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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被分成两半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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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26 11:0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被分成两半的女孩

 人物作者 人物 2023-08-2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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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本《我可怜的马拉特》中,剧作家在结尾写道,马拉特梦见自己站在一座未完工的大桥上,左边是上世纪50年代,他和父亲坐在劳动广场上看阅兵;右边是80年代——一个战后的新世界,但作为一名架桥工程师的马拉特却无法通过桥梁把这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

远隔重洋,在电话中,张子一讲述了这个故事,借此表达她长久以来内心割裂的感受。

她是一名编剧,也做过话剧导演,曾因为一次采访和我们结识。今年6月8日,《人物》发表了《大理创新教育十年,第一代孩子怎么样了?》探讨创新教育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文中的孩子在大理山野中度过童年,却往往在回到城市的教育系统后感到失落。张子一转发了这篇文章,并写道,「这简直就是我人生的写照……我觉得我的一生都在处理两个世界的撕裂,处理两种秩序的落差,而且到今天,我也并没有成功适应离开『伊甸园』之后的生活……」

1993年,张子一6岁,被父亲送往沈阳一所森林里的寄宿小学,接受创新教育,森林带给她的启蒙是,人可以自由地在自然里探索,和世界的关系是彼此连接,规则能由自己创造。但到了9岁,伴随家庭变故而来的经济问题,使得她被迫离开森林,回到公立小学,在新的标准体系里,原来的认知全部被打破,她感到个体无法融入集体。

此后多年,张子一一直忍受着这样的阵痛,「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所有的东西,在小学前三年和之后经历的两个世界之间断裂了。」她的一位朋友曾总结:张子一内心里有一个「她的国」,在这个国里,每个人都不是nobody,不是随便漂浮在空中的破烂,而是能够彼此连接。但在公立学校的漫长时间里,张子一面对的现实是,「我的国里空无一人。」这也让她陷入极度的孤独。

为了寻求两个割裂世界的连接,张子一曾试图用一种叛逆的校园生活表达反抗,也曾经历休学,脱离主流教育的轨道,但这都不是可行的路径。直到大学,她才找到用艺术的方式,在两个割裂的国之间搭建起一座桥,让破碎的自我逐渐得到修复。

和《人物》的视频电话接通时,张子一特地戴上了一对珍珠耳环,希望用一种庄重的姿态去讲述这一段过去,也是重新回顾接受新教育30年以来的自我变化。她坦诚地向我们解答了一些共通的问题,在1990年代,教育家提供的是一种怎样的创新教育?回到公立学校后,孩子要如何面对两种教育、两种秩序的落差?以及,即便距离那段经历过去了30年,教育会在一个人身上留下怎样持久的影响?

以下根据张子一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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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我很难跟其他人共情的经历,也是一段我从未完整讲述过的经历。

那是1993年,我6岁,父亲决定去南方做生意,离开东北之前,计划为我在当地找一所合适的学校,考察过程中,他发现一个名叫宋凤兰的教育者,在沈阳的天柱山脚下,一片森林里头,开设了一所奉行新式教育的特殊小学,学杂费每学年大概4万元。当时还没有国际学校的概念,只能说它相当于是一所私立的贵族学校。

父母决定带我去学校看看。坐汽车穿出城区,走到郊区,上坡又下坡,再到林路,就到了眼前的这所学校。它处于一片低地,背靠一片苍翠的森林,到处是松树和柏树,凛冽的空气里散发出浓郁的松油香,有一种粗粝又清新的美。进门往坡上走,里面有一片湖泊,会有小松鼠突然窜出来。学校周边的环境也很幽静,除了一所师范院校,就剩下一个小小的火车站跟外面的世界连接,绿皮火车呜呜的声音时不时穿过小山岭,你就会觉得那真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地方。

学校吸引我父母的还有三个因素,一是计算机教室装的全是台式苹果电脑,二是有大教室专门练习舞蹈,三是英语学习配置了两名外教,这都是在其他学校没有见过的,父母当即就决定,支持我去走一条新教育的路。

之所以叫「新教育」,是因为这里跟传统教学完全不同。学校一共六个班级,包括教职工300多人,采取全封闭式管理。早晨起床,小朋友首先要在操场上集合,去森林里跑三公里,一直跑到湖泊前,用手指点一下湖水再折返,徒步下山时,就可以沿途摘路边的野菜,还能看到山坡下食堂白色的炊烟正在升起,炸鱼、油条、鸡蛋将会作为我们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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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张子一


