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要在5点多钟起床去找工作。那段时间，在公交车、地铁上昏昏欲睡之时，我很想知道，每天4点半起床做工的父母是如何保证一天都有精神忙碌的？
一条大路从村子中间穿过，将胡桥村划为南北；一座破旧的小学矗立在村中间，将村子分为东西。村西头有一百多户人家，无论你去哪家人嘴里打听我的母亲，他们都会说：“海兰是个做死的命！”
我人生中不能确定的事情很多，但对于乡亲们的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并担忧着这一天的到来。而且，我无比确信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母亲真的过劳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得归咎于3份早餐。
2006年，我上初一，我哥上初二。镇上的中学离我们家2公里，走路不到半小时，我和哥哥年纪都偏小，于是选择走读。那时的中学6点就要上早自习，一直上到7点半学校食堂才会开饭。我和哥哥每天早早地起床洗漱，宁愿在学校的铁门前等小卖部老板开门，也不愿意在家多睡会儿。
那时我父亲在遥远的辽宁，干劲十足地建设现代化新沈阳。为了让我们在早自习的时候有力气读书，母亲会在4点半起床，给我们准备洗漱用水和一份早餐前的“早早餐”——米汤冲鸡蛋。从我记事时起，我家一直养着十几只鸡，除了最冷的腊月，每天都有鸡蛋可以捡。那时电饭煲还没有在乡下普及，母亲把米淘洗干净后加水在汤罐里煮，大约过个20分钟，汤罐里响起“咕嘟咕嘟”声，米汤泛起的泡沫会顶起汤罐的木盖子，再稍微煮一两分钟，米汤就煮好了。
母亲先把两枚鸡蛋分别打进两个杯子，再撒一些白糖，而后提起汤罐两侧的绊（铁质提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汤罐盖，漏出一条缝来沥米汤。汤罐逐渐倾斜，米粒被木盖子拦住，滚烫的米汤如瀑布般从缝隙里冲入水杯后，母亲赶紧招呼我和哥哥用勺子搅拌鸡蛋，蛋黄和蛋清混合在一起，瞬间变成了絮状。
米汤冲鸡蛋做好了，可母亲手上的活儿还没完。她把剩下的米汤倒进大碗，将木盖上残留的米粒拿筷子扫进汤罐。汤罐又重新摆到了灶台上后，再在湿润的米粒堆上扎上十几个孔，盖上盖子，烧上几把火“冲饭汽”。这样蒸出的米饭十分干爽，底下还会结一层金黄的锅巴，拿温热的米汤冲进去，搅碎，香喷喷的锅巴粥就做好了——这是母亲和奶奶的早餐。
灶门口暖色的火光跳动，光影中的母亲看着我和哥哥一边吹气一边喝米汤冲鸡蛋，提醒道：“慢点喝，烫。”我哥听话，不紧不慢地喝，我总担心迟到，不等凉下去就火急火燎地往嘴里灌，舌头都烫麻了。
“这里还有饼干，先吃饼干。”母亲看着我这猴急的样子也没办法，只好让我先吃其他东西。她用来搭配米汤冲鸡蛋的饼干各种各样，有字母饼干、小熊饼干、橙子味饼干、鸡蛋脆饼，还有很多是我叫不出名字的。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母亲是从哪儿找到这么多种饼干的，那时候，我们镇上连正经超市都没几家。
吃饱喝足，我和哥哥就拿着母亲早充好电的手电筒去学校了。电筒的光亮刺破黑暗，照亮眼前不过5米的路。抬头，北斗七星清晰可见，把我们引向更远的远方。
第一个“远方”很快到来，那是我们县的县城。
2008年，县一中为了和市里的黄冈中学抢优质生源，提前招录120名初二学生去读一中的理科实验班，四年一贯制，直到高中毕业。我很幸运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但县一中距离我家70里远，只能住校。
哥哥在中考之后选择辍学，开始了学徒生涯。我以为不需要给我们哥俩准备早餐后，母亲就可以多睡一会儿了，但在学校的电话亭里打电话回去才知道，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
“姆妈你还这么早起来吗？”
“嗯，还是4点半起来。”
“你起这么早准备什么？”
“你爸啊。还要给你爸做复健。”说这话的时候，电话那头的母亲先是轻叹了口气，之后语气轻柔地讲，“你初一的时候，早上喝了鸡蛋去上学，你奶还没起来，我一个人在家还能睡个回笼觉。现在你爸这样，你说我哪有心情去睡回笼觉？”
