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三道疤痕，我不会理解生与死的意义。那些我亲眼看见，死于同类之手的人，他们的死亡对我来说会变得无关痛痒，而我也会像一只阳光下的蜥蜴，一动不动，偶尔懒洋洋地打个哈欠。
《我不相信神话》是一部自传性质的随笔集，“新闻采访女王”奥莉娅娜·法拉奇讲述了其特立独行的一生。法拉奇从自己的少年时代谈起，一直讲到罹患癌症的晚年。她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同样的，没有她去不了的地方，没有她见不到的人：写政治、战争、革命，做战地记者，“写一切我想写的东西”；伊朗王后、玛丽莲·梦露、基辛格，“没有一个世界大人物会对她说不”。
越战爆发了。
作为一名记者，或者毛遂自荐，或者受报社派遣，早晚都会前往那里。我是主动要求前往的。妹妹伊莉莎贝塔曾问我，生命是什么。我不知如何作答，所以我想前往那里寻找答案。儿时的经历让我过早地明白，死去的人与万物不同，他们并不会在春天重生。
我之所以想去越南，也是为了探寻我童年的那段时光。现在我站在西贡，惊讶地四处探望：战争在哪里？在新山一机场，喷气式歼击机、配备了重机枪的直升机、装载着凝固汽油炸弹的拖车与神态悲戚的士兵们排成一排。但这不是战争。
通往西贡的道路上，布满了铁丝网路障、用沙袋建成的防御工事和碉堡。碉堡中，士兵们伸出黑洞洞的枪口。但这也不是战争。西贡城里，吉普车搭乘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卡车拉着加农炮来来往往，运送一箱箱军需物资的队伍往返穿梭。可这也仍然不是战争。
人力三轮车轻快地在车流之中穿行；水上市场的女商贩们迈着小碎步，用竹竿做的杆秤称量自己兜售的商品；个头矮小的女人们穿着长长的外衣，披散的头发像黑色的纱巾在身后来回晃动。自行车、摩托车、肮脏但速度飞快的出租车，还有那些拿着鞋油盒与刷子，随时准备为你刷鞋的孩子们，这些和战争有什么关系呢？
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西贡虽然混乱，却充满了活力。
当你来到西贡时，你几乎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也许你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座战后的城市：商店里摆满的食物、珠宝店里琳琅满目的金饰、开门迎客的餐馆和阳光。你走进一家旅馆，会发现电梯、电话和吊顶电扇都能正常运行，越南的服务员随时准备着回应你的示意，桌上也总会摆放着一盘新鲜菠萝和芒果。你不会想到死亡。
然而，一天晚上，战争突然用一声炮响撕裂了我的耳膜。然后又一声、再一声。
墙壁震动着；玻璃叮当作响，仿佛随时都会破裂；房间正中的吊灯来回剧烈晃动。我跑到窗边，地平线上的天空已经变成了红色。我认出那是战争，让我过早明白逝去的人们不会在春天重生的战争。
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到，世界上别的地方都在激烈讨论心脏移植：除了这里，世界上所有人都想知道，如果一个病人只有十分钟可活，那么摘下他的心脏，把它移植给另外一位还有十个月生命的病人，这件事是否合法。然而在这里，一个年轻、健康、拥有自己健全心脏的民族，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在被人无情剥夺，可是没有人想知道这件事是否合法。愤怒将我席卷，它渗透进我的皮肤，刺穿了我的神经。我发誓要写下这个矛盾的现象，于是由此诞生了一本日记。
有人告诉我，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消息，应该去法国新闻社，认识一下那位叫作弗朗索瓦·佩鲁的分社长。于是还不到中午，我便前往报社找他，弗朗索瓦就在社里：他是一个相当帅气的年轻人，一头灰色的头发，运动员般的身材，面容严肃而专注，双眼带着悲伤与讽刺。
最初，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人，你会不止一次地转身打量他，总觉得他身后还藏着什么东西。后来则是因为他生硬、暴躁的举止：他不信任你，也不会尝试着去信任你。
我回到旅馆，发现一张他留下的字条。他的签名用了缩写，我一时没有认出来。但我从那热情又傲慢的语气判断出了字条的出处：“享受你在达喀图所要经历的一切。不要害怕。FP。”
我在达喀图第一次接触到了越战。那时是十一月，在此之前我还没有亲眼看见过任何一场战斗。我把弗朗索瓦的纸条放在制服的口袋里，“N’aie pas peur”，不要害怕。我不想害怕，可心中依然充满恐惧。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瞪大了双眼，仿佛今后再也不会遇到如此令我害怕的事。