吃完早饭后,一天的课程正式开始,上午是语数英,下午是音体美。但和公立学校不同的是,老师没有教学任务,用的都是自由的教法。比如语文课,记得有一篇选读课文叫《小狮子爱尔莎》,讲的是美国人乔伊救了母狮死后留下的幼仔,他们一同吃住、一同玩耍,乔伊喜欢带爱尔莎去旅行,后来他和小狮子建立了很好的友情……讲到兴头上,大家开始分角色表演课文,一般学校45分钟下课,但我们可太随意了,一节课就上了两小时那么长,这个过程中,就感觉人和动物的联系建立起来了。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作文课,记得有道作文题叫「秋天的田野」,秋天的时候,老师真就把我们带到田野上,他会在田野里发问,「你们都看到什么了?」小朋友就说,「麦子黄了」,「田野很香」,「闻到炊烟的味道」。老师会不停让你在这个场景里做描述,回去写作文的时候,把说到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

还有「记一件家务劳动」,老师就说,今天自己在盆里倒上水,好好洗袜子。洗完了,我就写,「这个袜子本来挺干净,但是老有一个点洗不掉,我今天就集中在这个地方搓,洗完之后,袜子像新的一样,挂起来,风吹得我的袜子飘。」老师把这句话画了浪线。

在那里,语文首先教给我们的是诚实。在前三年的语文教育中,我没有在纸上写过任何一句言不由衷的话。

数学课也特别有意思,老师教加减乘除,从来不用做练习册,而是把全班分成小组,拿来20个苹果,平均要怎么分,假如拿走一半苹果,又要怎么分,大家就玩起来了,不停在游戏中建立起数感。

英语更是没有教材的,外教老师用的是一本汉英词典,先教大量的词汇,再用词说简单的句型,还教小朋友唱歌,虽然当时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在长大之后,我还能唱出二三十首,甚至会唱「我兜里一个penny都没有」这样的卖报歌。后来,我跟一个在英国出生长大的弟弟聊天,阴差阳错就开始跟他唱这些歌,他很惊讶,这些都是他小时候会的,为什么我也会?

因为在森林里,体育课有时候是割草,美术课则是捡木棍做小手工。学校的玩具也全部取自于自然,每天从黄昏到天全黑这段时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往大自然里去,夏天在松树林里抓蟋蟀,去池子里捞蝌蚪,或者在天台上喂鸽子。冬天更随性,拿水往斜坡上一浇,就成了一个冰滑梯,没有任何人会限制你说「不可以」或者「不安全」,总之,什么都可以探索,什么都可以创造。

森林学校不仅让我体会到什么是人的自由,更核心的一点是,它带给我一种认知——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互相连接的,规则能由自己创造。

要制定一项规则,老师首先会跟学生商量,确定一版方案,之后再根据问题调整。交流也是随时随地的,班会课上,课间十分钟,或者在校园散步的时候,老师都会问学生的意见和感受。比如说,走廊不许追跑打闹,原本这是一条为了保障学生安全的规则,但违背了孩子爱玩闹的天性,孩子偷摸着跑得更快了,后来规则就退了一步,改成不许滑扶梯,之后又退一步,给楼梯划分单行道,一侧下行,一侧上行,让大家能更好地追跑打闹。最终,规则就变成了大家愿意遵守的一项制度。

类似地,只要发现制度不合理,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改进,去建设。也因此,那里发生的一切都给人感觉特别人性化。记得学校开夏季运动会,学生在大操场上坐着,天气特别热,老师绝对不会说硬挺着,就像没感觉到热一样,而是会哒哒哒抬着小桌子,把主席台搬到阴凉的地方。更可爱的是,为了让学生凉快点,学校会给每一位老师发滋水枪,给大家喷水。还有一次,因为气温过高,担心运动员中暑晕过去,运动会暂停了20分钟,老师说,大家吃一下西瓜再继续吧。

这些小事同时指向的是,人的感受能够在这个模式里被看到,而不是被淹没在集体里。这对我的影响是不可比拟的,但也成为我从学校出来之后失落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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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的张子一,依然喜欢小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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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物的正面和背面总是连在一起。森林学校试图提供一个理想的世界,但缺点在于,理想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它构造的是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

