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史知识 Author 陈尚君
韩愈以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这一榜知举者为名臣陆贽，同榜者后来大多声名显赫，世称龙虎榜。这是后人的说法。韩愈接着连续三年参加制科考试，三年连续下第，不免有挫折感。挫折归挫折，他仍自诩不凡，只是在等待高人，等待机会。《应科目时与人书》认为，自己若得不到机会，“盖寻常尺寸之间耳”，如果得到机会，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这是何等不凡的胸怀。他也说到，官场有力者肯帮助自己，仅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多数有力者，对自己皆“熟视之若无睹也”。就在这期间，真有位大人物决定重用他，这个人是董晋，做过宰相，新任命的宣武节度使，给韩愈的职位是推官，在大镇文职幕僚中大约可以排到五六位。对还没有任何历练的韩愈来说，不算委屈。干吗？干吧！宣武节度使的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是唐王朝在东都以东最重要的节镇之一。如同近代京广线开通前，开封地位高于郑州。唐代的宣武，不仅控扼运河自江南往两京的咽喉，且因其西望京洛，北接相卫、魏博，东连东平、淄青，是四战必据之地，说是唐王朝命脉之所在，也不为过。从贞元初名将刘玄佐帅汴，宣武镇就处于军将自立不受代的半割据状态。玄佐在镇八年，卒，朝廷任命外戚吴凑出镇，凑惧军中拒命，中道而回。朝廷只能任命玄佐子士宁为节度使。一年半后，军乱，军中拥立副使李万荣，朝廷再次接受。十二年，万荣病风将死，其子李迺煽动士兵作乱，为都虞候邓惟恭与监军俱文珍携手平定，将李迺送赴京师。邓惟恭认为自己有功，应该继掌节帅，这时朝廷宣布以旧相董晋为节度使。董晋虽是文官出身，但内外履历完整，有过领军、领镇的经历，曾为宰相四年，有识见，有决断。危急时刻，朝廷起用在洛阳赋闲的他任宣武节度使，是希望他能稳住此一方重镇。七月，董晋受命，几天内组成幕府班底，立即出发。韩愈的具体职务是观察推官，实际兼军事参谋兼掌书记，责任重大。董晋携幕僚赴镇，也就十多人，不自带军兵，立即赴镇。韩愈在《董公行状》中述董晋赴镇之勇决果敢云：“公既受命，遂行。刘宗经、韦弘景、韩愈实从，不以兵卫。及郑州，逆者不至，郑州人为公惧，或劝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于公曰：‘不可入。’公不对，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与诸将至，遂逆以入郛，三军缘道欢声，庶人壮者呼，老者泣，妇人啼，遂入以告。”因为已经有过两次朝廷任命的节度使惧不敢入的先例，董晋遂慷慨成行。其间郑州是邻州，知道汴州军人跋扈，劝董晋暂且坐观进退，若董晋接受了劝告，即是知怯，绝不可能成功。从汴州出来的知情者，也警告不可入。其后三日，经圃田、中牟、八角，已经接近汴州城郭，城中诸军将方出而相迎。可以说两方相逢勇者胜。董晋一往无前的气势，吓退了城中军将的图谋，只能出而迎接。所述“三军缘道欢声，庶人壮者呼，老者泣，妇人啼”，虽然有所夸张，其实就是刘禹锡在闻听平定淮西以后，所写诗中“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三首》其一）的意思。在经历十多年军府自立后，天子任命的节度使终于到任了。董晋此行，颇有乾坤一掷的气概，韩愈是同行者，他也在用生命赌明天。他的叙述，是亲历者的记录。董晋在汴州任上，实际时间是两年半多一点点。史称四年，是就跨及四个年头而言。董晋在汴州的政绩，韩愈《董公行状》及《旧唐书》本传皆有叙述，最重要的记载则是张籍的《董公诗》。此诗作于董晋生前，曾被白居易称许“可诲贪暴臣”（《读张籍古乐府》）。诗很长，不能全录，述其要点。其一，“慈惠安群凶”，即以宽和的态度安抚屡次叛乱的军将：“公谓其党言，汝材甚骁雄。为我帐下士，出入卫我躬。汝息为我子，汝亲我为翁。众皆相顾泣，无不和且恭。”你们在我属下为军将，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使军人们为之感泣。其二，本人节俭，理政也轻刑薄赋。“所忧在万人，人实我宁空”，为州人忧虑，不为自己着想。在他治下，“四郡三十城，不知岁饥凶”。其三，董公得政，天子放心。“天子临朝喜，元老置在东。今闻扬盛德，就安我大邦”，大邦安定，盛德广播海内外。张诗最后说：“昔者此州人，但矜马与弓。今公施德礼，自然威武崇。公与其百年，受禄将无穷。”即汴人崇尚武力，由来已久，董晋以德为政，移风易俗，如果能长久以往，当然可以改变一切。董晋赴任时已经七十三岁，在唐代说来是很老了。百岁当然是人人的理想，可惜人命毕竟难敌金石，这仅是诗人的愿望，所见说不上深刻。从具体措施来说，董晋剪除了军中的潜在威胁。《旧唐书》本传说都虞候邓惟恭“心常怏怏，竟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即削弱军头的势力。又说：“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以陆为辅佐，有以强辅柔之意。陆这时也近七十岁了，大约在十二年夏秋间就任。