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列拉”横行
1943年的北平（北京旧称）已经落入侵华日军之手，人民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取得了优势，日本侵略者受到了沉重打击，在物资保障上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获取战争物资，他们越发疯狂。北平人民本已糟糕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
1943年7月24日，一种专门供给中国人的混合面上市，那是由多种麸皮、豆饼、玉米皮、树叶、陈化粮等，连同库底的渣土、虫子研磨而成的。饮水的供应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当时的石景山有日军的制钢所和发电所，里面做苦力的是中国劳工。这些真正的苦力也只能吃混合面蒸成的半生不熟的馒头，饮水则来自永定河引入大水池中的生水——池水里有鱼和蝌蚪，而且还是洗衣服、洗毛巾和洗脸的地方。劳工住的是人字形的窝棚，在里面打地铺。但是，工厂里的日本人就不一样了，不但有大米和白面可食用，还可以饮用经过净化烧开的水，并且有相当不错的住处。
在如此糟糕的生活环境下，被日本人称为“虎列拉”（コレラ）的疾病在中国劳工中出现了，这是一种会使人上吐下泻，严重可致命的疾病。很多人死于这种疾病。亲历者缪克沣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
日本人都戴着发的口罩，和中国人隔离开，就连监工也都远远地躲避。但晚上会突然窜进窝棚偷袭查看，发现有从铺上爬不起来的人，不论什么原因都认定为“虎列拉”，朝脸上撒一铁锨白灰，这一铁锨灰撒上去，好人也离死不远了；然后在脚脖子上套上一根草绳拉出窝棚，带着气儿就扔到厂东边儿的大坑里。说是隔离不再传染，实际上就是喂野狗吃了。
在石景山，到底有多少人死亡，已经很难统计了，《北京史话⑥杂谈老北京》记载，仅当年7月就有两千多人死去。
美国医学史专家霍华德·迈克尔在他的《上帝的坏笑：大病毒时代来临》一书中写道：老百姓十分恐慌，只要日本人发现有症状的人，“就立即拉到郊外进行隔离，很多人因此还在喘气时就被焚烧或者活埋”。这场瘟疫北平“死了有几万人，至10月份天气转凉了才消退下来”。当时市民们甚至不敢外出解手，怕被怀疑是“虎列拉”——“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就会被活埋”。
这场堪称北京城20世纪最严重的瘟疫，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人道的统治下，造成了重大损失。
日本人口中的“虎列拉”就是霍乱，一种长期在亚洲地区流行的致死性传染病，在历史上其危害仅次于鼠疫。霍乱的病原体是霍乱弧菌，这是一种革兰氏阴性细菌，菌体有鞭毛，可以游动，非常活跃。根据血清型，霍乱弧菌被分为3个群——O1群、非O1群（137个血清型）和O139群，其中O1群和O139群具有致病性。相比O1型霍乱弧菌，O139型霍乱弧菌有荚膜，这使它的致病性更强，更不易被消灭，同时，也更容易引起菌血症和败血症。
霍乱弧菌
霍乱弧菌主要通过消化道感染人，饮用被污染的生水或食入未充分加热的带菌食物可以使人感染，苍蝇可作为间接接触的传播媒介。霍乱弧菌在水中存活时间较长，并能吸附在虾蟹等甲壳动物体表，通过分泌甲壳酶分解甲壳获取营养，因而可以存活更久。因此，食用被污染的水产品被列为仅次于饮用生水的第二大危险因素。近年来，也有报道在甲鱼体表检出较多O139群霍乱弧菌。也有报道显示，霍乱弧菌在污染花生后有可能会在花生中繁殖。
霍乱弧菌感染人体以后，会在小肠定植并产生外毒素，刺激小肠细胞分泌，细胞内的水和无机盐等电解质被大量向外分泌，从而产生特征性的米泔水样便。其结果是产生与脱水、电解质紊乱相关的一系列症状。这些症状轻重不一，潜伏期为数小时到五六天不等，病程可大致分为吐泻期和脱水期，如果能扛过去，就会进入反应恢复期。
霍乱发病时表现为突然性的剧烈腹泻，一般无痛感，但是腹泻次数很多，甚至难以计数……患者呕吐也多为喷射性、连续性的，吐完胃里的食物，就开始吐米泔水样或者清水样的液体。然后转入脱水期，重度脱水患者会表现为典型的霍乱面容，也就是眼眶下陷、脸颊内凹、闭目难合、口干舌燥、神志恍惚，也可能出现肌肉痛性痉挛。在脱水期，也会伴随血容量严重不足、电解质紊乱、酸中毒等。一旦出现严重脱水，如不进行紧急治疗，很可能危及生命。由于其严重症状多与脱水有关，所以在治疗时应先补充水和电解质，纠正酸中毒，然后进行抗菌治疗。
北平瘟疫可能是细菌战造成
不过，1943年北平霍乱的传染源可能并不是自然传染源这么简单。有资料指出，其可能是受到了日军细菌战的波及所致，这一观点确实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关键人物叫石井四郎，他于1920年加入军队，1927年以军方委托研究生身份获得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5年，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署了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公约》，石井四郎却不以为然，他曾说，“订立禁止‘细菌方法作战’的国际公约，这事实上正说明了‘细菌方法作战’是最大潜在的武器”。
正是在石井四郎的游说和推动下，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得以建立，石井四郎担任总负责人。在某种意义上，石井四郎一直是日军在华细菌战的实际领导者。在鼎盛时期，731部队包括本部八部、四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共有超过3000人。731部队秘密进行细菌武器试验，并用牲畜和活人进行试验，同时也量产细菌武器，将其不断投入战场。