因为采取封闭式管理,我在森林里只学会了自由,但除了这些,真实世界还会有很多其他参数,对于正常成长的孩子来说,生活经验会告诉他真实是怎么一回事,但在私立学校,我和其他孩子像活在真空的培养皿里,不知道世界的另一面长什么样。

在培养皿里待了三年,到了9岁那年,因为时代变故,父亲不得不变卖南方的厂子,家里没那么有钱了,只好重新安排我去一所公立学校。还来不及反应,我就被迫从森林里走了出来,进到新学校,那种感觉就像从一片旷野,突然被抛进一个狭小的笼子里,或者说一个人从原来的土壤被连根拔起,被抛到一个有文化差异的地方。

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应试。虽然没刷过题,刚开始做卷子的时候,我确实上手很慢,但知道题是怎么回事儿之后,有私立学校里接受的综合训练基础,做题对我来说太轻松了。

不适感反映在其他方面。最明显的是语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作文题目又出现「秋天的田野」,我们班有篇作文大概这样写道,「星期六,奶奶带我去城外看外乡的姑奶奶,田野黄澄澄的一片……」事实是,他奶奶都去世了,也没看过田野,写下的景色都是假的。

但没有人在意你在作文里写假话。印象最深的是回公立学校第二年,赶上香港回归,老师让我们参加一个征文比赛,我写了紫金花合唱团、香港明星开演唱会,但老师握着我的笔杆子,改成国家领导人如何跟撒切尔夫人谈话。后来,文章获了奖,登在报纸上,别人说,你可以拿去跟朋友显摆,爸妈也会很荣耀。但我觉得非常困惑,非常不高兴,但这种不高兴似乎是不合法的,因为其他人都高兴。

情绪的错位体现在许多方面。记得当时,妈妈给我选了成绩排名最高的一个班,班主任是一位省级优秀教师,管理很严。几乎是每一天,我都会听到这样的话,「你以后要捡破烂吗?」「你爸妈炒瓜子,你以后也想炒瓜子吗?」但那时候,好像只有我觉得这些话刺耳,别的同学都没什么反应,这就让我怀疑,是不是老师说得都对,只有我产生的情绪不对。

这个新世界和森林完全割裂了。同样是开运动会,学校要求所有人穿红色,一位同学没有穿,老师把他羞辱了一顿,他在人群里哭了。那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我未曾经历过的被对待方式,那种「天气太热了,大家吃个西瓜吧」的温柔,再也没有了。

更大的冲击还在于,人在里面不再被看到,你今天过得好不好,没有人关心。大扫除变成一个任务,运动会变成谁得第一,那些支撑我最核心的关键词——自由、规则、人和世界的关系,根本无从谈起,当这些理念不停被撼动,我就隐隐感到一种绝望。

但生存的恐惧总是第一性的。我想要在新环境里存活下来,那些痛苦、失落的感受就被压制住了。我迅速学会了规则,没过多久,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也打赢了,不仅是三好学生,还当了大队长,主持过升旗仪式。

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是,离开私立学校之后,原来的老师经常打电话,关心我在一个新的标准体系里有没有被善待,是否能融入集体,课业是不是跟得上。电话里的交流很短暂,当他发现我又成为班级里的佼佼者时,很快就放下心来,而我真正面临的困境就被掩盖了。

那种感觉是无奈的。虽然找到了生存方式,但问题随之而来,我变得非常自我厌恶,一方面不认同这套规则,一方面又拼命地想赢,当了班干部还要干值日,把表现不好的同学登记在值日表上交给老师,你说拧不拧?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忧郁,又找不到人说,就开始写日记,写了厚厚一本,那些粗糙又真挚的文字里,全是困惑,全是不明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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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一的高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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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高中之前,我处于一种不自知,但在之后,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阵痛,来自于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所有的东西,在小学前三年和之后经历的两个世界之间断裂了。长大之后,一位朋友曾精准地总结:张子一内心里有一个「她的国」,在这个国里,每个人都不是nobody,不是随便漂浮在空中的破烂,而是能够彼此连接,被当作一个「人」而存在,而她为什么对很多事情这么愤怒,是因为走进现实世界这么多年之后,「她的国」迟迟降临不了。

听完之后,我一边笑,一边觉得很伤感。很长时间里,我确实都在面对「我的国里空无一人」这个问题。

当年纪渐长,有了更多思考力,那种撕裂感愈发强烈。我开始试着反抗。记得初中第一年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四名,又当了班长,老师有一天说,班长要起带头作用,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积压的情绪突然就在这句话上爆发。那天回家,我把头发全推了,第二天变成一个秃子去上学,什么带头作用,什么班干部,我不玩了行不行?

