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没有手掌的手臂徒劳地伸到人事经理的面前，经理不耐烦地挥手让他们回去等消息，不要在这里妨碍办公。有一个工人拎起裤脚，被有毒的溶液浸泡的坏腿呈现出红黑交杂的模样，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
《从北到南，我只想找到一份工作》3月13日在网易人间发表后，一直有读者"催更"。有一些读者想知道后来我是否还在"折腾"，答案只能说"是"。
幸运的是，我后来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2008年，我从襄樊的广告公司辞职，跑去西安找事做，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视力矫正公司找到了一份文案工作。工作了一周，发现公司老板极不靠谱，喜好吹牛，便跳槽到马路对面的策划公司，还是做文案。一个月后，公司缩减员工规模，我被辞退了，又找了一个多月，才得到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家企业培训公司做总裁秘书，帮着总裁写他心心念念的成功励志学书籍。做了不到三个月，又一次被辞退……转眼间，我已经到西安八个月了，之前借的钱都花光了，低得可怜的工资也所剩无几。
在一次跟家里的通话中，我又一次选择了报喜不报忧，母亲沉默了片刻，问：“你是不是心情不好？”这一问让我猝不及防，声音抖了一下：“没有……”母亲说：“回来吧。”
回去的火车票钱还是家里打过来的，我没说钱的事情，但家人却猜得到。还没有到春节，大家都没有回来，整个垸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年轻人。父亲从中风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也能做一点小工贴补家用了，母亲既要忙十几亩地的耕种，又要照顾父亲。我待在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提出再换个城市找工作试试。母亲担忧地看着我，试探地问：“要不在家里这边找个事情做？”其实不是我不愿意，实在是家中没有什么“上面”的亲戚，什么路子都没有，三本的学历也拿不出手，所以无事可做。
待了一段时间，我受不了，坚持要出去，却连一分钱路费都没有。母亲叹了一口气，给我的姨娘（我们那边对母亲姐妹的称呼）打了电话，然后跟我说：“你过去拿一下吧。”
在姨娘家的堂屋如坐针毡，等姨娘从房里拿出一沓钱递给我时，我脸一直是发烫的。姨娘说：“这是一千块，你拿好。”我低声嗫嚅：“我会还的……”姨娘回：“不急。你先用着。”之前父亲生病，家里已经向姨娘家借了不少钱，我这一次借，对姨娘来说只是增加了一次而已。想到此，我更不敢抬眼看姨娘。
沿着长江大堤往家里走，越走脚步越沉重。钱放在贴心口的口袋里，再加上之前离开襄樊时向朋友借的三千块钱，这两年不仅没有挣到钱，反而欠了这么多，也只有我这样无用的人才会如此吧？沿着大堤下去，来到江边坐下来，看看浩浩汤汤的江水发呆。
我是一个无用的累赘。这个念头又一次从心底浮起。
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因为在整个的读书生涯里，它一直伴随着我。吃饭、买书、玩乐，都摆脱不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存在，才让家里变得捉襟见肘，所以在高中时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吃饭不吃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也不让家人知道，生病了自己忍着不会吭一声。每当母亲踩着三轮车，走三十多公里的路来给我送换洗衣服和鸡蛋时，我内心都充满了强烈的自责。我不想让他们这么辛苦，同时也在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然后让他们安心地享福。后来大学考得太差，我还坚持要上，父母亲因此要承担高昂的学费；毕业后，东奔西走找不到好的工作，父母亲好不容易供我读完大学了，还要继续为我去借钱……这些年来，我的存在对于父母亲来说，不是无用的累赘是什么？