在中国，日军并不只有731部队，他们在华北有甲字1855部队，在华中有荣字1644部队，在华南有波字8604部队。这些部队在中国试验并实战使用了鼠疫、炭疽、霍乱、伤寒、梅毒等多种致命性病菌，其中尤其以鼠疫和霍乱为主，他们同时培育可以携带病菌的老鼠、跳蚤、蚊子、苍蝇等传播媒介，给中国军民带来了重大损失。
【编者注：《北京市崇文区志》记载，侵华日军在北平有一支细菌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队，总部设在天坛公园神乐署。】
1943年，中国多地发生了霍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日军的细菌战行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8—10月，驻扎在山东的日军第59师团在鲁西进行了大规模的霍乱细菌战，日军掘开卫河的河堤，让霍乱弧菌随泛滥的河水传播至鲁西、冀南，造成大量感染，死亡人数为数万到数十万。这背后应该为日军甲字1855部队所为。
但是，日军也知道细菌战为国际法所不容，很多行动皆为秘密行动，因此，在中国境内到底有多少霍乱是日军人为造成的，已经很难统计。而且，病原微生物一旦投放就会自主繁殖和传播，其造成的影响远不局限于投放地那么小的范围。
虽然石景山是日本产业所在地，日军似乎没有直接投放致病菌的动机，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华北地区造成的霍乱向北平传播。因此，将北平发生的霍乱疫情视为日军甲字1855部队细菌战的后续是合理的，毕竟北平在其他年份没有发生过如此规模的霍乱疫情。
【编者注：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之“细菌战与毒气战”记载,在北支甲第1855部队参加下士官候补生训练的卫生兵长长田友吉供述:1943年8月北平地区发生的霍乱疫情,可以肯定是日军的谋略所致。】
7次全球大流行
霍乱的流行地一般在沿海或者较温暖的地区，如果两个条件都具备，那就更适合它的流行了。它最初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并且持续了很多年。
1817年是霍乱流行性病学史上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恒河洪水泛滥，它裹挟着水葬传统下投入河中的尸体，将霍乱弧菌散布到了恒河下游。一场史无前例的霍乱暴发了。然后，疫情向东传播至东亚（1820年进入我国）和东南亚，向西至中亚、西亚和里海，并威胁欧洲。由此开启了第一次霍乱大流行，也使得霍乱弧菌致病菌株从印度走向世界，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这一次的流行基本止于1823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很难考证，一些地方的数据也许会说明其情况之严峻，如泰国曼谷可能死亡了3万人，而印尼的三宝垄在11天内就有1000多人的死亡记录，至于处于疫情中心的印度，数字略显夸张，也许有超过800万人死亡。
之后，大约每隔几年或者几十年，霍乱疫情就会大暴发一次。目前，霍乱已经发生7次全球范围的大流行，最近一次发生在1961年，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望加锡开始，到现在仍在许多国家流行。但是，第七次大流行的菌株与引发之前六次大流行的经典生物型不同，是霍乱弧菌O1群的另一个类型——埃尔托生物型（El Tor biotype）。
虽然暴发地在望加锡，但并不意味着埃尔托生物型菌株就是在这里完成演化的。很多时候，菌株会默默地小范围传播一段时间，然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大规模暴发出来，而且这其中可能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埃尔托生物型的演化链大约可以追溯到1900年之前的中东地区，在埃及和伊拉克都有证据，但是那时候的菌株还没有致病性，再往前考证就很难说清楚了，分子生物学推演认为大概率也是来自南亚次大陆。根据估计，这个型的菌株大约在1925年前后到达望加锡，此时它的基因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望加锡，菌株进一步发生改变，并且获得了一些关键性的致病基因。1937—1957年，在距离望加锡150千米的地方，埃尔托生物型已经造成了4次小规模的霍乱暴发，但尚不能快速传播。1954—1960年，菌株进入到暴发前演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它的遗传物质发生了12个碱基对的微小变化，解开了最后这道锁链。
1961年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时间。瘟疫迅速凿穿东南亚，并在7月抵达中国，截至1961年年底，广东西部沿海几个县就有4319例感染，429例死亡，死亡率为9.9%。同时在一两年之内，这种致病性埃尔托生物型菌株回传到了南亚，据研究，它在印度东部、孟加拉国及其附近地区传播，并在这里形成了演化和传播中心，之后可能发生了至少三次向外传播的大浪潮，后来的O139型霍乱也是在此基础上演化形成的，后者在1992年被检出。
这次大流行在1966年时已经横跨了亚洲，并在1970年前后传入非洲，1971年以后渐渐式微，但并未停止。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7 10: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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