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灵恩最喜欢唐小雁。
先说唐小雁吧,她是徐童纪录片《算命》里的主角。她一直流浪,被男人性侵。算命的说她是孤单命,给她改了个笔画都是双数的名字。成为“唐彩凤”之后,她坐过牢,当过纪录片制片。谈到命运,那“都是被逼的”。
多灵恩觉得自己和唐小雁一样,是像野草一样的女人。她出生于1999年,生下来眼睛几乎是瞎的。她差点被爷爷卖掉,又被父母救回来。眼睛治好了,生活过好了,成了富家女。然后她去澳洲留学,去年她家破产了。
命运是什么呢?多灵恩曾经的拳击教练,是他那个量级的中国拳王。但在成为拳王之前,他送了两年外卖。
戏剧的是,现在,多灵恩也开始送外卖了。
“我和你爸的现金加一块不到两万。”
妈妈打来的视频电话,击碎了多灵恩最后一丝幻想。
从重庆飞墨尔本要13个小时,但噩耗传来却只要一通电话。留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还没过,家里就破产了。
如果现在回国,不仅之前上百万的学费都打了水漂,还拿不到学历,对家里高额的债务也于事无补。而留在墨尔本,则意味着她要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这在留学生圈子里是很罕见的。
“去找个工作吧。”一起合租的大哥听完多灵恩诉苦后,给出一个建议。大哥也是中国人,平时在墨尔本的社区送外卖。他做这个职业不是因为缺钱,只是纯粹想来国外换个生活环境。
多灵恩盘算了一下,送外卖的时薪比确实去餐厅端盘子高太多了。她跟很多留学生一样,在学校周围的餐厅里打过工,一星期干三小时,主要目的是体验生活。以前她觉得赚钱不重要,但现在,每一笔收入都弥足珍贵。
“我还真没见过有留学生送外卖的,你可以吗?”大哥劝她再想想,但多灵恩没有犹豫。在她一再坚持下,大哥领她入了行,注册了骑手平台,也搞来了衣服和电单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灵恩出发了,她提上了20公斤的电池箱艰难走到了电单车前。
前两天看一个台湾小哥拿小推车装电池,多灵恩还很是不解。但自己拿上之后,才清楚地感知到了分量。她练过拳击,自认是“力气比较大的女孩子”,不过在拿上电池箱后,胳膊还是发软。
能上路吗?会摔跤吗?多灵恩有些忐忑。她几年没有骑电动车了,何况还这么沉,扶着把手的整个人摇晃晃的。这一天,她不断纠正着二十年国内生活的惯性。“靠左,一定靠左,不要搞错。”骑车的她一直给自己默念。
第一天,她接了20单,平台给新手激励,总共赚了400刀,她在停车的时候扭了脚。之后送外卖时,她无可避免地摔了跤。
在送外卖的圈子里,骑手们调侃这是必经之路,“每个人都会摔几次,要慢慢驯服自行车。”
墨尔本的电单车很重,多灵恩常常因控制不住车把而弄伤自己
之后的日子里,多灵恩有时感觉被一种巨大的反差感包围。
打工最勤快的时候,她一周送过五天外卖,留下两天学习。她的留学生朋友们依然背着爱马仕逛街,出门开父母给买的车,而与此同时,多灵恩穿着外卖服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她遇见过清早披着被子刚起床的流浪汉,也给富人区开party的老哥送过餐,点餐多到配送箱都放不下。
在海外白人社区,成为一个中国外卖员,偏见和歧视会不自觉地涌来。有次骑车到别墅区时,一个60岁左右的白人女性突然恶狠狠地冲她吼,“你根本不懂怎么骑车,滚回你的中国。”
“你他妈闭嘴吧。”多灵恩扬起眉毛,狠狠地踢了一脚女人的车。那个白人吓到了,愣了一下,开车走了。
多灵恩从没见过欧洲或印度骑手有过这种待遇,在她的观察里,被吼的大多是华人。
歧视也有关财富。得知多灵恩家里破产后,身边的朋友们大多都是在鼓励她,但也有例外。一些关系总会暴露出它脆弱的一面。
有一次,多灵恩和往常一样找一位朋友吃饭。谈话间,对方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自己“穷了”“手里没钱”,话里话外都是提防着多灵恩向她借钱。付完饭钱后,对方立马就会要求多灵恩转账,生怕她逃单。“我不会向他们借钱的。”多灵恩语气有点激动。
钱,圈子,面子……留学生群体内部有着坚固的分化。来自县城的有钱人,和来自上海的有钱人,本质上有着很大差别。小资家庭的子女需要进行一轮心态调试——在这里,有钱人的生活永远没有上限。