年后，拿着姨娘借的这一千块，我坐火车到了苏州。听朋友说这里的工作机会很多，薪资也不错。江南是富庶之地，苏州更是如此，机会至少会比西安更多一些吧？
依旧是去人才交流市场投简历，上招聘网站搜寻招聘消息，再把电子简历投到那些招人的公司。偶尔有公司通知我去面试，基本上第一轮就把我刷了下来。等我的钱只剩下最后一百块时，又一次接到面试失败的通知，我坐在租房里，狠狠地哭了一顿。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从这样的困境里爬上来了，挂在门上的背包里，还有十几份打印好的简历，都没有机会投出去。
我还这样活着干什么？真的是一点价值都没有！没有人需要我，一个都没有。我不如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好了。
下定决心后，内心一阵轻松，甚至有些雀跃。我穿好外套，锁好门，下楼时房东正好上来。她问：“出门了？”我点头说是，继续下楼。房东又说：“外面下雨了，你记得带伞。”我说好，出门走进了雨中。
我没有伞，就是有也不会带。雨下得有点大，头发、衣服、鞋子没过多久都湿了。沿路的洗衣房、网吧、小卖铺，无所事事的人们目送着我一直走出城中村。马路上的大货车开过时，激起一排水花，我也不躲，径直往前走去。要去哪里，我不知道。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往前，雨水罩着我，几乎看不清前方的路，浑身湿漉漉的、沉甸甸的，直至走到运河的桥上我才停下。来到桥中间，我趴在栏杆上，雨水坠落在浑黄的河面上，运货船一艘艘地驶过去。我自问了一句：“想好了吗？”然后，双脚踩在栏杆上，深呼吸一口气：“那就跳下去吧。”
可我没有跳下去，虽然心里这么想着，身子却死死地贴在栏杆上。
雨依旧不依不饶地下个不停，我冻得瑟瑟发抖。桥上车辆来来往往，桥面震动，我身子一软，靠在栏杆上不敢动弹。我恨自己的懦弱和犹疑，恨自己到最后一步还是如此不堪。桥对面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停了下来，他穿着雨披，扭头一直盯着我。我忽然间泄气了，站起身往镇上走去。鞋子里全是水，走一步，“滋”一声，那个骑电动车的人慢慢地跟在我后面，直到我走下了桥，到了马路上，他才开走。
回到出租房后，洗了个澡，换了衣服，躺在床上缩成一团。雨声渐小，浑身发烫，甚至发抖，我知道肯定是发烧了。没有药吃，也没有水喝，想开门去卫生间也没有力气。我强迫自己睡了过去。
醒来时天已经黑了。窗外对面的楼房亮起了灯，楼下房东一家也在吃饭。我没有饿的感觉，也不想动。摸出手机，十几个未接电话，一看全是家里打来的。我心跳加快，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情，赶紧拨打回去。
刚响了两声，母亲就接了电话，开口就问：“你出么子事了？”
我讶异地反问：“你为么子这么问？”
母亲说：“今天一天我一直觉得心跳得几快哩，总感觉你那边有事要发生。”
我清清嗓子回：“我没得事。”
母亲警觉地问：“你感冒了？”
我又一次惊讶于母亲的敏锐：“小感冒。真没得事。”
母亲还是不放心地说：“真要有事，要跟屋里说，莫一个人闷着，晓不晓得？”
我说晓得。
她接着嘱咐：“去吃点药。钱够不够？我让你爸再给你汇一点过去。”
我说：“不需要，我够用。”
顿了片刻，母亲忽然说：“实在找不到事情做，就回来。”
我“嗯”了一声。
挂了电话后，我强迫自己起床，跑到卫生间喝了点自来水，又一次奔回来躺下。浑身骨头疼，眼睛发胀，太阳穴突突地跳。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捂着心口，心脏正有力地跳动，但它本该在下午的那个时候停歇。
说来可笑，就在准备从桥上跳下去时，我想的不是给家里人通个电话，也不是跟朋友交代一声，反而操心着手机是该放在口袋里还是扔到桥上，毕竟坏了挺可惜的……说到底，我还是不想死的。
