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个人,七八岁就能成名于世。但小小的骆宾王做到了,他七岁即可赋诗,一首《咏鹅》流传千古,骆宾王三个字,因此也被后人所铭记。
骆宾王,字观光。他的名与字,皆出自于《周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将此话直译过来,其意思大概是说:观仰一国的风光,才利于做国王的宾客。
《周易》首先是一部卜卦之书。可想而知,若然古时的外交官,占卜出这句卦辞,他的外交生涯,或许就非常顺遂
骆宾王也坚信,他名字中带着某种深意和幸运。可惜,后来的骆宾王,走过了很多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骆宾王此人智商极高,他少年即已成名,照理说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应该布满鲜花与掌声。
顶着神童的光环,骆宾王的举止,便愈发的不羁,用其诗文来说: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少年的骆宾王崇敬豪侠,对于衣服和品味,却从来都不以为然。
这也是骆宾王给人的印象,崇尚侠义,性格豪爽,富于反抗精神。
诚如闻一多对他的评价:
“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都是他干的。”
然而,另一方面,宾王生于书香门第,他从小即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
单看闻一多的评价,我们似乎看不到半点儒生的日常。
侠与儒,自古以来其实是两个相悖的概念。孔子尚儒,墨子尊侠,而墨子以及他创立的墨家,其实是历史上批儒的第一人。
这两种精神,体现在骆宾王身上,理所当然也不可能融会贯通,某种意义上,还造成骆宾王的困扰与错乱。
而这种错乱,也渐渐形成了他的低情商。
从约20岁开始,踌躇满志的骆宾王,即赴洛京应举,经历岁月蹉跎,他却一事无成。春去秋来,时光荏苒,他终于在皇帝叔叔道王李元庆那里,谋到了一官半职。
也许内心还有些许的心高气傲,但此时的骆宾王,更多的则是高兴,被赏识的愉悦感。“一朝披短褐,六载奉长廊。”是他对这段时期的总结。
做一个“素人”实在太久了,一朝之内脱下平民的装束,侍奉在权贵的长廊之下,还是有些小幸运呢。
这样的生活,他一共干了六年,可是,六年之后呢?
李元庆也很赏识骆宾王,眼见宾王任期将尽,他于是“凑巧”让手底下这班幕僚,各自书写自荐信,言自己之所能。
面对这种明示,骆宾王心中儒家的道德规范却开始抬头,他竟然认为这样的抬举,更像是一种耻辱,而才高八斗的骆宾王,显然也耻于“自媒”、“炫能”。
骆宾王并没有写劳什子自荐信,他洋洋洒洒写就的《自叙状》,充满了“高洁”的情绪,文章的结尾,骄傲的骆宾王如此写道:
“所以令炫其能,斯不奉令。谨状。”
唐朝那个时候,显然还没有“情商”这个词,但不管哪个时代,待人处事之道,从来都是相通的。今天的企业家李契腾柏格曾经说过:“拥有做事的智商只是成功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赖做人的情商达成。”
这个道理,用在骆宾王身上,简直不能更合适了。他凭借自己的“智商”,在道王府立足;却又不具备高超的“情商”,继续维系自己的事业。
骆宾王淡然的拒绝也还好,他的《自叙状》简直就是一纸檄文——对抬举他领导的檄文。试问,如此不懂人情的骆宾王,让领导怎么下台。
难道说,骆宾王真就失掉了入仕之心吗?恐怕也未必,纵观他的诗作,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但骆宾王的诗篇,以抒发怀才不遇的个人身世遭遇,以及想建功立业的抱负之心为主要内容。
诗作也就罢了,骆宾王还费尽心机,连篇累牍的给权贵写信,以乞求得到一官半职。
据后人统计,骆宾王流传于世的文集,有书启17篇,绝大多数是为求仕而作,语气之卑微,着实让后人唏嘘。
“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县禄。”
这句话说得实在卑微:只要让我住得离城郭近点,领取些微薄的俸禄过活就好了。
我们相信,最起码写这些文字时,骆宾王身上儒者的自信,侠士的豪气,都已经荡然无存。
在之后,骆宾王投诗于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他于是有了机会,去到遥远的塞外,追求自己的功名。
骆宾王自比为千里马,而裴行俭有知人善用之美誉,毫无疑问,就是他的伯乐了。
公元674年,当伯乐再度垂青于他时,骆宾王又开始犯起读书人的矫情。裴行俭保举他为洮州道任幕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竟然推辞了。
那他之前写过举荐自己的锦绣文章,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诚然,战争会遇到些许的挫折,但谁夜不会料到,骆宾王因而就变得如此之心灰意冷。他的悲剧在于,功名之心太盛,而缺乏自知之明。简言之,就是毫无情商。
裴行俭评价他为:“浮躁浅露”,这四个字,概括出骆宾王的一生。
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说过:“人生活在希望之中,一个希望破灭了或实现了,就会有新的希望产生。”
显然,骆宾王坎坷的一生,几乎与希望绝缘。他后来常以秋蝉自喻: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明 人物图册 项元汴
秋露浓重,蝉儿纵使振翅也难以高飞;寒风萧瑟,轻易就能把蝉鸣之声淹没。
有一说一,骆宾王还是太悲观了。
他所处的时代还是唐初,彼时的社会需要人才,统治者对文学名士也算包容。尤其是武则天统御大唐之后,她为了笼络人心,大开制举之门,应举者常常能达到上万人。
在武则天统治的年份,文科科目常常有三类,即文学、经术以及道德(没错,唐朝的科举也考道德,譬如,公元692年的“孝悌鲠直”,695年的“临难不顾”等等)。
这三者中间,武则天尤其重视以文章取士。从私人角度出发,武则天的目的,大抵还是为了收买官僚士子。一直以来,她的统治策略是“以禄位以收买天下人心”,而儒学科目的设置,无疑是为这条策略服务。
作为写文章数一数二的儒生,骆宾王的机会不可谓不大。然而,他是如此形容写文章这件事:
“文章是立身之歧路耳,又何足道哉!”
不得不说,骆宾王不仅作践了自己,还轻视了天下的读书人。
还是那个问题,统治者向他张开了臂膀,骆宾王不接受也就罢了,他偏偏还要出言反对。说得难听些,这样的情商,恐怕连秋蝉也不如。
有学者分析,骆宾王之所以参加徐敬业的“革命”,无外乎是他自己功名未遂、怏怏不得志的情绪在作祟。
从劳苦大众的角度出发,这场叛乱对社会的进步,又有几分积极的作用?无外乎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罢了。
骆宾王之所谓义,恐怕也不是多么的义。
对于骆宾王的文章,后人理所应当去学习;但对于其行事的风格,我们则应该多多总结教训。
据说,在遥远的古希腊特尔斐神庙前,树立着一座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几个简单的大字:“认识你自己”。
毫无疑问,与骆宾王大发牢骚的锦绣文章相比,这才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神谕。
4,孙培青主编:《中国考试通史:先秦至隋唐五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