小奇和多灵恩选过同一节课,算是同学。他的家境也在慢慢衰落。在留学生隐形的财富榜上,小奇的排名不断后退。他在课余时间去工地打工,去搬砖,给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
这本来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励志故事,但小奇却害怕同学发现自己下工地。“他刷到我在小红书上说我送外卖的帖子,偷偷告诉我他也在打工。他只跟我讲了,没跟其他留学生讲过,怕大家瞧不起他。”
关于打工的秘密,成为两个人友谊的基础。
家里的经济状况,多灵恩一直都很在意。她的父母是做生意的,巅峰时家里曾拥有千万资产,但这两年越发艰难。
租金是家里现金流的重要来源,但因为疫情,租出去的店面也开不起来了。2021年,父母为补贴亏空,卖掉了两处房产。
多灵恩家的房子是复式的,还有电梯,爸爸也纵容了多灵恩8岁时的审美,把她的房间全部刷成粉色——她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公主。
那种感觉就是买东西不用看钱。多灵恩喜欢收集古着。1960年产的lee的外套,大几千的价格都是很平常的。在家里破产前三天,多灵恩还花了三四万在日淘网站上买衣服。她的衣服多到可以挂满一间服装店,每件都价格不菲。
破产后,她第一次打开了支付宝的账单,发现自己一年纯生活开销大概在四十五万左右。
危机其实早有预兆,但在真正来临前,没人意识到冲击的力量。
多灵恩亲眼见证了父母白手起家的经过。先是在菜市场门口摆地摊,到借钱开起了自己的服装店,慢慢拥有自己的店铺和资产。踩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他们总觉得自己会挣钱,而且能挣更多的钱。
生意做大后,父母们陆续投资过工地、中药、比特币等产业,但对这些行业都缺乏了解。跟风投资的结局,就是跟风被骗。
“我从来不觉得人能挣到自己认识之外的钱。”多灵恩跟父母提过自己的担心,“他们觉得我小,不听。”
接下来就是不断地卖房、卖车、抵押,全套流程这家人已经无比熟悉了。弟弟也不去商店冰柜里拿自己最喜欢的冰激凌了,因为要给姐姐省钱。
多灵恩出国留学前,家里的气氛已经有了微妙的改变。她脑海里的印象常常是这样的:爸爸在客厅坐着,妈妈偏头痛卧在床上,多灵恩在自己的房间上课。在弟弟放学回家前,家里没有人开口说话。偶尔零星的对白是,“那个又亏了哦,钱收不回来了。”
2022年初,多灵恩来到澳洲后,妈妈就对家里的经济状况含糊其辞。一会说不用担心,你就好好上学,爸妈能把你供出来;一会又说,生意确实是不太好做。最后,残酷的现实世界终于在她眼前缓缓铺展。
破产后的落差,并不是一句“消费降级”就能概括。过往富裕家境所带给她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优渥,还有她对钱的认知。以前不在乎钱的人,逐渐把搞钱和省钱放在了价值链的顶端。
有一次搬家后,她发现屋子里还缺几把椅子,于是下楼问保安:“这栋楼哪里可以捡到椅子吗?”保安给她带进了一个杂物间,里面堆满了公寓里前任住户们不要的家电、家具,多灵恩从里面捡了四把毫不配套的椅子。
回家的路上,从便利店门口经过,她又觉得店员扔出来的牛奶箱不错,捡了几个拿回来做收纳。
还有吃饭也不一样了,开始送外卖以后,她每顿饭都自己做,食材可以去超市买最便宜的,控制成本。
印象最深的是今年过春节,她留在墨尔本想给自己做顿年夜饭。去超市买菜时,前面的澳洲人一边打包生菜,一边把外层的叶子扯下来扔掉,多灵恩提着袋子就在旁边捡。捡完一袋子后,她问工作人员“我可以带回去吗”,工作人员点了点头。
在墨尔本,多灵恩本科读的是marketing(市场营销)专业,这似乎是很多富人家庭的规划。她同学的父母有做知名上市公司CEO的、有经营国内高端房地产市场的。孩子出国读个经管专业,回家帮忙打理家里的生意,一代人的财富,由下一代人巩固。
而多灵恩需要面对更现实的问题。幼教、厨师这类移民专业的硕士学费大概是2万澳币一年,多灵恩自己勤工俭学就能负担。而如果继续读marketing,她会彻底把家里拖垮。
于是,就像决心去送外卖一样,多灵恩正在平静地接受移民专业。留在澳洲,打工、挣钱,是她眼前的道路。
阶级与财富的分异很多时候并不复杂。
当多灵恩骑车到富人区时,树总是高大,遮蔽了南半球刺眼的阳光。透过篱笆的缝隙隐隐约约往里看,别墅里面没有争吵,一片富裕安详。
富人们会点不同种类的外卖。新鲜的果蔬、鱼肉、牛羊,放在小小的自行车上都非常有份量。多灵恩经常在富人区迷路。停下车时,她经常会好奇,房子里面的人在干什么?需要这么多新鲜的食材,他们是在开派对吗?