之后,我过上了一种叛逆的生活,迟到早退,翻墙出校园,骑自行车去街头吃羊肉串,在图书城里买书看音像,晚自习课去学游泳。我还变得非常恶毒,不仅要让学校的规则在我身上全部瓦解,而且还要用老师最看不惯的方式,维持他们最在意的好成绩。在老师看来,我变成一个难管理的刺头,在同学眼里,我也显得骄傲不近人情,就给人感觉这是一个很强烈、不那么nice的女孩。

虽然不在规则里玩了,但我仍然是痛苦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国里空无一人」,我失去了一个人成长时需要的正反馈机制,也没法遇到真挚的友情,这让我陷入更强烈的孤独。

高中,我终于结交到一位可以深度交流的朋友,两人还约定在一个笔记本上轮流写日记,交换彼此的认知和感受。但因为这段关系来得太过珍贵,我变得患得患失,交换日记到高二结束,我很害怕备战高考没时间写了,对方会把日记本拿走,有一天就故意跟他吵架,说把日记扔了,其实是偷偷藏起来了。

在高中后期,想要赢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我更加找不到应试教育的意义。我觉得坚持不下去了,高三一开学,我就提出了休学。父母觉得管不住了,我妈之前一直被找家长,也感到很痛苦,到了那个阶段,他们极大地降低了对我的预期,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违法乱纪,能活着就行。

那时,我的情绪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我总会听一首歌,有句歌词是,「如果我现在死去,明天世界是否会在意?」我开始思考我这个人存在的必要性,被一些自我与存在的问题困扰着,连着两个月睡不好觉。我就去买了一个非处方的安眠药,吃了两片,根本没用,后来索性就把一小瓶吃了,当时只是觉得内心太辛苦了,很想休息,想从不安宁中解脱出来。还好那个药对身体伤害不大,就是胃感到很刺激,吃了就开始吐,之后的影响是,一个礼拜内的反应有点慢,听到名字要过一会儿才回应对方。

停下来的那一年里,是文学和电影让我获得了呼吸。记得当时有一本订阅的杂志叫《译林》,里面一个版块专门刊登外国的当代小说,讲的故事非常现代,比如一个职业律师怎么影响美国选举,一个家庭主妇怎么从家庭里出走,这些东西带来了一些自由的气息,让我看到了弥合「两个世界」的一种可能——在文学艺术里,人可以正视那些长久被忽视、被消磨的感受。

对我影响特别大的还有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放大》,看完电影的那个下午,我不知道怎么就出门在街上狂走。如果说之前的文化艺术只是带给我一些滋养,这部电影则让我学会把自我抽离出来,用镜头式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而且它让我确定了一点,即便脱离集体,个体的感受和表述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具有合法性。当我意识到电影可以传递这些,就不只想做一个艺术的欣赏者,还想成为一个创造者。

有了这个新目标之后,我立即就回学校去了。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到主流轨道,把学上了,把大学考了,才能走上艺术道路,拥有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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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还想问,除了我之外,接受新教育的其他孩子都怎么样了?

在私立学校那个阶段,流动发生得特别频繁,每一个同学都可能这学期来,下学期走,有的回了公立学校,也有的直接出国了。那三年,我整个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中。因为人员流动过大,我们班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但到六年级毕业时只剩下6个,等把完整的一届学生送走,学校就把所有人遣散,停办了。

一直到高中,我才跟原来的同学重新建联,大家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不同的问题,但大多都过得不好,不知道应该如何自处。我知道有的同学出校门没多久就进了监狱,有的一直迷失,也有的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但面对亲密关系却存在问题。

我大学读的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编剧专业,就感觉空间又变大了,不再是40多个人整齐划一坐在教室里,接受模式化的教育,我又回到旷野,可以任由自己去生长。200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进入到一家剧场做兼职工作。那时候接触到很多艺术家,不停地听他们在一起谈戏剧,谈契诃夫,那些交谈构建的是一个个体能被看见的世界,一个人能够影响另一个人的世界。我发现, 「我的国」里终于有人了。