电话这头的我听了，立刻红了眼眶。
本来，做泥瓦匠的父亲，已经是个小工头了。可沈阳太冷，工地10月就停工，一年前，从工地回到家的父亲，闲不住，在老家又找了份事做，一次傍晚收工，他坐我表叔的摩托车回家，路上烟雨朦胧，他们迎面撞上了大卡车……父亲从医院里捡了一条命回来，但左腿植入了20多公分长的钢板，疤痕像蛇一样盘踞着。
因为这块钢板，父亲的左膝不能弯曲自如，出院后的小半年里，我们要给他掰腿、做康复——反复按压他的小腿，令他的膝盖骨做一些弯曲的活动。那个寒假，父亲横躺在床上，双腿悬在床边，我一手压住他的左大腿，一手往下摁小腿，让他的左膝尽量弯曲。我每下压一次，父亲就会像耕地的牛一样低沉地“哼”一声，一句话也不说。
这样的复健工作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任凭母亲再努力，父亲的左膝盖也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泥瓦匠的工作是做不了了，只能在家种地，家里的经济压力陡增。
胡桥村是个小村子，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八分地。种地撑不起一家五口的日常开支，更何况我还在读书，学手艺的哥哥一时间也没钱应付生活，家里还要还父亲做手术欠下的外债。父母思来想去，和大伯一商量，决定先挪用预留给奶奶准备后事的2万块钱买一台碾米机（用来给谷粒脱壳的机器）。碾米的生意并不好做，那时候隔壁村已经有机器了，碾一袋米收7毛钱。
碾米的第一步，需要人工把一袋约80斤的谷子扛起来倒进碾米机的米斗里，谷粒通过机器里的胶辊、米筛，粗糙的壳子才能磨掉。父亲那残疾的左腿，怎么禁得住每天给客人扛谷袋呢？
但他和母亲硬是把这门生意做起来了。他们腾出厨房旁边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库房，架起碾米机，机器启动的那一下，周围的地面震动起来，四面的邻居都能感受得到。起初大家不适应，有些抱怨，但转念一想我父亲要靠这吃饭，也就理解了，反倒都来支持他的生意。
为了回报乡邻们的善意，父亲咬牙坚持给来碾米的乡亲们倒谷子，一袋一袋，一次一次。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往米斗里倒三四十袋。母亲心疼他，从一开始就埋怨：“就知道做好人，给人驮谷袋倒谷子，以后老了浑身都是病，看你怎么办！”可父亲不听，只要来碾米的乡亲一招手，他就会拖着左腿，热情地上前帮忙。
父亲初中毕业，文化不高，没事就喜欢看新闻，对时事政治熟稔于心。来碾米的多是中老年男性，除了庄稼生产，他们最热衷谈论的就是家国大事。很多人第一次来我家碾米就和父亲相谈甚欢，相见恨晚，有时米都碾完了，父亲还要靠在门框上跟人多聊一会儿。母亲性子急，看不惯，总是责怪他：“饭都凉了，还拉着人说话，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做两件事。”
母亲埋怨归埋怨，正是靠着周到的服务和“贴心的交流”，父亲的口碑很快就积累起来了。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胡桥村有个碾米老板，人热情，服务好。四季农时教会了乡亲们要赶最早的黎明，他们在冬季的凌晨4点半就来我家屋外喊父亲碾米了。父亲舍不得生意溜走，赶紧起来，母亲自然也跟着起来，因为碾米机一旦开启，“轰隆隆”的噪音让人很难继续睡下去了。
我曾问父亲：“为啥大家这么早就来？”
父亲答：“年底了，在外打工的孩子们回了，做父母的想让他们早点吃上当年的新米。”
父亲碾米基本是从清晨忙到上午，腊月的时候甚至要忙到中午，其他时间，他就打理自家地里的庄稼。母亲没地可种，闲得心发慌，她想为我和哥哥攒钱，于是就找到她大姐，拜托她问问在镇子上做包工头的姐夫还招不招小工。
我大姨说：“做小工是挑砖、和水泥，这些都是男劳力做的，女的吃不消。”
母亲说：“大姐，你还不知道我？我之前一个人在家种地，挑水、挑粪都是我做，挑砖这事肯定也能做。”
我大姨把丑话说在前头，说大姨爹脾气臭：“要是事情做差了，他怕是也难给你好脸色。”
最终，母亲在大姨爹那里找到一份小工的活儿，但大姨爹要她很早就得去工地——农村盖房分大工和小工，人家大工主要负责砌墙、抹灰，小工就做搬砖、和水泥等杂活，每天都要早早到工地上准备水泥砂浆，不然大师傅来了没料可做。