如果说张籍认为董晋安定地方得法，其中也应包含陆长源的成就。今人谈韩愈在永贞革新期间的立场，常举他的这篇《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并序》为例，认为他求媚于宦官，反对变革。其实这篇序和诗，皆作于贞元十三年春，是应董晋要求而作，其时距离永贞内禅还有八年，韩愈不可能预先知道俱文珍入朝后成为宦官首领，及在朝政剧变时期发挥关键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理解唐代地方州军治理中，文武官任节帅，掌控军政，宦官代表皇帝，监督军政，节帅要有所作为，必须搞好与宦官的关系。对此，韩愈看得很明白。序中首先说到“今之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关涉天下安危，无论节帅与监军，天子皆选最信任者担任。韩愈是就董晋与俱文珍之任职而言，故意不提以往的多次叛乱。称赞俱文珍，则说：“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就当时情况来说，这一评价不算过分。董晋到任前，俱文珍联合邓惟恭平定李迺之乱，使朝廷可以命重臣出镇。董晋到任后，能够贬逐邓惟恭，清除军队内乱的祸根，肯定也得到俱文珍的支持。俱文珍归朝，董晋命幕府群僚皆出饯行，自是人之常情。韩愈受嘱作诗，更是职务行为。诗云：“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芒寒。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其中首二句，肯定俱文珍在建中间吐蕃平凉劫盟事件和汴州平乱中的贡献。然后称赞他的报国业绩，继而转入送别，以人臣难以忠孝两全为结。这是场面上的诗作，不必求之太深。应该说明，此篇诗及序，见于《昌黎先生外集》，是宋人搜罗而得，韩愈本人似乎并未留稿，大约也估计到会引起后人之议论吧！孟郊比韩愈年长十七岁，因韩愈登第在前，两人关系又极其腻密，一直视如兄弟。韩愈随董晋入汴，孟郊有《送韩愈从军》诗宠行，称赞他“坐作群书吟，行为孤剑咏”，从军而不改书生本色。最后几句说：“王师既不战，庙略在无竞。王粲有所依，元瑜初应命。一章喻檄明，百万心气定。今朝旌鼓前，笑别丈夫盛。”引前代以书记从军的诗人王粲、阮瑀相期，祝他随董晋幕府，不战而屈人，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孟郊于韩愈赴汴前不久，刚刚进士登第，对他这样久困科场，年逾四十六岁的诗人来说，高兴得一度失去理智，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表述这种心情。不过冷静下来，才发现从登第到除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归途中，他在汴州，作为比韩愈官高的宣武长史陆长源的客人，住过一段时间。他在几年前，曾到汝州看望过刺史陆长源，留下《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燕》《汝州陆中丞席喜张从事至同赋十韵》等诗。他在汴州，称陆为主人，也有过几次唱和，今存陆诗即赖孟集附录而保存。韩愈与孟郊相识已久，各怀高远的理想。首先是诗歌，他们共同确认前代诗人以李白与杜甫最为伟大，怀有追踪李杜、开拓新境的理想。《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子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因为是醉后所言，不妨有些大言。这时距离杜甫去世还不到三十年。韩愈说昔年曾读二人诗，至晚也是他贞元初到长安应试时，这也是编年史上所见最早将李白、杜甫放在一起议论的记录之一。“长恨二子不相从”，似乎有惜于二人间来往太少。但若与韩愈晚年所作《调张籍》放在一起看，也很遗憾自己与李白、杜甫没有生活在同一时代。所幸有孟郊，有孟郊也就够了。他的诗反复纠缠，说自己如同“青蒿倚长松”，绝不会放过与孟郊共同努力的机会，即便云龙变化，出入六合，也要常与孟郊在一起。这是醉话，也是心声。《答孟郊》也作于同时：“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馀酒肉，子独不能饱。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朝餐动及午，夜讽恒至卯。名声暂膻腥，肠肚镇煎炒。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弱拒喜张臂，猛挐闲缩爪。见倒谁肯扶，从嗔我当咬。”这里用嬉笑怪嗔的笔法，写出孟郊的生存状态和诗风特点，因为关系好，譬喻怪奇偏激一些也没有问题。这里当然还要讲韩、孟之间的唱和。两人共同癖好，是喜欢写联句诗。在汴州写有《远游联句》，其间李翱也有参与，不过仅写“取之讵灼灼，此去信悠悠”，就被两人甩开了，似乎还不太适应这种类似游戏的文学活动。诗因孟郊将要南行而作，故起句孟郊就说：“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极尽夸张能事。韩愈接：“离思春冰泮，澜漫不可收。”即景取喻，颇为奇妙。诗很长，也很难分析。