此时我忽然想到母亲提到的“今天一天，我一直觉得心跳得几快哩”，莫非真的存在母子连心这回事？这让我骇然不已。如果我真的跳下去了，母亲怎么办？父亲怎么办？我不敢深想下去，同时一阵阵后怕。那个骑电动车的人，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而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了。
几经周折，我在苏州的一家木材加工厂里找到了一份文案的工作，工资能拿到两千块，还能提供食宿。我心里头十分高兴。离开租房那天收拾行李，棉被、枕头都没有扔，这些都是从家里带来的。
家人们知道我找到工作的消息，也松了一口气。母亲再三嘱咐：“好好做啊，莫想七想八的。”说着说着又补充了一句：“人也要灵活一点儿，莫又像在西安时那样莽莽撞撞，要晓得看领导脸色行事。领导不喜欢你，么能做得下去？”我连说晓得。
坐上公交车，走的就是那天往桥上去的那条路，上桥后我瞥了一眼当时趴在栏杆的那一处，空空如也，心口一疼，就扭头看向前方。春天来了，马路两侧的油菜花也开了，柳枝远望去如青烟一片，空气中弥漫着暖暖的花香气。越临近工厂，心情也越来越舒畅，甚至有些兴奋。以前在襄樊的广告公司，我曾经被派到工厂采访，也见过流水线，但那只是待短短一两天，而这次我却要在工厂工作和生活了，希望可以做得长久一点，毕竟，我已经被辞退怕了。
这个木材加工厂挨着京杭大运河，为港商投资，占地颇广，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工业城的周遭十分荒芜，远处群山隐隐，马路上来来往往都是运货的大卡车。我白天在工厂的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工厂的宿舍睡觉。每天上班都要穿过巨大的厂房，机器轰鸣，工人在浮满灰尘的生产车间里机械地重复着流水线的规定动作。硕大的机器黑沉沉地窝在厂房内，使人显得小小的，游移在机油和白乳胶的气味中。
到了厂房的最里侧，沿着铁梯上到二楼的“空中办”，便是我上班的地方了。我要负责的事情很多：公司产品的宣传，撰写领导发言稿，与律师事务所对接官司文件，在公司研发部和专利事务所之间来回沟通……
我完全不敢开小差，因为老总的办公室在最里面，几个部门的办公室一律排在他之前，墙壁中间装着透明玻璃，所有电脑都对着他，他只要一抬头，每个人在做什么一目了然。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没有想到会在工厂里待着，更没想到会做与喜欢的事情毫无关系的工作。我总是找各种借口往外跑，去给律师事务所送文件啦，去科技局送材料啦，去专利事务所送样片啦……找一切能找的理由逃离办公室。办完事情后，也不急着回去，慢慢地在市区溜达。
其实在街上散步是不从容的，一方面生怕遇到老总打电话让我回去，或是遇到同事；一方面身着土黄色工服，左胸上还绣着工厂的集团标识，太惹人注目。经常在路上遇到大批走过去的游客，他们会前往寒山寺、拙政园、网师园，而我来了这么久，这些景点一个都没去过，门票太贵了。对他们来说，苏州是美丽的旅游城市，对我来说，我生活的地方是大片的工厂和成批与我一样身着厂服的工人，我们在此谋生，无暇也无力游玩。
闲逛太久，不得已回到工厂。刚一落座，秘书就让我去老总办公室一趟。站在一角，老总并没有跟我说话，翻看了半晌文件，接了三个电话，安排秘书打印了六份文件。他越不说话，我越紧张。我忽然想起在西安那家策划公司时见过的事情——有个和我一起进入公司的同事，老板对他很不满，但对他不说也不骂，也不派工作任务给他，直接视他为空气；公司所有的人都围在圆桌子边开会，老板吩咐了这个嘱咐了那个，唯独对他不理不睬，每个人的任务满当当，只有他没有。我们清楚，他被“踢”定了，果然，第二天，他就在我们公司消失了。等到我被辞退时，秘书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全程盯牢我，生怕我拿走公司任何一件东西。收拾东西时，老板从我面前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刻意地低着头，好似看文件，其实是在躲避。那时候我怀着一腔恨意，想冲上去揪住他，问他个究竟，或者举起身边的石佛像砸碎电脑，可是我好乖好乖地低着头整理要上交的文件，因为一个月的工资还在他们手上压着，不能冲动……