勇敢并不意味着不害怕。它意味着尽管害怕，却仍要做该做之事。不仅过去，我现在仍然对战争和危险充满恐惧。强烈的恐惧。
有的人会因为害怕忍不住跑卫生间，但它对我的影响却完全不同：我的肠胃会因此收缩，陷入瘫痪状态，这导致我很长时间不会去卫生间。在越南的时候就是如此，记忆里没有哪一天我不是深陷恐惧。
如果有人说他不害怕战争，那他一定是个虚伪的骗子、混蛋。骗子！伪君子！怎么会有人不害怕战争？！所有人都害怕战争，没有任何一个士兵、任何一个英雄不对战争心怀恐惧。对炸弹的恐惧，对枪声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
我会问每个人：“你害怕战争吗？”
毫无例外，每个人的回答都是：“是的，女士，我们害怕，害怕极了。”
“我也是。”
我依然记得有少数几次，我因为害怕没有做成本来想做的事。嗯，比如说去溪山。我没有去溪山，有两次我想去，但最后没有成行。第三次时我完全准备好了，当时我已经登上了一架CH-47直升机，孤身一人坐在一堆军需品当中。一旦飞机被越共的子弹击中，我们就会像炸弹一样从高空坠落。尽管如此我仍然没动摇。
“我必须这么做，”我想，“必须。”
曾经有人这么做过，以后还会有人这么做，所以我也一定要做到。结果那一次，该死的，两个飞行员害怕了。他们说飞机的螺旋桨出了问题（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起飞。我不得不走下飞机，此后也就再也没尝试去溪山。但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那个地方。那儿只是一个小山谷，与奠边府一样，被数万北越士兵包围了数月之久。一个个生命在逝去，和我抽根烟一样轻易。如何到达那里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飞机或直升机在着陆之后根本不会做任何停留。它们只是打开后门，同时保持在地面的滑行，然后再升空。人们跳下飞机，一边奔跑，一边还要注意着随时扑倒或是滚进战壕以躲避危险。
我过去把航天员们称为英雄。可是登上月球的安全系数高达99.99%，登月用的宇宙飞船由上千名技术人员、科学家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测试，细至每一颗螺栓，还有许多可靠的设备能够随时帮上你的忙。
所以登月这件事需要很大的勇气吗？即使最后登月失败，你可能要在月球上死去。但你的死亡在万众瞩目之下，全世界的人都仰慕你、赞美你、为你哭泣。面对这样的死亡，需要很大的勇气吗？不。所以我明白了，真正的英雄并不是你们，我的宇航员朋友们。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越共，他们赤着双脚，怀揣着梦想，杀死敌人或被敌人杀死。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士兵，他们在冲锋号中向一座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山丘发起进攻，然后在丛林中孤苦伶仃地死去。真正的英雄是某个女孩，或是某个僧侣，也许一个灭火器就能扑灭身上的火焰，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自焚以示抗议。
所有这些事都记录在我的书《一无所有，就是如此》（Niente e così sia，1969）里。一个置身事外却又同时卷入其中的人日复一日、近距离地目睹了战争的野蛮、愚蠢，以及人们在战争中的恐惧与无力。这本书就是上述一切的见证。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却也遗忘了这一切。
我希望，当然最终也做到了，在这本书中明确表达对人类的信任。因为当人们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看到那些彼时身处越南的人们所看到的一切：屠戮、谋杀、战争的罪行，当我们目睹这一切时，必须要相信人类。如果不相信人类、不爱他们、不为之申辩，也许我们回到家中，真的会向孩子们扔出手中的炸弹。
一九七五年，我又回到了西贡，但在越南人抵达这里的前几天便离开了，因为我担心被困在这里三个月、四个月甚至六个月之久。
我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阿莱科斯，更是为了我的母亲。当时她已经病了一段时日，很多人都认为她命不久矣。如果因为被困西贡三到六个月，没能在她去世之前见最后一面，我一定不会原谅自己。