最后，韩愈说：“名声照四海，淑问无时休。归哉孟夫子，君归无夷犹。”是说孟郊名遍天下，仍不断给自己以关心。最后说到送别，你不必担心，放心地走吧。事实证明，孟郊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汴州乱后，韩愈生死未明之际，他有诗《汴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会合一时哭，别离三断肠。残花不待风，春尽各飞扬。欢去收不得，悲来难自防。孤门清馆夜，独卧明月床。忠直血白刃，道路声苍黄。食恩三千士，一旦为豺狼。海岛士皆直，夷门士非良。人心既不类，天道亦反常。自杀与彼杀，未知何者臧。”这里，他想到分别时的情景，感慨以往的欢悦可能再也没有了，忠直之人死于叛乱，道路的议论则各说各的话。他说的“海岛士”指田横五百士，生死以之，不计得失；“夷门士”从典故说是信陵门下士，这里已经顾不上用典，而是直斥汴州军将之无良，不知食德感恩，为此豺狼之行。孟郊的反应是激烈的，朋友的安危不能不萦系于情怀。孟郊是旧友，张籍则是韩愈在汴州认识的新友。张籍出生之年，至今难以明确，一般估计比韩愈小一两岁。张籍在韩愈卒后，作《祭退之》诗述二人之初识：“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囊。略无相知人，黯如雾中行。北游偶逢公，盛语相称明。名因天下闻，传者入歌声。公领试士司，首荐到上京。一来遂登科，不见苦贡场。观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兹类朋党，骨肉无以当。”张籍是苏州人而居于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自诩诗兼众体，苦于在朝无相知相识者。他北行到汴州，是贞元十三年，也不知什么原因，到第二年方与韩愈相识。恰好韩愈以节度推官的身份主持汴州的进士解送，特别欣赏张籍，置于首荐。这年秋张籍赴京试礼部，第二年就高中进士，也就是“一来遂登科”。是否韩愈的推荐就如此管用，还真无法判断，张籍终生记得韩愈的好，也是事实。韩、张之间在汴州有诗来往。如张籍有《寄韩愈》，首云“野馆非我室，新居未能安。读书避尘杂，方觉此地闲”，估计是韩愈为他安排在远郊的所居，远离尘嚣，可以读书。他再说：“出林望曾城，君子在其间。戎府草章记，阻我此游盘。”可惜韩愈忙于公务，没有时间相约同游，自己只能引颈遥望。韩愈有《病中赠张十八》诗赠张籍，有几句说到对张诗的评价：“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谈舌久不掉，非君亮谁双。”这时张籍还仅是布衣，有能力而无助于国事。诗文嘛，写得再好也只能自娱自乐。韩愈看到了他的诗文的力量与追求，且认为当世与自己可以谈得来的，也只有张籍了。极尽推崇，可以仔细体味。《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一四有张籍《遗公第一书》，提出当今“世俗陵靡，不及古昔”，根本原因在于“圣人之道废弛之所为”。他认为自秦灭学后，“汉重以黄、老之术教人，干惑人听”；汉末以来，“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国”。“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他建议韩愈能够继承孟轲、扬雄的学说，“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为乎”，应该写书以明儒学正道。希望韩愈“绝博塞之好，弃无言之谈，弘广以接天下士，嗣孟轲、扬雄之作，辩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这里，是挚友以天下道义为期的殷切之谈。张籍认为自己的能力与影响都不及韩愈，希望韩愈起而挽回儒学之颓势。韩愈《答张籍书》首先感谢张籍的建议，并说自己关心于此已经多年：“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诵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仆为好辩也，然从而化之者亦有矣，闻而疑之者又有倍焉。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所得矣。为此而止，吾岂有爱于力乎哉？然有一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这时韩愈刚过三十岁，认为自己入世还不深，已经做过许多努力，从而化之者是愿意接受的人，更多是闻而疑之者，即将信将疑的人，至于顽然不入者，你永远也别想改变他们，这是社会的大多数人。韩愈希望到五十以后再著书立说，见解深刻，减少偏失，以传后世。张籍再致第二书，认为“士之壮也，或从事于要剧，或旅游而不安宅，或偶时之丧乱，或不皇有所为，况有疾疚吉凶虞其间哉？是以君子汲汲于所欲为，恐终无所显于后。若皆待五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人生短暂，充满不确定因素，君子第一要义是显名于后，一定要到五六十岁以后方有所论述，难免会有所遗憾。