金鱼缸的水泡一窜窜浮漾在深碧的水波上；窗外的停车场停了很多货车，小广场上五彩的旗帜飘扬；墙壁的左侧有一条水痕，蜿蜒曲折至墙顶……我的眼睛搜完所有可看的了，又重新回到办公桌上，老总的眼睛没有在我的身上停留，他还在看文件。半个小时过去了，身体已经透明成空气，而我又寄存希望，这无非是老总忘了我在这里而已。
我吞咽胆怯，放出勇气：“那个……总经理，我……”
老总这才抬眼瞟了我一眼：“你一下午去哪里了？怎么不向我汇报？”
汇报，一个时辰接着一个时辰，老总要知道我每一刻的行踪，每一刻是否在为工资付出相应的劳动。你的白乳胶文案，你的强力胶照片，你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你的细木工板胶合板科技木雕刻机重组装饰薄木切片，哦，还有你的本年度的宣传策划方案，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我支吾不能语。
回到办公室后，我身子在发抖。这一次我不会又要被辞退了吧？经常做这样的噩梦：老总把我的稿子丢到一边，气得敲桌子，指着我的脸说：“哎呀，不行，你做的怎么这么糟糕？！明天不要来了！”恍惚之间，我悬置在空洞之中，没有着落，没有工作的虚无感让人悔恨：工作时何不再认真些，何不再拼命些？总比这样空空的强。这种落空感，是频频从我梦中逃出的恶魔。我的确不努力，不是吗？的确与这个工业城格格不入，不是吗？我就像是飘在水上的气球，想要强迫自己沉入水中，稍一松懈就会飘上来，再使力就会爆掉。
但我不能任性，也没有资格任性，必须强压着自己去熬过每一天。否则，再一次回到无业的那一段日子，更是不能忍受。
我一直担心的被辞退，并没有发生。事情的改观源于一次职工表彰大会，有一位在厂里待了十五年的老员工，念演讲稿时潸然泪下，给当时在场的老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总知道这位老员工文化程度不高，不会写稿子，便问人事经理，这才得知现场所有优秀员工的稿子都是我一人所写。
大会结束后，我顺利转正。老总把公司所有涉及到宣传的文案工作都交给了我，还让我负责主编企业的内刊（报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突然开窍了，还是工作经验累计所致，交给我的文字工作我完成得都不错。从此之后，老总再也没有怎么为难我，也放心地让我出去处理事务。
工作安定下来，心态日渐松快，与同事也日益熟稔。因为住宿吃饭都不花钱，钱也攒下了一些，还清了姨娘和襄樊朋友的借款，一桩心事总算了结。
埋头写文案时，我常听见隔壁的声响，那里是人事部，隔着一层玻璃，能看见手臂被旋切机或是冷压机弄伤的工人，拿着伤残报告，向人事经理要赔偿。那没有手掌的手臂徒劳地伸到人事经理的面前，经理不耐烦地挥手让他们回去等消息，不要在这里妨碍办公。有一个工人拎起裤脚，被有毒的溶液浸泡的坏腿呈现出红黑交杂的模样，我当时就被吓得叫了一声。
老总抬头往这边看过来，我赶紧装着继续写文案。可是我的眼角看见那个工人跪在办公室，最后人事经理叫人把他拖走了。因为要把文件送到马路对面的总裁办，我走出了厂房，穿过马路时，炙热的阳光在地面水泥颗粒上绽裂铺开，叉车迎面开过来，伸出的长长铁臂放着块木板，木板上搁着中暑的女工。我知道，又一个人晕倒在流水线上了，这是要送到厂里卫生所去。还有些女工因为晕倒没有及时发现，手臂被割伤了，头发被绞断了。这些时常发生。
我跟这些工人虽然同处一个工业城，可待遇完全不同。我不用一天十二小时站在机器旁边，而是待在宽敞的办公室，一天八小时，不用加班，领导不在，还可以偷偷打个呵欠（领导不允许中午睡午觉，不准趴在桌子上睡，不准靠在椅子上睡，吃完饭要立马回到办公室，不准聊天）。每当下班，我们办公室的一梭人鱼贯穿过厂房上空的空中走廊，底下的工人们就抬起头看我们——嘿，他们要去吃八块钱的套餐啦，竟然还有水果！——他们只有一荤一素，再加上一碗米饭和一份白菜豆腐汤。
经过浸染车间时，能远远看到各种颜色的水雾从浸染池子里蒸腾而上，刺鼻的气味直冲脑门。里面都是男工，大冬天也都光着膀子干活。他们的眼白都是黄的。我想，人在这种环境中，还谈什么喜欢不喜欢？我自己的那点郁闷，在这里变得轻薄起来。
