觉得很心疼,想到如果我现在在这里上学,每天早上五点一睁眼就发现周围全是人;随处可见都是“亡羊补牢”“重头再来”的鸡血标语;没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吃饭靠抢,回宿舍要跑;哪怕去上个厕所,周围也有人等着……我会疯的。
学校疯狂地延长学习时间,但教学方式没有改变,这是在盲目地压缩学生时间,高投入、低回报。
表面上看,县中也在为了提升教学质量进行课改和教研活动,但是绝大多数成了走过场、做样子。
学科组的教学研讨会,其实就是一个年级凑一块说两句,就算完了;搞课改,整出一个“循环大课堂”,其实就是预习、上课、检验、回答问题、复习,只是起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让它看起来更科学更高级。
有段时间,学校还把学生的桌子拉成一团围着坐,美名其曰作为“课改”中帮助学生思考和互动的方式。学生们进出很不方便,也无法专心学习,折腾了一年半,家长各种投诉,又把桌子拉回去了。
我很疑惑现在县中的浮躁。是不是我们太习惯于用经济发展的思维来面对教育了,但教育不是经济,教育不是效率第一,而是要以人为本,让每个人在教育体系里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我和周围的老师们,商量真正能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比如去学一些多媒体技术,用三维建模帮助学生理解电场磁场的概念。体育、美术课老师偶尔请假,我们也亲自顶上,带学生体育活动或美术鉴赏,让学习不仅仅局限于成绩。
学生们知道我的社交账号,上面有我自己画的图、写的字、每年的书单影单,还有自己关于生活、关于理想的感想。说不定,这些内容也能从另一个维度引导学生,让他们有更多站起来、走出去的勇气。
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步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前进方向,一味要求矮个子孩子长高没有意义。
只是面对优胜劣汰和量化制度,学生对我们素质教育的尝试兴趣也有限。两页的书单底下,是一大批学生的匆匆点赞,没有几个人真的会去看,他们说没时间,可能也没兴趣。
每年高考前,都是我最揪心最纠结的日子。有学生凌晨把我从睡梦里喊起来,问几道想不明白的题目;有学生买了一沓沓的练习题,做不完着急地揪头发;有学生一遍遍和我说读书好难压力好大,一见面就哭了出来。
我发自内心地觉得我的学生都是最好的孩子,拥有很多比“成绩好”更重要的好品质。但回到现实,站在高考大关前,除了帮他们变得更“应试”,我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再帮他们一点点。
这时候我又会懊悔,是不是当初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就应该对他们狠一点,让他们再把分数考高一点。
毕竟从现实出发,分数确实是我作为老师能帮助学生们最直接的东西。
也是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证明自己唯一的、最有力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