对我来说，放弃观看北越军队和越共进城、在图多路上行军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已经持续了七年。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上帝啊，巨大的牺牲！仅有极少数的人留在了西贡：两三个美国报社记者和两三个法国报社记者，他们最终都如我担心的那样被困在了城里。
我必须做出选择，而上述牺牲就是我的选择，一个出于爱的选择。
在墨西哥时，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腿部，因此现在一下雨，我就会跛得厉害。
受伤，或者像我这样受如此严重的伤，都是这个职业中常见的事故。很显然，如果一名记者前往报道一场战争或一场暴动，有人朝他开枪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我受伤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此近距离地见证了整个事件。
是的，就像身处龙卷风的风眼。
那片广场被叫作“三文化广场”，因为它集墨西哥三种文化的特征于一身：阿兹特克金字塔的废墟象征阿兹特克文化；一座建于十六世纪的教堂象征西班牙文化；现代的摩天大楼象征墨西哥现代文化。这片广场占地面积甚广，有很多条进出通道和逃生路线。所以学生们选择这里作为反对政府的集会地点绝非偶然。
学生、工人、老师，那些有勇气向政府抗议的人聚集在了一起。当时的墨西哥执政党叫作革命制度党，他们自诩为社会党的一员。但让人费解的是，它算是哪种社会党呢？在它领导的国家里，贫困人口位于全世界最贫苦之列，农民们每周只能赚八百里拉，如果他们抗议，警察就会用冲锋枪让他们闭嘴。这是学生们抗议的内容之一。此外，学生们还要求那些霸占学校、在教室中住宿、毁坏学校仪器设备的士兵离开校园；再者，他们抗议在墨西哥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不用担心，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那天中午，我采访了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当我询问他，是否会用武力手段制止下午三文化广场上的集会和游行时，他如是回答。可事实上，当时武装坦克已经进入警备状态。
同样进入警备状态的还有后来臭名昭著的奥林匹克营。他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知道得明明白白，所以当我走出伊莎贝尔女王酒店，对其他特派记者说“你们和我一起来吧”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真的不去。你去吧，然后告诉我们都发生了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都看见了什么。
当时广场上大约有五六千名学生，他们十分平静，没有任何暴力举动。之后铁路工人代表也有序到达。没有任何所谓的冲突可能导致后来发生的那场疯狂、暴力的惨剧。一名国家罢工委员会的大学生正在对公众讲话，言语里也没有任何煽动性的词汇。他只是告诉大家，学生们准备从周一开始进行绝食抗议。
就在此时，一架直升机开始在广场上空盘旋。它越飞越低，然后突然投放了几枚信号弹。我仿佛一瞬间回到了越南。短短一分钟之内，也许只有半分钟，军队的卡车就将广场完全包围。大批大批的士兵一边跳下卡车，一边向人群开枪。游行示威的人在一栋建筑物的平台上演讲，我当时就站在那里。就在军队的士兵跳下卡车，开枪杀戮那些示威者时，先是四十来个，然后又有八十来个便衣警察举着左轮手枪冲上平台。他们向我们开枪，把我们甩到墙上，大声喊着我们被捕了。
是的，我去过越南。我见证了“春节攻势”，亲历了对河内的封锁，目睹了达喀图战役、岘港战役和广治战役。我现在就像习惯手边的烟卷一样，习惯了爆炸、交火和鲜血。尽管如此，我仍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
我应该解释得清楚些，当时我所处的地方并非战场，而是一个即将举办奥运会开幕式的城市……那些铁路工人拿着他们的旗帜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年老的妇女们从台阶上摔了下来；孩子们惊恐地四散奔逃。一个孩子被机枪打成了筛子，几乎要变成两半，另一个孩子死前还在呼唤着他的名字：“温贝托？！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啊，温贝托？！”
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甩到墙上，狠狠地打了我。然后，像对待学生们一样让我趴在地上。他们紧跟着也趴了下来（只不过他们趴在平台的护墙下，以其作为掩体），接着用左轮手枪对准了我。手指扣在扳机上。我中枪后，他们丢下我，任我流血不止。
