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1978年生于四川通江,
是70后最具代表性、
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
10月14号,她的个展《包豪斯女孩 - 剧场》
在法国巴黎开幕,收获许多好评,
“如梦似幻,却又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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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和新作《包豪斯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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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女孩 - 剧场》巴黎展览现场
探访她的创作和生活。
自述: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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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室画画
8月底,为了巴黎的新展,陈可在北京工作室日以继夜地赶工,她的性格是要修改到最后一刻的。
正好,这两个星期先生带11岁的女儿出去旅行了,陈可不用像往常那样,每天开车一两个小时往返工作室和家中,女儿不能接受晚上妈妈不在家里。
她趁机搬进工作室住下来,早上睁开眼睛,下楼就能画画,每天傍晚去附近的松树林跑步,维持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才能有足够均匀的状态,去完成大幅作品。《包豪斯女孩No.27》2023
《包豪斯女孩No.26》2023
新展《包豪斯女孩 - 剧场》,准备了两年。上一次的个展是2021年让艺术圈惊艳的《包豪斯女孩/房间》,都是在“包豪斯女孩”这个大的母题下,表现了那些朝气蓬勃的现代女性,但有不同的切入点和叙事线索。
2020年,她开始画包豪斯女孩,源于逛书店时无意中看到一本《包豪斯女孩》的影集,搜集了足足400张在包豪斯待过的女孩肖像照,都摄于1919至1933年。“我不知道曾经有那么多女学生在包豪斯读过书!”陈可很惊讶。
包豪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学校。它试图改变艺术教学的方式,并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艺术和设计在社会中的作用。但女性从未是包豪斯历史叙事的主角,她们的创作与成就也极少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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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出生在四川一个叫通江的小县城,父亲是美术老师,小时候耳濡目染。16岁,独自去重庆上了四川美术学院的附中,接着一路念了川美的本科、研究生。2005年毕业后,成为“北漂”,踏入了当代艺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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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人生轨迹,看似波澜不惊,嫁给了大学就开始相恋的学长,现在先生在大学教书。她曾经也是下午开始工作,夜猫子,幻想过艺术家的生活是否都是“波西米亚式”的。但是自己十多年走下来,却是朝着反方向,越来越冷静,越来越规律。与外界所有事物,保持不冷不热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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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2007
上学时,陈可第一次看到村上隆、奈良美智就很喜欢,“那种创作不是高高在上的,可以直接地表达。”于是,她也开始用这种方式去创作。她把初到北京、初入社会的这份孤独、梦想,都揉进了画里。画了一个想象中的小女孩,有点像自己的一个分身。通过描绘小女孩的表情和状态,她表达自己的情绪,也把对周围年轻人的观察都放了进去——有一点儿社交障碍,想要去做梦的那种感觉。2005年研究毕业时,她收到邀请在北京参与了星空间画廊的开幕展《下一站,卡通吗?》,共有12位“70后”艺术家参与。 回头看参展名单,星光熠熠,有现在大火的黄宇兴、欧阳春、韦嘉等,当时这群二十几、三十岁出头的新人,往沉寂的艺术圈狠狠吹进了一股新风。这次展览也开启了中国艺术的新潮流:“卡通一代”。一大波年轻艺术家以偏卡通、漫画的方式,表达自己个人化的感受,和“50后”“60后”绘画里的那种宏大叙事,完全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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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陈可开始以摄影作品中的真实人物作为其描绘对象,从生命曲折的女性艺术家弗里达,到艳光四射、内心却潜藏着一个阴郁内向小女孩的玛丽莲·梦露……在翻看关于她们的摄影集时,陈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她通过对这些人物,尤其是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的解读,表达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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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女孩No.11》2021 这张双人画,好像在说女孩们到了这个学校,像进入了一个梦里面