工人们从全国各地奔波到此，一个月上二十九天班，每天上十二小时，接单多时，有些人需要连续上二十个小时班。我编的企业内刊需要有版面留给员工，便借此机会下到车间里去，采访线长、组长、机长、厂长，也采访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一听说是要采访，咧着嘴笑说，有“啥可采的，不就是天天这么过呗。”我的本子上总是记下这样的只言片语，回到办公室只能编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假装成工人，表达对工业城的忠诚和热爱。但老总嫌写得还不够热烈，又亲手改动了，最后的稿子里，工业城简直如天堂，工人们幸福快乐地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们还有自办的大专，专门让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拥有专门的技能和大专学历，这是别的工厂不可能有的，怎能不感激呢！
傍晚，沿着工业城的马路一路走一路看，下班的车铃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我驻足看着他们涌过来，然后消失于宿舍区，心中浮起一种渴望——“我想写一个工业城系列。我要把他们写下来。”不是像内刊上那样粉饰，而是呈现，我想在纸上把工业城搭建起来，让这些人物各自携带自己的经历，活动在这座城里。他们是活生生的人，除开工作，也有家庭，也有纷争，也有抱负。
素材遍地都是：办公室的各种人等，隔壁人事部常有的打斗纷争，工资晚发引起的工人起哄罢工，某厂厂长的媳妇趁着厂长当班的时候下了老鼠药在饭里……这些都勾起我了解和观察的欲望。白天上班，晚上书写。写得烦闷时，我常常趴在阳台上看看运河的船只，嗡一声船笛长鸣，再渐渐开向远方。一开始在本子上写，后来去附近的网吧写。我在这边敲字，隔壁的下班工人一边抽烟一边打游戏。他们不知道我在写他们。
写完后，我发在网上。没有什么人看，更没有什么读者留言。但对我来说，能够去写，就已经很开心了。我不指望能发表，更不会想出版自己的书。这些对我来说，太过遥远。
2011年2月25日，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件人介绍自己是北京某家出版公司的策划人：“一直在看你的文字，现在已很少有像你这样认真严肃写作的人。你有意向出版自己的作品么？我们可以聊一聊。春怡！”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不会是个骗子吧？”我从未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也不认识任何编辑，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作者，出版社怎么会想要出版我的作品呢？但我又转念一想：“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有什么好骗的呢？”于是，我加了编辑的联系方式。在跟编辑的交流中，她说自己一直在关注我的创作，希望我能把这些年来写的文章整理好发给她。我完全是受宠若惊的状态：“我写的东西真的可以出版吗？”她给出肯定的回答。我大受鼓舞，连连说好：“这就去准备，明天发你！”
晚上，当我告诉家人这件事时，父亲迟疑地问：“出版是么子？”
我解释道：“就是跟课本一样，把你写的文字印成书。”
母亲在旁边担心地问：“要你出钱么？”
我说：“我不用出钱，他们还要给我钱。”
父亲连连说好，母亲还是放心不下：“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兴奋地喊道：“就是有这么好的事情！我真的要出书了！”
母亲说：“你自家要考虑好，莫上当受骗！”
我嘴上说好，心里也不免有点担心：“编辑此刻会不会已经反悔了？”
可以想见，出版我的书，不能指望有什么销量。我写的这些文字，坐在网吧整理时，自己都深感稚嫩散乱，出版价值不高……但我硬着头皮勉强分出几个主题，凑成了一本书的量，连夜发给了编辑。编辑讶异地回：“这么快？”我说：“就怕写得不好。”编辑回：“要相信自己。”