韩愈作第二书回复，感谢张籍“意欲推而纳诸圣贤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谓愈之质有可以至于道者，浚其源，导其所归，溉其根，将食其实”。朋友如此以圣贤、道义相期于自己，心存感激。也说出为难之处：“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譊譊。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即举世迷惑于佛道二教，上自公卿，下及庶民，若公然反对，必遭遇许多不虞之祸。又说二教盛行中国，“盖六百年有馀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又说：“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扬雄，亦未久也。然犹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为之哉！”这里已经提到了道统流传之体系，更认为前代圣贤之有所成立，不仅勤于弘道，更能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方能有所成立。自己有理想，也明白不会轻易地获得成功。彼此的交流，透露韩愈倡导儒学、排诋佛老的心路历程。张籍的敏锐与鼓励，最终造就韩愈成为思想史上的巨人。一般人之印象，张籍仅仅是个诗人，算不上思想家。从以上二信可以理解，虽然他那时只是一位赴考的进士，但心怀改变世道人心的宏愿，并希望韩愈来有以完成。而韩愈最著名的弘道宣言《原道》等文，今人都认为作于贞元后期，当与张籍的督促有关。从汴州相识，到韩愈去世，两人的友谊终身不变，不仅因为诗，更因为文章道义。还有一层，张籍脾气好，对韩愈绝对信任。韩愈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人，他的喜怒哀谑，一切都可以向张籍倾诉。对张籍来说，随便你怎么喷，我绝对不生气。有这样的朋友，是韩愈的幸运。就在张籍欢庆进士登科，杏园欢会之时，汴州城中因董晋去世，发生血腥政变，韩愈经历了此生最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贞元十五年二月初，董晋在任上去世，得年七十六。仅仅七天后，汴州兵变，杀留后陆长源、判官孟叔度等人。汴军为什么叛乱？《旧唐书·董晋传》认为：“（董）晋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长源好更张云为，数请改易旧事，务从削刻。晋初皆然之，及案牍已成，晋乃命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皆恶之。”是说陆、孟二人因为改易削刻、轻佻慢易而激起兵变，要负一定责任，被杀是咎由自取。从韩愈、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文来看，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韩愈《董公行状》云经过董晋与其幕僚诸人之施治，汴州已经“职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鹊集，苍乌来巢，嘉瓜同蒂联实。四方至者归以告其帅，小大威怀。有所疑，辄使来问；有交恶者，公与平之”，这是四方共同的观感。但在此同时，董晋“累请朝，不许。及有疾，又请之，且曰：‘人心易动，军旅多虞，及臣之生，计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难期。’犹不许”，董晋已经看到军心不稳，自己在世，还压得住，自己身后，实在无法预料。韩愈进一步说：“公之将薨也，命其子三日敛，既敛而行。于行之四日，汴州乱。故君子以公为知人。”即董晋临死前，已经料到兵乱不可避免，让其子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后事，三日成敛后立即启行。是他已知汴兵必叛之势，以他的馀威，仅足维持数日之太平。韩愈因为偶然的原因，送董晋灵柩出城，逃过此劫，纯属幸运。韩愈作《汴州乱二首》：“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这是乱后不久的诗作，大夫、留后皆指陆长源，昨日还风光无限，须臾皆死于兵乱。从房屋连栋被烧，留后及幕官阖家被杀，动乱规模很大。责任在哪里？韩愈一说是“诸侯咫尺不能救”，即邻镇坐见汴兵嚣张，无动于衷；二说是“庙堂不肯用干戈”，即朝廷长期与方镇苟且偷安，使汴军拒绝朝廷命帅，只有军中拥立，方能接受。韩愈更有《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说明自己在兵乱之际的遭际，这是其中相关的一节：闻子高第日，正从相公丧。哀情逢吉语，惝怳难为双。暮宿偃师西，徒展转在床。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傍徨。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骄女未绝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闻啼声。