1919年至1933年间,包豪斯共招收462名女学生,换句话说,包豪斯大约三分之一学生是女性,这个比例一直相当稳定。包豪斯并非当时唯一一所接受女性入学的艺术学校,当时的德国政体魏玛共和国(1919-1933)将平等纳入宪法,在这时期,培养女性才能是显而易见的趋势,然而这所学校又有点与众不同,允许男女学生一起在工作坊学习、在餐厅用餐,甚至男女都可以申请校舍附近的学生宿舍。不过在包豪斯,女性还是受到重重限制,超过90%只能去被认为适合女性的纺织工坊学习,极少数女性通过自己的抗争进入金属工坊、建筑工坊。而包豪斯女孩——这个为数不多,才刚从艺术、设计和建筑领域崭露头角的小群体,在随后的纳粹主义、二战之中,许多人命运曲折艰难,被历史遗忘。展览《包豪斯女孩 - 剧场》,把她们打捞了起来,艺术评论人Jill Gasparina说,“陈可通过绘画来挪用的形象是面具,而她的所有作品都是自画像。”以下是陈可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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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包豪斯女孩 - 房间》的时候,我已经计划“包豪斯女孩”这个系列不止一个展览。包豪斯学校它本身也是一个迁徙的历史,从德国魏玛、德绍到柏林,二战时有些老师到了美国,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在不同的城市空间做包豪斯系列的展览,也是一个流动迁徙的过程。
这次的《包豪斯女孩 - 剧场》,是在巴黎的贝浩登空间,一幢几百年历史的房子里。
接触到《包豪斯女孩》这本摄影集,是我创作的一个来源,看到那些照片时我非常惊讶,100多年前的女性跟我们今天的女性,眼神里的那种光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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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的美院时期
第一直觉让我想起了,自己在四川美院的大学时代,我们学院也提供了一种非常自由的艺术氛围,当时我接触到当代艺术中非常优秀的女性艺术家,像是辛迪·舍尔曼、南·戈尔丁,就希望自己也成为那样一种人。
包豪斯女孩,她们的精神气质挺一致的,都具有一种挣脱现有的束缚、去追求自己理想的感觉。
她们在包豪斯接受了非常前卫的艺术教育,自身的才华和潜能得到了非常大的释放,实现了一种对于自己、对于女性身份的重新建构——原来女性还可以这样。
卡拉·葛罗许(1904~1933),参加《金属之舞》剧照这次展览最大幅的画,2米乘3米的尺寸,画的是包豪斯的体育老师卡拉·葛罗许,她在参与包豪斯剧场的《金属之舞》。她是包豪斯少数女性老师之一,学习过表现主义舞蹈,对怎么控制自己的身体非常有经验,控制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一种主动权的隐喻。她说过,“从控制自己的身体中,我得到最纯真的乐趣”,一些媒体来采访,她是相当受欢迎的摄影对象,年轻又充满活力,时尚的短发,运动员的体格,很具有当代美,就变成包豪斯新女性的一个代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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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鲁德·阿恩特(1903~2000)和《包豪斯女孩No.24》
但包豪斯有点像一个乌托邦,超前于周围的社会,她们离开学校,真正到了社会上之后,发现提供给女性的机会还是很少的,而且很快爆发了二战。
这幅作品的女主角格特鲁德·阿恩特,她在包豪斯的纺织工坊里学习,在学校里才华非常突出,设计的地毯放到当时包豪斯的校长办公室。
但是她的艺术生涯很短暂,毕业后,她想去建筑事务所工作,但是社会上没有提供给女性这样一个工作机会,后来她与一个建筑师结婚,重心转移到家庭里,这个期间她出于自娱自乐,拍了一系列穿着戏服的自拍照。▲
欧媞·贝爵(1898~1944)和《包豪斯女孩No.23》这张作品,来源于一张双重曝光图片,女性面孔和包豪斯校舍的叠影,她叫欧媞·贝爵,1927年进入包豪斯纺织工坊学习,那应该是她最自由开心的时期。
随后二战爆发,她是犹太人,本来有机会逃到美国担任教职,但是她决定回家乡探望一下母亲,然后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她和家人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去世。
陈可为展览整理出来的十多张参考图
“剧场”是在准备展览的中间定下来的名字,因为发现这次的作品很多都具有一种舞台感、戏剧感。比如人物带有面具或很浓的装束,名字确定之后,就按照这个感觉去准备整个展览,结构和框架更清晰。
最开始有点像一个图片编辑的工作,从海量图片里面筛选,钉在墙上反复去看,发现它们内在的逻辑,一个展览可能就来得及画十多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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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肖像外,还画了建筑相关的图片,色彩也契合剧场氛围感
图片几乎都是黑白的,所以色彩部分我有很大的主动权,这次的色彩是我对于舞台色彩和灯光的一种记忆,对比色、强烈的颜色并置在一起。色彩本身它就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感染力,所以很多抽象绘画它里面就几个色块,但你能感觉到非常大的能量。人物的造型,更多具有一种块面感、雕塑感,用了一种更硬的线条,因为这批包豪斯女性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坚毅勇敢的。