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以前接触过四五十岁还在写作的作者，他们过得很苦闷，感觉是在一个黑乎乎的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开始前头还有一点点光在吸引着他，到后面这光渐渐地淡下来。一个作品总是需要读者的，否则你不知道自己写得怎么样。但是很多情况下，作品写了也就写了，没有人看，像是野山坡上的一朵花，开了也就开了，谢了也就谢了，没有人知道。无人问津，还继续写下去，精神当然非常难得，可是实际很难有几个人能坚持下去。当我拿到编辑寄过来的出版合同，签上我的名字、终于可以确认的的确确能出版自己的作品时，我明白，与那些同行者相比，自己何其有幸，能在27岁这一年实现一个从未奢望过的写作梦。太不真实了，可又是如此真实。
三个月后，编辑告诉我书已经印好了。样书寄来时，正逢周末，快递员说等上班期间再送。我已经等不及了，问清快递员所在位置，连倒了几趟公交车，来到一个偏远的小镇上，从一堆快件中找出了我的那一份。我不敢立马就拆，直到坐上了公交车，才小心翼翼地拆开，取出那本书。封面设计成素雅的折纸效果，再翻看里面，每一篇曾经都还只是在本子上写的、在网吧的电脑上敲的稿子，而今真的变成了铅字，马上也要被许多陌生的读者看到。
这个感觉太奇妙了。我把书放在心口，过一会儿又翻看一遍，怕翻得太多弄脏封面，再次放下，又再次拿起。反反复复，笑了又笑。真想跟坐我旁边的人喊道：“这是我写的书！”
但我忍住了，扭头看窗外。雨水敲打在车窗上，行人撑着伞，小心地走在路边。这对他们来说只是寻常的一天，对我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一天：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彻底地改变了。
出书的事情，我没有告诉厂里人，依旧继续上班。我已经在这个工业城里工作了两年半，这不算什么，很多人在这里干了十几年，还在附近买了房、安了家。
有一天，编辑告诉我，版税已经打到我的卡上了，我查看了一下，生平看到自己的积蓄从几千块涨到了上万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父母亲这时终于意识到我靠写作也能挣钱了。
有了这笔钱，我想要离开这里的想法也开始萌生了——我还是想要做编辑，而不是在这里每天写着无聊的文案和发言稿。但这个想法我不敢跟家人说，怕他们又担心我。直到有一天，几个同事来我宿舍玩，看到了我床上的书，我出书的事情就传开了。这让我害怕，因为里面写了一些工厂的事情，而且不全是正面的。要辞职离开的心，更加坚定了。
正好北京的两个朋友告诉我，北京一家出版公司正在招聘编辑，我赶紧投了简历过去，还请了假去北京面试。不知是不是因为出了书的缘故，面试结果很成功，薪资也比工厂翻了一倍还多。再次返回工业城，我就跟老总提出了辞职。他叹息了半天：“你稿子写得好啊！以后找谁来帮我写发言稿呢？”我没说话，只是等着他在辞职报告上签字——以后再也不用看到他了，这让我心生愉悦。
从“空中办”下来，车间里工人们依旧在流水线上重复着上一秒同样的动作，马路上依旧跑着运送货物的大货车，宿舍隔壁房里还睡着前一晚上完夜班的舍友。一切都照旧，而我却要走了。
收拾好行李，离出发的时间还早，我坐在阳台上看着不远处的京杭大运河，来往船只不断，沿着这条运河一直往北走，就是北京了。我不知道去北京以后会遭遇些什么，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重返苏州，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会越过越好的。这种自信，说它莫名也好，盲目也罢，都以一种不可抵挡的方式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工业城，再见！北京，我终于来了！
作家 , 著有《纸上王国》
《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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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5 04: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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