为了把工地上的活儿干好，母亲延续着早起的习惯。4点半，月光还未散去，太阳远未升起，四下一片漆黑，起床的她熟练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支手电筒，缓步移动，打开房门，穿过正屋的大客厅，穿过楼梯走廊，穿过后屋的客厅，到水井边打冷水。她不会开灯，因为灯一亮，楼梯间底下的鸡窠里就会发出“叽里咕噜”的声响，继而唯一一只公鸡就会仰天长啼。如果我和哥哥在家，这一声声啼鸣会让我们惊醒。奶奶也会被叫醒，不过老年人睡得早起得也早，倒也不用太担心。
母亲摸黑打了井水回到房间，掺着前一晚烧的热水开始洗漱，这时父亲也起来了，他们房间里的灯骤然亮起来。白色灯管射出的灯光透过粉红色的薄纱窗帘，从屋外看，像是一面旗帜，宣告着胡桥村最勤劳的女性，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
洗漱完毕，母亲的第一项工作是放鸡。
鸡是很不可思议的动物。白天人只要靠近它们，它们会立马闪避躲开，敏感得很，而到了晚上，夜幕来袭，无论是公鸡还是母鸡，都会安安分分地挤在角落里，人伸手去抓，便乖乖就范，任凭处置。
我家的鸡窠是父亲用旧衣柜拆下的木板打造的，四脚安装着滚轮，六面都呈栅栏状，木板与木板之间留出大概三公分的空隙用来通风，这样鸡才不易患病，唯一的坏处是鸡屎容易从空隙中掉出来。每次母亲将楼梯间的鸡窠小心翼翼地推出门时，母鸡就在鸡窠里面“咕咕咕，咕，咕咕”，公鸡则蓄势待发，一旦见到光亮，便扯开嗓子啼叫，鸡窠所经之处，沿途会留下一地鸡屎。
十来只鸡获得了自由时，已洗漱完毕的父亲也已经钻进后屋的机房开始给乡亲们碾米了。这时母亲还不能准备早餐——父亲车祸后，母亲找算命先生算过一卦，先生说我父亲这次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多亏了家里的先人坐得高（祖先有灵性，会保佑人）。母亲懂算命先生的意思，自那之后，每天早晚都要给家里的先人敬香，连带着敬天地和灶神。每逢初一十五，她还会去村里的三座庙里拜土地公、土地婆和其他菩萨们。敬完香，把一串鞭炮点响，是母亲对一天生活的美好希望，她希望这个家庭的祖先，这个村子的菩萨，能保佑一家人平安工作，平安生活。
晨光熹微时，母亲终于可以准备早餐了。如果我和哥哥不在家，主食一定是顶饿的米饭。吃米饭，就需要起锅做菜，早上时间有限，母亲便做一些比较容易熟的菜，像炒各类小青菜、土豆丝等，再搭配一些腌制的咸菜，日日如此。
早饭做好，奶奶通常还没起来，父亲还在机房里忙着，母亲要赶去工地，便第一个吃。她怕炒菜凉了，不会把菜从锅里盛出来，只舀出来一些和饭吃下，再喝点米汤。她不习惯坐着吃饭，总是一个人端着碗靠在厨房的门框上，一边匆匆忙忙吃，一边看着正屋门口，看着屋前的小巷。有时候早起的邻居拎着大桶衣服走过，看见母亲，便搭上几句话，感叹她这么早就忙好了早饭。
奶奶若起得早，也不会和母亲一起吃饭——年纪越大，她越和急脾气的母亲对付不来，坚持要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吃饭。可父亲碾完米时，菜已经凉透，饭也结成了硬块，只能泡开水，即便如此，奶奶还是坚持等。
忙忙碌碌中，时间到了6点半，母亲就该出发了。
2010年我读高一下学期时，明显感觉到自己跟不上理科实验班的学习节奏，尤其是化学，令我头疼，期末测试只考了38分。
文理分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想从理科实验班转去文科班。因为没有这种先例，班主任让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但我没有对父母说，他们没读过高中，也没经历过分班，我不想让他们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感到担忧。
转文科的事落地后，我才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叮嘱：“换个新环境，先适应，再考虑成绩。”母亲则说：“成绩好不好是其次，身体要好，换了班就换了，饭还是要好好吃。我问了海峰（我们村上一届理科实验班的学生）他爹，他说海峰一个月吃饭要500块，你怎么就200块？”我没有说话，只是想哭。母亲在那头继续说：“不要担心家里没钱，你读书的钱，我和你爹都准备好了，饭也要好好吃，一个月不说500块，300块钱总还是要吃的。”