后来,我成了剧场的一个策划人,做了很多戏。剧场是一种当下的交流,是人和人相遇的地方,它的反馈特别及时,在现场,你能感觉到人的呼吸,看完一场戏,立即就可以跟人交谈。在这些交互中,我就感到两个割裂的国之间有了一座桥,那个破碎的我也逐渐得到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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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一在剧场。

修复的另一个层面还来自于,我开始谈恋爱,进入了家庭,也生了孩子。这原本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遇到丈夫之前,我面对亲密关系采取的方式是躲开,是逃避。大学时,我曾交往过一个男朋友,他请我去家里做客,他的父母给我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这让我突然感到进入了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结果那顿饭没吃完,我就逃走了,买了一张机票飞去大连,回来我就提了分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破碎的人,不适合进入一段稳定的感情。

认识现在的丈夫之后,我也一直告诉他,跟我交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他说, 「我不以爱你为耻。」听到这句话,我突然就哭了。他愿意跟我探索一种合适的亲密关系。我们不需要做法律上的认定(有了孩子之后,为了上户口,才去领的结婚证),也不需要强硬地跟家里长辈经营情感。比起传统的夫妻,我们更像是一对伴侣,在相处中让彼此形成一个更完整的自我。

儿子上幼儿园时,我又重新面对教育的问题,对我来说,养育孩子,也是一个回看教育对自我影响的过程。

最初,我特别害怕他人际关系不好,经常去学校观察他怎么跟朋友相处。有一次,儿子最好的朋友偷了他的东西,对方父母又是我的朋友,我就想办法告诉儿子怎么去原谅朋友。但后来,我发现自己教错了,因为孩子最先想的是,把被拿走的东西要回来,憋了两天,他自己就去要回来了,游泳的时候,俩小孩又在一起玩,矛盾就化解了。

我就发现,交往不是孩子的恐惧,而是我内心的恐惧,孩子是有主动性的,很多事情没必要去干预,他自己就能处理得挺好。

当孩子开始上小学,当年困扰我的一些问题又开始困扰他,老师依然很难看到个体的感受。比如说,孩子学校有一条要求,课间十分钟只能在课桌上休息一会儿,不能去学校操场上打闹。他是个挺闹的孩子,就觉得非常痛苦,来问我为什么,我认真跟他解释说,这是老师出于一种对危险的恐惧,他说,妈妈,你觉得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我回答,当然可以。他就提出想下楼去操场,那我也鼓励他去玩,还给他下任务,画一画学校的地图,结果他就把这个当成游戏,真的画了张小地图。

尽管努力为他挑选好学校,但课堂里仍然有很多不合理。比如语文试卷上,有一道看图说话的题,儿子写的是,「这有一棵树,树底下有两个鸭子。」但标准答案是,「树底下有俩小鸭子,妈妈带着小鸭子游水。」仔细想一下,图不是孩子画的,他哪里知道想让他说什么?

我还曾经去旁听儿子的语文课,进了教室,我又开始愤怒,对待那些精巧又充满感情的文字,语文的教育依然是那么粗暴。

我问过儿子,喜不喜欢现在的学校,他说不喜欢;再问他喜不喜欢一个下课可以出去玩、下午2:30就放学的学校,他可太喜欢了。就这样,教育变成一个改变的契机。最近,我们一家来到了加拿大,把家安置在了一片宽阔的社区。就像我刚到森林里的学校一样,我依然有自信能在这一片天地set up,生活的新阶段将会在这里开始。

特别奇妙的是,每当我抵达一个新地方,就会想起最初的那片森林。那是一片秋冬的森林,有霜,也有雾,它并不郁郁葱葱,而是带着北方有点凉、有点冷的粗粝感觉。如果要总结它对我的影响,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从那片森林一个小小的房子里走出来的人,尽管在漫长的日子里,它都让我感到混乱和失落,但我还是很感谢那三年,让我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为什么活着,是我生命动力的来源。森林里的我是诚实的,憨厚的,温柔的,从现在来讲,这些东西也依然留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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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大雾迷茫,张子一想起儿时的森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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