做这批作品的时间跨度差不多是两年,前期作品里的笔触是消掉的,做到中间偏后的时候,我挑战自己的惯性,有意识地保留了一些笔触,因为觉得这些笔触能带来一种力量感。
另外,虽然是具象的绘画,我其实在考虑它和抽象绘画之间的关联,不是对照片里所有物体的再现,而是把光影提取成图案化的东西。▲
架子上摆放着金属板上的抽象绘画
我一般上午状态好的时候做具象的绘画,到了下午,我就在金属板上涂抹抽象画,它更偶发,像是潜意识里的东西,记日记一样。抽象和具象,是在同一条路上,从不同的两端往中间走,我特别期待有一天它们在中间是能相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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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女孩No.23》2023
只有在专注里你才能达到一种深度,所有能量聚集到一点的时候,才有可能去打开那扇门。所以我在工作室里边就用老人手机,只能接电话,另外就是调整自己的作息,要很规律地生活,不能熬夜,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我女儿习惯用ipad画画,但对我来说,和实际的画画材料接触时,我特别有一种安定感,像是一艘船有了锚点,把脑子给定住,所以我每次就站在画布前面,心一下就能定下来,回到非常当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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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非常清楚,创作出第一张“包豪斯女孩”是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当时突然生活一团乱麻,我六神无主,但是当我开始画那张画的时候,我突然平静下来,重新找到一种秩序感,好像我变成了一个造物主,可以去控制很小的一个世界。
展览入口的金色屏风
这次展览,整体上也以“剧场”为设计线索,入口处我放了一个金色屏风,金色好像具有一种隐喻,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祭坛画,也是用金色代表更神圣的东西,它提示你进入了某个不一样的空间。
在大幅的戏剧感人物肖像之外,有一些非常小尺寸的肖像,像是挂在剧场的演员表。
展览的尾声,是一个彩色螺旋形的金属装置,盯着看有一种进入梦境的眩晕感。
剧场是一个可以让你脱下皮囊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隐藏或展示另一个自己,也许是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我不工作,就没有自信和安全感》2008
其实我一直是跟画里的人物对话,早期作品里的那个小女孩,好像是我的一个分身,我们在聊天,跟她讲我的一些情绪感受,人们会觉得那个女孩挺忧郁的,有一些黑暗的东西,生活中,我有意无意地压抑了一个不好的陈可,但可以很安全地把她放在作品里面,也不会对别人造成困扰。
《绿衣弗里达》 2012
《弗里达在纽约》 2017
在画弗里达之前,我进入一个创作的瓶颈期,虽然小女孩系列的市场反应一直还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继续了,弗里达系列是我怀孕当妈妈时同步的创作,当母亲这个事情激发了我对女性的一种新的认知。她的一生波澜起伏、非常曲折,艺术成为了一个精神庇护所、一个支撑。
《1932·洛杉矶·6岁》2016
《1962·圣莫尼卡海滩·36岁》2016
《1962·洛杉矶·36岁》2016
做梦露系列,是因为我非常偶然地看到一本摄影集,跟我印象中的梦露差距还挺大的,不是咧着大嘴巴、没心没肺笑的女性形象,早期照片里的梦露是那种很羞涩、内向甚至有点阴郁的小女孩。
我觉得很奇怪,前后判若两人,就带着疑问去看她的各种传记,才知道她以前是另外一个名字,她好像把那个人物给埋葬了,然后去扮演了一个叫梦露的角色。在画她的过程中,我想把那个小女孩给复原了,有意识地挑选了一些跟大家印象中不太一样的梦露。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有时候是艺术家,有时候是母亲、妻子、女儿,好像有很多分身,我也会觉得挺迷惑的,不知道哪个才是特别真实的自己。很多时间分配到了工作中,给家人的时间肯定会受影响,作为女儿要照顾父母,作为母亲要照顾孩子,特别是我没有办法像别的妈妈那样投入那么多的时间,一直有一种愧疚感。但是我希望和女儿,更多地是成为朋友。
陈可和女儿
少年时候,我对普通人的生活不屑一顾,觉得非常平庸,希望自己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当时觉得做艺术家,就和普通人的人生不一样。
但今天想法又变了,如果能够有一个简单平淡的生活,在里边去做喜欢的事情,就挺好。比如说,现在很喜欢的一些女性艺术家,乔治亚·奥姬芙(Georgia O’Keeffe),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她们后来都选择了一种隐逸的生活,离开喧嚣大城市,在偏僻的美国中西部,生活简单得像隐士一样,但是她们晚年的作品都非常好。
不停地做作品,归根结底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做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种自由,好像自己被全然地释放了。
在工作室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最真实的自己,不需要去做任何伪装,是最自由也最完整的。作品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