我身体向来不好，低血糖一直如影随形。在母亲看来，鸡蛋是最好的营养品，上初中的时候，她给我做米汤冲鸡蛋，读高中后，每次放假回家，在正式的早餐之前，她都会单独给我做一碗冰糖红枣蒸鸡蛋。3个鸡蛋打在碗里，放上3颗红枣和几粒冰糖。等煮的米沥了米汤，就把碗放在米堆上，盖上盖子“冲饭汽”的功夫，蛋就蒸好了。
米汤的温润和冰糖的甜味会很好地盖住鸡蛋的腥味，这是在学校吃不到的滋味。
我在文科班很顺遂。2011年下半年我进入高三后，“陪读”的风气渐渐在县城盛行起来。我们班上有一大半的同学都在校外租房子住，有的还是父母一起陪读。母亲也不止一次向我提起要来县城陪读，“只要你答应，我们便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过来”。
但我知道，父母手中的事情又怎能轻易放下？我在县城拼命读书的那3年，母亲也在工地上拼命。她从一名只能挑砖、和水泥的小工，成长为能开吊砖机的技术工了。一起做工的大师傅们，先是怀疑：“哪有女的来做小工？挑砖吃得消？”后来是感叹：“海娥（我大姨）屋的老三（我母亲）不容易，挑砖、和水泥比男的都利索。”到我高三时，只有佩服：“海兰真是厉害，三楼开吊砖机，她一个女的都学会了。”只要我母亲休息超过两天，大姨爹就会打电话过来问她什么时候能复工——因为吊砖机没人能开。
父亲同样忙碌。3年时间，他成功地将碾米生意从本村扩展到了四里八乡。一到腊月，他凌晨就要开碾米机，午饭都没时间吃也是常事。他最初的竞争对手、那个隔壁村的碾米师傅，后来也成了父亲的客户，他说：“老胡啊，还是你细心，这米碾得亮堂堂的，还不少称。”
一般来说，100斤的谷子能碾出60多斤米。父亲把碾米机当成宝贝，每隔两三个月就保养一次，这样出米也多，100斤谷子能出米70斤往上。如果父亲来县城陪读，他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客户肯定会被别人抢去。
所以，父母哪有时间来照顾我呢？
母亲说：“要不让你哥过去照顾你半年？下学期我们再过去。”
哥哥离开学校后，先是跟着跟着大伯家的二姐学裁缝，二姐说他“屁股尖，坐不住”，半年不到他就跑了。后来他又跟着大姨爹学泥瓦匠，大姨爹说他“半个月都学不会提刀灰，没屁用”，不到3个月，他又跑了。最后父亲拜托四妈家的细哥给介绍了个做水电的朋友，哥哥跟着人家在武汉学徒，才稳定了下来。
我说：“那不行，哥的水电工作刚步入正轨，还没出师，这一走就是半年，师父肯定不高兴。”
我让父母安心在家。但到了高三的最后一个寒假，我还是没拗过他们，从学校搬出来租了房子住，这样晚上可以多点时间学习。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我担心再不让他们来陪读一段时间，要是高考没考好，他们肯定会自责一辈子，于是松了口。母亲先来陪了我半个月，之后父亲陪了我半个月，一直到高考。
高考完的那天晚上，父母已经回了老家，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给他们打电话。母亲带着轻松的口气说：“你考完了我才敢和你说，你当年从理科实验班转到文科班，你爹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说你是不是长大了也不听话了，这么大的事儿都不提前和他说。”
仔细想想，我没和父母说的事情多了去了，可父亲和母亲不也一样吗？——从2013年开始，他们就瞒着我和哥哥，租下了村里叔伯和朋友家的18亩多田地（加上我们自己家的，足足有23亩）。那时种一亩地一年只能挣400块左右，挣得多点，也只有800块，好点的年景能挣1000块——而我在武汉读的大学，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将近8000块，每月还需要生活费，加起来，得2万一年。
父亲和母亲更像停不下来的陀螺了，他们终日忙碌在碾米机房、工地和田地之间。从凌晨4点半劳碌到晚上8点半，无论何时去看，他们都在干活。但他们从没有向我抱怨过自己的劳累，我只能从村里人的口中听到“你父母不易”的叹息。
