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传染病是现代公共医学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对承平日久的各国卫生防疫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无论哪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除国家与社会层面的种种措施之外，很大程度上依赖每个公民自身的卫生与生活习惯。而每个国家现代卫生体系的确立，都伴随着对国民的卫生习惯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过程。比如我们的邻居日本，现如今提到日本，国人往往对其干净、卫生的城市赞叹不已，但日本这样的卫生状况，其实也是来之不易。
发生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是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走向近代社会的开始，自此日本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近代化进程。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一同进入的不仅有西方的经济文化，还有西方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医学以及公共卫生体系。日本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以中国为师，其医学也大多从中国传入，以中医治疗为主，西医的传入无疑令他们大为震惊。1874年，时任日本文部省医务局长的长与专斋以西医为主要参考，主持发布了《医制》76条，他率先使用带有现代意义的“卫生”一词，并在76条中阐明了现代医学的任务与目标，为此后日本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第一份成文条令。
黑船来航
很明显，此时的日本民众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现代公共卫生，也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卫生生活习惯。他们一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能够解决自己的温饱已然不容易，哪里顾得上什么卫生习惯。即使明治时期的日本已然开始近代化变革，但毕竟刚刚开始，大多数百姓不讲卫生且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加上日本与海外通商，致使大量外来疾病传入日本，并开始蔓延。如白喉、天花、霍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在日本本土肆虐，要知道这些疾病在当时的西欧都是难以抵御的，更何况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尚未建立的日本呢？据统计，1877年的日本迎来了第一次霍乱大流行，在13000名感染霍乱的病人中，死亡人数竟高达8000多人，死亡率超过一半多。仅在两年后，霍乱再度爆发，规模远超前次，有超过16万日本人感染，死亡人数更是超过10万。因此日本必须要进行彻底的卫生体系变革，并对民众的卫生习惯进行彻底改造，才能尽最大可能降低各类疾病带来的影响。
为应对迅猛的传染病的大范围传播，尽可能降低感染率与死亡率，日本首先决定成立推动现代卫生的政府机构，在中央设立中央卫生会，地方则设置地方卫生会，此后又在各地设立卫生警察。经过数年的发展与整合，最终日本政府建立起了中央卫生局、地方府县警察部卫生科、市町村卫生组三级组织，将全部国民拉入一套完整的现代卫生管理机构之中。
改造民众的生活习惯与身体，是日本在短时间内难以推动医学与科技进步的情况下，能够尽最大可能推行的一项工作。1880年，日本内务省下发各种传染病防治手册，向民众宣传传染病的危害以及如何防治传染病，政府特意告诫民众千万不能隐藏自己患病的事情，一旦得病立即就医。其实民众并不是不愿意就医，问题是在当时的医疗与卫生环境下，许多民众感染疾病后在医院不但得不到有效医治，反而因与其他病人同居一室，而加剧病情致死。
1897年，日本正式颁布《传染病预防法》，以法律条文强制改造民众，防治法不但将日本各级卫生机构职责做出明确划分，还将每个日本人都纳入政府的管控，政府强制改造民众由此具有法律效应。20世纪初，日本爆发鼠疫，由于根本没有治疗鼠疫的医学条件，日本政府只得采用强制措施强行隔断传染源与传染路径，烧毁一切感染尸体与房屋，以此达到防疫的效果。
鼠疫防治
问题是这样的强制措施只能临时发挥作用，无法成为一项长期举措，控制鼠疫这样的传染源明确的病还好，遇到结核病这样的难以找到具体传染源的传染病则很难起作用。当时的日本利用从中国抢掠而来的赔款与资源大肆开办现代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与饮食条件为结核病的出现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大量在工厂中做工的工人尤其是女工都患上了肺结核，矿场内男性矿工患病率与死亡率则更高，一时间结核病肆虐日本城乡，据统计，仅1899一年即有66000人死于结核病，因此这种病被人们戏谑为“国民病”。
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应对结核病的出现与传播，首先是禁止民众随地吐痰的行为，一旦触犯则予以重罚。其次是开始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公共卫生，如开设各种疗养院，并开始着手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日本政府的一切改造措施无疑都是强制性的，他们认为底层人民是疾病的传播者，他们恶劣的生活习惯与糟糕的个人卫生使他们满身都是传染病源，政府的种种卫生措施也由这种态度出发，愈发的强制性与暴力性。
时间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愈发趋向法西斯化与军事化，1936年，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兵变”，彻底确定了军方在日本的统率地位。新内阁上台后，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并着眼于打造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青壮年兵源的战时帝国。如果说此前的日本政府着力改造国民的身体健康与卫生习惯，那么此时军国体制下的日本政府则更进一步企图将国民改造成适应战争的身体。
日本的二·二六兵变
1938年1月，近卫内阁下令成立“厚生省”，此机构以“体力局”为核心，另有卫生局、预防局等，同年4月，日本政府下发《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在战时政府有权对一切卫生医用物资进行军事化管理。体力局，顾名思义，即以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为核心的机构，说的更直白一些，目的就是要为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强有力的士兵，以完成日本吞并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的野心与幻想。在这种体制之下，青壮年的卫生习惯与身体健康不再像之前那样是自己的事情，而被迫成为一种要履行的义务和责任。1939年，针对日本持续上升的结核病死亡率，日本天皇特意下发50万，用于发动全民性的预防结核运动，但却未见成效。
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日本感受到兵源枯竭的无奈，庞大的中国战场将日本拖入战争的泥潭之中，急需大量士兵补充前线。1940年，日本通过《国民优生法案》，禁止患有严重疾病的女性生育，并以强制手段推行绝育手术，以提升日本新生人口的质量，这显然是非人类的恶劣行为，但在当时的日本，却因罪恶战争的发动而得以推行。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已然完全不顾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的“初心”，而是使公共卫生服务于战争机器。
跨入近代之后的日本政府，面临糟糕的卫生环境，开始借助西方医学对日本国民与社会进行强制改造，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本身资源的缺乏与医疗水平的低下，日本政府只得以强制性、暴力性的措施推行卫生体制与改造运动。但改造国民卫生习惯的举措在二战时期彻底变味，成为为战争服务的工具。尽管战后的日本不再继续推行此类政策，但日本的错误做法毫无疑问为后人提供了教训。
参考文献
孙志鹏：《近代日本公共卫生制度与身体生产》，《外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权彤、石涛：《近代日本的疫病与防治管理制度探析》，《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27 07: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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