而穷人则是另一番景象。凌晨一点,多灵恩骑车去到了一片低矮的平房区。她看到一个单亲爸爸正在跟女儿洗澡。小女孩两岁多,看到多灵恩手里的麦当劳眼睛冒着光,一直在旁边开心地喊叫。
多灵恩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小孩这么晚为什么不睡觉?房间为什么这么凌乱?爸爸是刚下班吗?很多问题困扰着多灵恩。送往穷人区的外卖,也大多是麦当劳之类的快餐。
在更穷的难民区,人们被赶到密密麻麻的公寓楼里。“臭”是多灵恩最深刻的印象。肤色、样貌、种族各异的人们出入这里,很多人一看就是刚刚历经过一场逃亡。这里的人们看起来都很满足,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有遮风避雨的地方,生活就是很大的改善。
多灵恩对气味非常敏感。她到现在还记得幼儿园时,跟着爸爸妈妈凌晨起床去摆摊,菜市场就散发着一种垃圾发酵和腌菜的味道。一直到旁边商店关门,收垃圾的婆婆爷爷来了,她才可以回家。
和大部分留学生不同的是,多灵恩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生下来的时候,她有只眼睛是很严重的弱视。爷爷觉得她是女孩,又瞎,把她送到了农村。她成了要挟父母分手的筹码。
后来,妈妈把她从农村接回来了,接到她时,她一个月没洗澡。妈妈买了很多矿泉水,在街边把她身上的泥冲干净。
人生的前七八年,多灵恩的记忆伴随着摔跤、弱视与医院眼科。在西南医院,医生说她严重到可以去领残疾证了。她那时还小,不理解这话什么意思,以为是夸自己,还在爸爸面前炫耀。
爸爸却动手打了她。多灵恩哭了。那天回家的路上,父母对她说,你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自那以后,多灵恩的童年始终没离开那副蓝色的矫正眼镜,还有父母骨子里的要强。
之后短短几年间,这对年轻夫妇凭借自己的吃苦耐劳,开始在那个“很容易挣钱的年代”淘金。他们一步步地赚钱,搬去更大的房子,将自己的阶级扯离自己的出身。
但是时代变化得太快,他们没能应付过来。
多灵恩很为自己的母亲感到惋惜。她谈起母亲年轻时的“别墅梦”,这那他们家这么多年来的动力。破产前家里并不是买不起,但是将钱放在了“更重要”的投资上。而如今,那个梦已经渐渐飘散了。
多灵恩自己的梦也夭折了。她原本的计划是,毕业后开一家喜欢的古着店,自己做主理人。如今她不得不卖掉自己辛苦收藏的三分之一——有钱时这些爱好是无价的,但破产后却能直观地换算成生活费。
她现在常穿的只有一两件衣服,最简单的卫衣或者休闲装。
搬进便宜的公寓后,多灵恩洗衣服要跑到公共的洗衣房去。脱下来的衣服等一周才能洗,还要提着很沉的一筐在街上走,这是中国留学生很难习惯的生活方式,但多灵恩渐渐适应了。
她很喜欢坐在洗衣房里观察进进出出的人,像个纪录片导演一样。原来,来公共洗衣房的不只有住在周边公寓里的年轻人,很多澳洲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也是如此。她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正在融入当地的生活文化。
还有一次,多灵恩送完外卖路过一个墓地。她看到墓地埋了世界各地的人,林林总总的墓碑上刻写着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和装饰图案。
看到熟悉的华人墓碑时,她的思绪又开始飘远。那些墓碑上的生卒年,都属于遥远的上个世纪,这些华人在艰苦的年代里选择飘洋过海,独自来海外打拼,如今也孤零零地葬身他乡,有多少人会记得他们生前吃过的苦呢?
那一刻她又感觉,即便墨尔本集中了那么多民族的人,自己好像也无法彻底融入进去。
来到墨尔本不久后,多灵恩在一个犹太人的别墅前面,捡回来一只白色小熊。小熊是那家孩子们不要的,连同其他几个玩具一起整齐摆在院子门口。
白色的小熊身上没有污渍,穿着蓝色背带裤和红色的外套。它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就像命中注定一样。
让我们说回命运。多灵恩最喜欢的唐小雁不相信命运,所以她去改名,改名就是改命。改命之后,她成为了制片人,从镜头前走到镜头后,从一无所有的游民变成拍上节目的制片人。
多灵恩相信命运吗?或许是不信的。小时候爷爷找算命的,算命的说她会是个男孩,给她取了个男生的名字。生下来一看,是女的,爷爷气坏了。
但这件事的另一层隐喻是,没有人能算准她的命,也没有一种命能把她框住。人生的前二十年,她经历过贫穷、富有,但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她把社交媒体的账号名起做“多灵恩的流浪日记”,坦诚地接纳了自己的漂泊。
她是一个游民,总是游离于阶级、种族之外。这是落寞的,也是自由的。
作者 水儿12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李晨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