2016年6月，我大学毕业，进了黄石一家国企上班。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意味着我父母可以喘口气，歇一歇了。
可是，国企虽然稳定，工资却很低，就在我实习期间，还经历了一次工资调整。看着那些有20多年工龄的前辈们为了工资是增加10块、还是20块而争执不休时，我又想到了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的母亲——就这点工资，我何时才能让父母不操劳呢？要是一直待在这里，以后买房、结婚，肯定还得扒父母一层皮，甚至还得扒哥哥一层皮。
那时恰逢互联网行业烈火烹油的时候，我在转正之前的国庆节选择了辞职。这一次，我提前告知了父母，父亲还专门咨询了读了博士的小表叔，但依然没拦住想要趁年轻赚钱的我。
虽然是裸辞，但我自信会很快在武汉找到工作，就临时借宿在哥哥那里——哥哥已经出师，靠接单子养活自己，在武汉租了个很小很小的单间，300块钱一个月。然而现实很残酷，一连3个月，我一直奔波在听宣讲会、投简历和面试的路上，却没收到一个offer。
武汉的大学多集中在武昌区和江夏区，很多时候，我要在5点多钟起床去找工作。那段时间，在公交车、地铁上昏昏欲睡之时，我很想知道，每天4点半起床做工的父母是如何保证一天都有精神忙碌的？
2017年年初，我终于接受了一个并不太满意的offer，它来自广东佛山的一家陶瓷厂，做管培生。农历春节过后，我就赶去了佛山上班。
陶瓷厂是销售型企业，培训了2个月后，我被分配去做招商工作，经常要参加酒局。我从大学养成的每周六固定打电话回家的习惯，也被一场场的酒局打乱了。母亲察觉出了异常，我只好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她。母亲放心不下，给我算了个命，算命先生说我不能喝酒，会出事。我答应母亲不再喝酒，但做这份工作，实在做不到，我只能努力让自己不喝醉。
2017年年底，老总组织全公司聚餐，和我同宿舍的室友酒精过敏，一口啤酒下去都能面红耳赤，但为了不给他们部门的老大丢脸，他硬是在老总、其他部门领导来“串门”时连喝了好几杯啤酒和白酒。我也喝得飘了起来，后来还架着他去厕所吐。他在里面吐，我在外面等，我站不住，就直接坐在厕所门口。来上厕所的同事和领导来来往往，我还得赔笑，说自己“没事儿”。
那天晚上回宿舍，我和室友说：“不能这么喝了，没有什么工作比自己的身体更重要。”
没过2个月，室友便辞职北上，在编程培训班学了半年后，在他姐夫的帮助下做了程序员。又过了3个月，招商部业绩不好，全部人员要打散分配到各销区去。我趁机提出辞职，部门老大认为我是难得的笔杆子，多次挽留，但我还是再次裸辞。
2018年国庆节后，我在深圳找到了一份互联网行业相关的工作，收入开始稳定下来，而母亲那边的活计则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国家政策约束，农村建房越来越难，大姨爹能接到的工程越来越少，甚至想要去相邻的九江郊区接一些房子做。但城里的建设标准和乡下又不一样，活儿越来越难找。
“我和你爹算了一下，16年做了220多个工（一天就是一个工），17年做了200个出头，今年到现在10月份，才做了150个工，你大姨爹手上已经只有1套房子（的工程）了，其他事还没接到。”母亲说。
“没事做就多休息休息，身体第一，姆妈，再有2个月，你都50（岁）了。”
“50也还年轻，我和你爹还说，你过两年结婚买房子，我们凑凑还能给你出个卧室的钱，现在看只能凑个卫生间的钱了。”
父母不仅身体操劳，心里也一直操劳，电话这头的我好笑又心酸：“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房子我自己攒钱，你们挣的钱你们自己存起来，能帮就帮，帮不了也无所谓。”
但父母不会觉得孩子的事情是“无所谓”的，他们总会有方法让生活有新希望、新奔头。
2018年年底，他们俩一商量，目光又落在了碾米机上。
转眼10年已经过去，当初父亲买的最新款的碾米机也已经步入了风烛残年，时不时地坏，有时正在碾米，竟突然罢工。父亲要给老客户们赔不是，然后戴上那副可折叠老花镜和头灯，一点点摸索到底是哪个零件出了问题。但总维修也不是办法，这两年，隔壁村的年轻人已经买了新款碾米机来抢生意了。
