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消灭了由明朝宗室建立的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政权。由于南明各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南明遗民的抗清运动注定会走向失败。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矢志抗清的忠贞之士，他们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精神做支撑，在中国历史篇章上写下了感人的一页。面对清军的入侵，也有一些人投效满清政权，只为借清军的力量报君父之仇。
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叙事背景下，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些“贰臣”是汉奸，政局动荡之时，意识形态束缚被扫荡殆尽，那些当事人的想法未必与我们后人所想的完全一样，我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解读，未免带有民族主义的强烈情绪。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明清鼎革之际贰臣与遗民的身份认同呢？
清顺治二年（1645年），潞王朱常淓降清，大儒刘宗周决定绝食殉国。但刘宗周的学生却加以劝阻，他们师生之间关于“食人之食者”在明清易代之际如何自处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从这场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明末清初，士人们不仅遭到了一次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还使他们认真反省在易代之际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明末清初士人面临的普遍的道德困局，和宋明理学形成的道德理念密不可分。
中国历史上的“忠君”理念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不过这种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正如《论语·八侑》中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秦代把臣对君的忠诚义务绝对化，到了宋代，以儒家的“君为臣纲”为基础，建构起了臣必须绝对忠于君主的理念。晚明时期，虽然有许多士人批判专制皇权，但“忠君”理念依然是大一统政权里衡量臣子品行操守的重要标志。
当闯王李自成攻破京师、清军入关势如破竹，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濒临崩溃的环境下，儒家所倡导的“忠君”理念不仅面临着思辨上的问题，还存在着现实的实践问题，即可操作问题。是不惜一切代价，与腐朽的、内部矛盾严重的、危如累卵的南明政权共存亡，还是顺应时势，归顺如日中天的大清？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时局逼迫他们要做出一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选择。余英时认为，理学在政治上的思想就是，“治统”依附于“道统”，然而，南明政权腐朽至极，其“治统”是否具有合法性？可以想见，“绝对忠君”的理论教条和现实环境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
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据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随崇祯帝殉国的文臣只有21人。然而，在数天后，在午门迎降的文官却高达4000余人。在清军南进的过程当中，大多数地方士绅也选择与清军合作，在多尔衮颁布剃发令之后，社会上由缙绅组织的抗清运动才更加激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汉族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要比对日暮西山、濒临灭亡的南明政权的认同要高得多。明末以来长期的战乱环境不仅摧毁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还把朱明王朝的“天命”扫荡无遗，这对明帝国政府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1645年，忻城伯赵之龙、保国公朱国弼投降清军，献出南京，同时，在檄文中还写了这么一段话：“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死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肃清京阙，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城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大概意思就是：大清入关是来帮助我们剿灭不共戴天的闯贼李自成的，大清入关顺应天命，大明大势已去，不如降清。
这些为清军入关寻找“天命”理论依据的措辞，为那个时代选择投降清军的汉人寻找到了一种理论依据。这些降臣自比春秋时期的申包胥，他们投降清军是“义哭秦庭”式的行为，是要恢复社会秩序。清军因吴三桂而入关，是打着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来的，根据叶高树研究，吴三桂一开始也本无降意，完全是抱着一种合作的态度，只是因为李自成政权的快速腐化使得吴三桂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关外的满洲人。
乾隆时期，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在修《明史》时修《贰臣传》，把那些降臣打为“贰臣”；又编修《胜朝殉节诸臣录》，大力表彰那些忠君死节的义士，这使得我们误以为明末清初的殉国之人比以往历朝历代都要多得多，那个年代的士人大部分都“殉节”了。然而，有学者研究指出，明末殉国的实际人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虽然宋明理学在人们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因“忠君”而“杀身成仁”的人毕竟是少数。闯王进京师，投降的大臣有很多。而清朝早在崇德年间就已经建立了类似于明朝的中枢机构，比李自成农民政权更有能力重建社会秩序，士大夫阶层对清军入关采取妥协态度也是不难想见的。而且，还有人用“以夏变夷”为自己的投降行为辩护，以此作为依据认同清朝统治。
钱谦益降清
我们还可以看到，对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有武装抵抗与隐居之分，隐居之士无力回天，既不愿意投降，也不愿意自杀，牟复礼称之为“自愿隐逸”。
在武装抗清的人群中，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忠于朱家皇帝，有人是为了报答上级的知遇之恩，如江天一；有人是为了纯粹的个人利益，如左右逢源的逆臣黄斌卿。真正愿意为朱明王朝抛头颅洒热血的大部分是那些曾经在京师或南京领取国家俸禄的文臣，如张煌言、钱肃乐等，但这部分人毕竟只是少数。
对于那些为大明死难的义士来说，社群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傅乐成在《汉法与汉儒》一文中认为，虽然儒家思想往往受到“尊而不用”或“夹以杂霸”的待遇，但在历朝历代的刻意尊崇下，儒家的思想观念还是在儒家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熏陶下，深深地扎根在受过此教育的人的心中，以伦理观代替君臣观，将父子关系扩大到君臣关系。虽然有些人在1644年天翻地覆之前“未受国家恩命”，但他们还是视忠君爱国为本分，与南明政权共存亡。正如左懋第所说：“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小腆纪传·义师一·孙兆奎传》中记载下了孙兆奎所说的一句感人肺腑的话，孙兆奎招募水卒抵抗清军南下，有人劝阻他说，大清发于辽东，当年大明举全国之力都无法消灭它。现在清军大举南下，占据了所有险要之地，我们的舟师毫无用武之地，为什么要逆天而行，以卵击石呢？孙兆奎义愤填膺地说：“但恨三百年养士，而义声寂寂，我故欲以一身殉之，其成败则听之天耳。”这群义士明知前方道路坎坷难行，仍然置生死于度外，将“忠君”置于个人生死、安危与荣辱之上，以“复大仇”、“保疆土”为最终目标，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还有人因负天下之望而选择自尽，有人是为了证明士人中还有忠君爱国之士。如王道焜在自尽前说：“不死，天下将谓属吏中固无人。”还有人是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既不愿意再起兵连累百姓，也不愿意降清，心灰意冷下自杀身亡。如高弘图在自尽前说：“徒苦江东父老。”
抗清义士是一直为后人所关注和敬仰的历史群体，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精神。相比之下，那些降清的“贰臣”则为我们所不齿，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忠君爱国”理念，屈身侍奉蛮夷。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印象，然而，明清鼎革之际，社会秩序崩溃，传统儒家伦理价值体系解体，朱明王朝天命已终。士大夫群体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出于种种因素考量，最终选择降清，这未必全是苟且偷安、卖主求荣思想的结果。
参考文献
[清]谈迁，《国榷》，古籍出版社，1958年。
[清]徐鼒，《小腆纪传》，中华书局，2018年。
[清]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
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
（作者：浩然文史·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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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16 09: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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