当子弹打进背部时，我心想：“就算我不死，也要瘫痪了。”我感到一阵害怕。当子弹打进腿部时，我想：“如果我没有因失血过多而死，这条腿也保不住了。”我又感到一阵恐惧。
直到天黑，在一位德国记者的坚持下（“首长，她不是学生，她是奥莉娅娜· 法拉奇，一名作家、记者。”），他们终于把我拖走了。
怎么拖的？他们抓住我的头发，像拖一袋土豆一样把我拖下了台阶。每一级台阶都正好撞在我的伤口上。楼梯上，一个年轻的士兵抢走了我的手表。他俯下身，一边笑着，一边把手表从我的手腕上摘下。另外两个士兵笑嘻嘻地把我丢在地上。我又被丢到了哪里？楼上有一个卫生间似乎被炮轰塌了，肮脏的粪便和散发着恶臭的液体落在我躺的地方……
他们都以为我死了，所以没有把我送到急救中心，而是丢到了一个堆满尸体的大房间里。就在这里，在一堆尸体当中，我睁开了双眼。气急败坏的我积蓄起全身的力量，尽管有些尴尬，但还是用意大利语高声叫骂道：“婊子养的、凶手、混蛋法西斯，快把我从这儿弄出去！”感谢上帝，有人听见了我的叫喊。
一位披着紫色圣带，负责施临终涂圣油礼的神甫走了进来。
“她还活着！”神甫的呼喊声中满是难以置信的激动。然后他弯下腰，问我：“您是天主教徒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不合时宜，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敢告诉你们我的回答。但我也因此得救了。神甫确信只有一个活着的人才能放任自己说出这样的污言秽语，于是这个可怜的家伙立刻把我送去了急救中心。
意大利大使瓜斯托内· 贝尔克莱蒂已经忧心忡忡地找了我好几个小时。一辆意大利大使馆的汽车把我转移到了另一家医院。在那里，瓦萨利医生进行了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手术，将子弹从我身体里取了出来；也是在那里，墨西哥当局拘留了我好几天。
我一生中见过许多丑陋的事。很多。我出生在暴政之下，成长于战争之中，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一名战地记者。在年复一年的前线生活中（八年在越南），我报道一场场战斗，冒着枪林弹雨和呼啸而来的炸弹，见证了人类的残忍与愚蠢。我目睹了无数杀戮，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和平年代，在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屠杀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无耻、如此无情，又如此精密策划的杀戮。从来没有。
如果没有身上这三道疤痕，我会感到无比遗憾。如果没有这三道疤痕，我不会理解生与死的意义。那些我亲眼看见，死于同类之手的人，他们的死亡对我来说会变得无关痛痒，而我也会像一只阳光下的蜥蜴，一动不动，偶尔懒洋洋地打个哈欠。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纽约里佐利出版社社长计划出版一本有关墨西哥的图文书，并邀请我担任该书的主编和统筹策划。一开始我对他的提议一笑了之，可后来我又仔细考虑了一下。世界变了，我想，人们也变了。也许可以接受这个建议。
我当时常住纽约，就从那里给时任意大利驻墨西哥大使拉斐尔·马拉斯打了一通电话，寻求他的意见。马拉斯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我应该尽快动身前往墨西哥城。于是，尽管仍带着一丝犹豫，我还是出发了。下飞机后，我发现马拉斯和大使馆一众人员正在机场警戒隔离带等着我。
我惊讶地询问原因，他回答说：“在最后一刻，我突然冒出一丝不确定，就给地方当局打了一通电话，问他们您是否在墨西哥有不良记录。他们给我的回复是，如果您回到墨西哥，他们将根据拘捕令逮捕你。当时已经来不及通知你了，所以我只能带着证人一同过来。但是五分钟前，他们答应我说，如果我直接带你去大使馆，他们就可以不逮捕你。”
尽管最后逮捕令撤销了，但我在墨西哥城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显而易见，纽约里佐利出版社的计划只能取消了。
| [意] 奥莉娅娜 · 法拉奇 著 / 陈波 译 / 南海出版公司 / 新经典 / 2023年5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7-31 10: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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