电话里，父亲跟我说起了换新碾米机的想法：“退一步说，不是为了你和你哥今后要用钱，就是为了我和你姆妈以后老了手头有钱，不花你们的钱，现在还是要这碾米机存点钱。”
我没阻拦他们，也知道拦不住，只问：“新机子5万块钱，你们有钱吗？我支付宝里有活期的，你们要是存款不好动就跟我说，我转给你们。”
2019年的春节过后，赶在元宵节前，父亲终于换了新的碾米机。新机器进门，“九千响”的鞭炮和“八十响”的四喜大烟花响彻空中。家有喜事，极少喝酒的父母在晚饭时喝了些白酒，边喝边说辣口，我和哥哥陪着他们。奶奶年岁大了，晚饭已经不吃了。
那晚的月色很亮，照在收拾一新的机房门上，春联清晰可见——“生意兴盛路路发，招财进宝日日来”。
新机器碾米的速度提高了不少，老主顾们又回头找我父亲碾米了。母亲还是跟着大姨爹做工，能挣一天钱是一天钱，没工可做的时候，她就忙地里的活儿。我和哥哥都能挣钱了，父母肩上的担子轻了些，就把租来的田地渐渐还回去，只留下9亩多。那一年国庆节，哥哥和谈了2年多的女友订婚了，婚礼定在2020年的农历春节。
定下婚期后，哥哥更是起早贪黑地挣钱，结果在给业主装客厅大灯时，灯具的水晶配饰意外掉落，重重地砸到了他眼睛上。那天我正在上班，哥哥的徒弟，也是我小姑的儿子，带着惊恐的哭腔给我打来电话，说哥哥要马上手术，急需用钱。我立马转给了2万块钱过去。
好在送医及时，哥哥的双眼保住了，只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需要多次手术修复。哥哥是民工，接的活儿是装饰公司的项目经理派的私单，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临时协议。他出事后，我们联系那个项目经理，那人就人间蒸发了。哥哥只能自掏腰包治疗，前后花了7万多块钱，攒的结婚钱都快花完了，还要在家养伤。
我安慰父母说：“好事多磨。”他们也说：“眼睛保住了就好，平平安安就好。”
然而，远在深圳的我并不知道那段时间父母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们担心大儿子的眼睛，又忧虑他的婚事。新媳妇还未进门，随时都可能生变，他们要与未来的亲家沟通，让人家对这次变故予以理解，还要请女孩对自己的儿子予以信心。
好在这么多年来，父母在周边有着不错的口碑。女孩的父母知道他们的为人，毅然决定与我家共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生活的车轮一点点驶过，留下的痕迹很深，但也在慢慢弥合。哥哥的眼睛慢慢康复，令人不安的疫情也在慢慢消散。
2021年春节，大年初六，哥哥终于将嫂子迎进了门。时隔9年，继为我办升学宴之后，我家再次办起了酒席。
那天父亲喝了很多，拦都拦不住，酒席散场的时候，他还要拉着人喝。大家都知道，此刻只有我母亲能拦住他，但母亲没有，她只是在一旁收拾，偶尔看看父亲还站不站得稳。
我想：让父亲喝吧，他和母亲这么些年的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哥哥，和所有人一样，都只是旁观者。
婚后，嫂子跟着哥哥一起去武汉打工，已经成了公婆的父母，依旧保持着凌晨4点半起床干活的习惯。想着不久的将来可以抱上孙子，他们的劲头就更足了。不过，要是哥哥和嫂子放假在家，父母早起只能忙其他事，不能开碾米机——机器一震动，在二楼睡觉的嫂子就会醒来，虽说儿媳脾气好，但做公婆的不能不知道分寸。
母亲不再关心一天能做多少事、一年能做多少个工了，她开始经常畅想以后的好日子：
“等你嫂子怀上了，在家养胎，我就不做小工了，照顾你嫂子。有了孩子我就看孩子，没事了我就和你四妈一样，有戏看戏，没戏就看牌。”
“你要是结婚了，肯定住在城里。你要我去我就去，你不要我去带孩子，我就在家。”
我知道，这种清闲的生活只会停留在母亲的想象中。等她真的做了奶奶，她依然会是村子里最忙碌、最劳累的奶奶，她会操心孙子孙女有没有好好吃饭，操心哥嫂的收入够不够养孩子，操心住在城里的我会不会和妻子有矛盾……
这种循环，我至今无法破解，母亲也无法破解，只能期待未来的日子能给出答案。
2021年，已经离职的部门领导鼓动我辞职跟着他一起创业，在深圳做留学生意。虽然在疫情期间做这个项目听起来不靠谱，但想着有一个机会能离财富更近，我答应了。2年多过去，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现在也算是步入正轨，挣大钱的希望还在，让相隔千里的父母早点享福的希望也还在。