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东来说，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东去趋彭城。从丧至洛阳，还走不及停。假道经盟津，出入行涧冈。日西入军门，羸马颠且僵。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诗写给张籍，前面讲到许多往事。这里说他护董晋丧车西行，到达偃师以西，即距离洛阳还有一日行程时，先听闻张籍及第，悲喜交集。当晚汴州兵变消息传来，彻夜无法入眠。他离汴时，并没有带上家人。这时跟随他的家人约有三十多人，最惦念的是妻与子，还有未断奶的幼女。他这时负有为董晋护丧的责任，一步也离不开，想到幼女的哭声，真是无从自已。所幸后续消息很快也传来，他的家人没有遭遇屠戮，已经脱祸离开汴梁，乘船沿汴水东下，先避地徐州。可以稍微放些心了，但仍魂不守舍，毕竟家人到徐州如何安顿，还得自己去张罗。诗里透露，韩愈送丧至洛阳，对董家有所交待后，立即假道盟津，入河阳军，然后转奔徐州。因为他与徐州节度使张建封还有一些交集，此后得以在徐州幕府暂栖。孟郊有《吊国殇》：“徒言人最灵，白刃乱纵横。谁言当春死，不及群草生。尧舜宰乾坤，器农不器兵。秦汉盗山岳，铸杀不铸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起争。”这里用《唐文粹》卷一五下的文本，与孟集所载颇多不同。此诗应该是为陆长源而作，从“白刃乱纵横”“谁言当春死”等句可以明白。孟郊与陆长源交谊最厚，对陆为国死难，身后还遭遇污名，似乎兵乱是因他失政而引起，更感不满。他甚至骂到秦汉以来对暴力得胜者之歌颂，可见怨愤之深。从韩愈诸诗文中，还可以读出汴乱的一些真相。他为董晋子董溪所撰墓志中说：“太师（董晋）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维纲，锄削荒颣，纳之太和而已，其囊箧细碎，无所遗漏，繄公之功。上介尚书左仆射陆公长源，齿差太师，标望绝人，闻其所为，每称举以戒其子。杨凝、孟叔度以材德显名朝廷，及来佐幕府，诣门请交，屏弃所挟为。”颂赞董溪助父理政的同时，对遇害的陆、孟二人评价颇高，皆属助董治汴的关键人物。韩愈《送湖南李正字归湖南序》云，李础之父曾与他同在汴幕，“以侍御史管汴之盐铁”。“军乱，军司马、从事皆死，侍御亦被谗，为民日南”，即汴幕被杀者外，李础父也得罪贬窜到今越南境内。是朝廷无力追究叛乱者的罪责，反让被害者与同幕者承担罪责。韩愈《韩弘碑》载，汴州经过多次反复，“军中皆曰：‘此军司徒所树，必择其骨肉为士卒所慕赖者付之，今见在人莫如韩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司徒指刘玄佐，曾领汴军八年，韩弘是玄佐妹之子，故称韩甥。即汴军只认刘家之宗人，不接受朝廷委派之军帅。汴乱之根本，也即在此。此后韩弘领镇二十一年，平安无事。从贞元十二年七月到十五年二月，韩愈在汴州度过了两年半时间。这是他进入仕途的第一份工作，走的也是中晚唐士人从幕府出发的习惯道路。在这两年半中，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也理解了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与朝廷的苟且无为。当然，他也学到了许多，董晋之公忠体国，一往无前，以及处理政事时的柔软身姿，和对潜在危机的准确预判，他皆有切身体会。他接待了路过暂住的孟郊，增进了友谊，也表达了可以长期合作竞争的愿望。他认识了有才分也很有社会担当的诗人张籍，凭借自己的权力首荐张籍入礼部就试，张籍也很争气，一举高中，彼此友谊维持了一生。更惊心动魄的是，他在护送董晋灵柩归洛时听闻汴州兵变，昔日之同官全家惨遭屠戮，自己家人也几落贼手，更看到事后朝廷之不负责任。陆长源年纪也在七十左右，是旧相之孙，他在遇害当日被任命为节度使，当然是出自董晋的推荐。怎么可以说董晋有所施为，一切都好，陆长源仅接手几天，就铸成大错？其实汴军积恶成习，利欲熏心，毒蜂成窠，无视皇权，有重臣在还能维持，重臣一死就旧态复萌。朝廷知道平叛要依靠实力，国家偏偏不具备这个实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遇害者承担责任，让继任者尽量在叛军与朝廷间保持平衡。这些，韩愈都看到了，有愤懑也无从发声，只留下若干闪烁其词的片段。将这些现象梳理清楚，可以体会他在经历此番剧变后，人生有了更深切的体悟，此后一系列论著中倡导恢复儒家道统，讲求夷夏之分，力求在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现状，汴州的这段经历对他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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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5 03: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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