直到今天，母亲还是每天凌晨4点半起来收拾、做早餐，父亲还是4点半起来碾米。不过奶奶经不住岁月的侵袭，夏天的6点左右她还能起来，冬天太冷了，她索性一整天都不起来。
这15年里，我读书、毕业，离开湖北跑到广东打工，又去了东北走父亲曾经走过的路，现在在深圳带起了小团队。老家离我越来越远，我每年在家的日子加起来不到1个月。
我是个游子了，再回家就成了客人，母亲总想着心思给我做新鲜菜式。她从来不是一个美食家，我小时，她做的菜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味道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她自己对于饭菜从来不讲究，剩饭剩菜也能扒拉几口，填饱肚子就行。不过，做了小工之后，她吃上了“百家饭”，在外面边吃边学了很多新菜。
一天晚上，母亲给我打电话，说起了可乐黄豆焖猪蹄。她给我详细拆解了这道菜的做法，远在千里之外的我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的开心：“你哥和你嫂子都很喜欢吃，等你回来，我也要给你做。”
我实在想象不出黄豆、猪蹄加上可乐在一起炖该是怎样的口味，后来回家，母亲真的给我做了一大锅。我带着好奇尝了尝，味道超乎我的想象——猪蹄软糯还带着豆香，可乐烧干后又加深了配菜黄豆的色泽，更丰富了肉的滋味。
既然两个儿子都喜欢吃，这道菜就成了母亲的“保留节目”，每次只要我回家，母亲都会做上一大锅，一家人能吃上好几顿。
在家的日子十分难得，但无论多不情愿，总有离开的一天。
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工作后，我都尽量选在节假日的早上离开家，这样返程坐车就有余裕。到了出发的那天，我6点多钟起床，母亲却已经起来快2个小时了。她早早洗漱完毕，等待着，要把敬香的机会留给我。我并不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鬼怪神仙，但我相信自己的祖先，也相信我主动敬香，能让母亲相信这一次离别后我能平安。
拿上9根香，放在大蜡烛上点燃，然后分3炉，分别插到正屋大厅靠右边的条几上的香炉里、大门口左侧的小香炉里，以及厨房灶台边窗户上的小香炉里——它们对应着祖先、天地和灶神，灶神在我们这里叫做“司命”。
正屋大厅里的香炉是专门买的，六寸大小，刷古铜色油漆，而大门口和厨房的小香炉，都是母亲用吃完的八宝粥瓶子做的，太不起眼，有时敬香结束后没及时收起来，很容易被人一脚踢飞。我就曾不小心踢飞过一次，烧剩下的香棍和香灰洒落一地，我惊慌失措，忙不迭地将它们归拢，口里默念“天地莫怪”。
香插好后，还要烧“无表纸”（音译，一种15厘米见方的黄色糙纸，专门用来在初一十五烧香用，和春节、清明节祭祖烧的大张的黄表纸不一样），每3张一刀，依旧是大厅、门口和厨房插香的位置各烧上一刀。
最后，点上一挂百响的小鞭炮，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消失，就可以磕头了。
我在做，母亲在旁边看。磕头的时候也这样，我先磕，母亲在旁边站着，说一些许愿的话，比如：“祖人在上，细伢胡诣出门在外，保佑他工作顺利，步步高升。”
其实，我磕头的时候已经在心里默默许愿了。刚毕业的那两年，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个有奔头的好工作，而最近几年，我只希望家人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父母老了，奶奶的腿脚愈发不便，眼睛也看不太清了，哥哥的眼睛曾受了重伤，我在外工作还要攒钱买房。
祖先、天地、司命，三处磕头完毕，我的敬香仪式就结束了。但母亲会再去重磕一次头。她跪在拜席上，祈祷很长时间，每一句心愿诉说出去，像是必定会实现。虽然这个仪式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重复了数千次，但她依然会很用心地去做好每一次。
上完香，母亲给我端来她提前做好的冰糖红枣蒸鸡蛋，里面有整整3个鸡蛋。我一边吃，一边隐隐担心自己的胆固醇会升高。母亲不知道这些，见我吃完，她才会安心的去准备送行早餐——面条煮饺子。
我家在湖北，不南不北，既没有亲手和面做面条的传统，也没有亲手擀皮儿包饺子的习惯。所以，面条和饺子，母亲会提前一天从小卖部里买回来。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吃面食。我在武汉读大学的4年，愣是没爱上热干面，总觉得麻酱在嘴里塞得满满当当，令人手足无措。毕业后寄宿在哥哥出租屋里的那段时光，他忙着工作，我忙着找工作，我们很少能坐在一起吃饭。
为了省钱，我早餐不吃，中午就找个沙县吃个飘香拌面，或者在小饭馆里点一份花饭，晚上就在哥哥出租屋旁边的夫妻店里点一份最便宜的原汤面，什么料头都不敢加。偶尔投出去的简历有了反馈，我才会加一片干子犒赏自己。好在那家店的免费小菜很多，咸菜、泡椒萝卜片、碎藕丁、酸豆角，每次我都把四种小料加满，看起来就是丰盛的一碗面。但那段经历，我从没和母亲讲过，蒙在鼓里的她一直用面条煮饺子为我送行。她先接一大锅水，大火烧开了就下饺子。怕溅出水花烫着，她总是把饺子倒进碗里，再从碗里倒进锅里。冷冻的饺子咕噜噜下水后，得立马用锅铲拨开，否则极易粘锅。转身，母亲又得去烧火，家里面用的柴火，冬天是棉花杆，夏天是芝麻杆、黄豆萁，都是父母从田地里挑回来的秸秆。
饺子在锅里浮沉，母亲撒一碗冷水让它们安静了下来。还没等饺子再次翻滚，母亲就把面条下进了锅里。一把，两把，三把，直挺挺的面条进锅，瞬间变软，母亲拿起筷子将它们拨开，水中就绽开一朵接一朵白色花朵。
母亲将火调小了些，又往锅里打了5颗蛋，到时候家里一人一颗。伴随鸡蛋下锅的还有一些青菜叶子。此时膨胀的面条已经翻不动了，母亲往锅里舀了一勺多盐，用锅铲打散，一锅面条煮饺子就做好了。
桌上的饭菜已经很丰盛了，有新做的土豆炒肉，有母亲自己腌制的辣酱萝卜丝，还有前一晚剩下的土鸡汤。我舀了些鸡汤倒在已经铺得满满的面碗里，快要溢出来了，连忙吃了几筷子面条。面条煮得久了，几乎失去了弹性，饺子除了皮厚一些，没什么缺点——只是，母亲每次做面条煮饺子，饺子都会碎开，不知道是哪个步骤错了。
我已经不太习惯在早餐的时候配这么多“大菜”了，大学食堂早餐样式也多，但我常年只吃装在杯子里的粥、鸡蛋、玉米、面窝，还有包子。工作之后，我吃的就更简单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和朋友租住在深圳的“老破小”里，买了个京东爆款两人用电饭煲，每天晚上提前定好时间煮白粥，第二天起床就可以吃白粥配酱菜。后来我们工作忙了，连粥都不愿意煮了，就买一些面包、饼干当早餐。
担心我在外吃不好，每次返程之前，母亲总希望我多吃点，再多吃点。但我根本就吃不下太多，一碗就饱。母亲不再强求，但碗里的那颗浸润了面汤和鸡汤味道的荷包蛋，她要我一定吃掉。就这样，一个早晨，我在母亲的注视下，至少吃了4个鸡蛋。
早餐过后，再清点一下行李，我就该出发了。如果哥哥在家，他会开车送我到车站，如果他没在，就是父亲开着他的电动三轮车送我。
我用一张张车票追逐未知的幸福，母亲用一碗碗面条煮饺子祝福我能追上这些幸福。她打开了后屋的机房门，看着我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村西头那排水杉树下。我知道，她也没有太多时间伤感，很快就要转身骑着电动车去工地了。等夕阳拂过村西头那排水杉树，她才能回到家，麻利地将电动车停到客厅里，马不停蹄地从楼梯底下找出农具，趁着太阳还没完全落下，赶到地里帮我父亲再做些庄稼活儿。
等到夜色逐渐笼罩胡桥村，母亲会先一步回来准备晚饭。昏黄的灯光在我家的小厨房里亮起，成为村西头众多灯火中的一盏。等父亲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村庄，奶奶早已入睡，他们就面对面地坐在八仙桌前吃晚饭。灯光砸在漆黑的夜里，转眼跌入黑夜。时间渐渐流逝，一切归于寂静。
直到次日凌晨4点半，我的母亲又会准时起床，洗漱、放鸡、敬香、做早餐。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15 05: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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