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有一个人叫应伯爵,是山东清河的一个破落户,因为“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得了一个诨名“应花子”,专门跟着西门庆流连于风月场所,混吃混喝。小说《水浒传》里卖茶的王婆更是“惯调风月巧安排,常在公门操斗殴”,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随何,王婆凭借一口伶牙俐齿替人说媒撮合,促成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应伯爵和王婆可谓是明清文学作品中男、女帮闲的典范。明清时期,无论是史书典籍,还是文学作品,都对这种机警善变的“帮闲”有详细的描写。那么,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些疑问:帮闲究竟是凭借什么能力周旋于达官贵人、浮浪子弟之中的?帮闲文化的产生和明清时代的整体风貌有什么关联?
何谓帮闲?宁王朱权的《原始秘书》里有一段话:“无籍之徒,不务生理,专帮富家子弟宿娼、饮酒,以肥口养家而已。”也就是说,帮闲是靠嘴吃饭的,他们善于铺谋定计、帮嫖弄狎,以便于揩油捞钱。
帮闲称号按照地域、时代划分各有不同。例如,京师地区叫“帮衬”,苏州地区又叫“篾片”、“老白鲞”(注:“鲞”就是鱼干,单吃是没什么味道的,但“鲞”如果和其他肉、菜一起混煮,那味道就妙不可言了)。清代《豆棚闲话》里记载明末时虎丘山还有一种说法,叫“老百赏”。不过,帮闲群体多以“帮闲”与“篾片”作为统称,而且,多以男性为主要群体,晚明时期也诞生了一批女帮闲。
帮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群体,即清客、白相人、刀镊、厮波。清客指那些会一些吹拉弹唱,有一定“真才实学”的人,这些人通常因为才艺得到京师地区豪门的赏识。白相人,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老百赏”,指一些不务正业,专门混迹于青楼妓院、酒楼赌场的游手好闲之徒。刀镊,又叫“涉儿”,根据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刀镊指“专攻街市皂院,取奉郎君子弟,干当杂事,说合交易等”的一批人,属于掮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易中介人。像冯梦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勾搭陈大郎和王三巧的薛婆,就是这样串联的媒婆。而厮波,根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指那些“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赴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的人。《水浒传》里找西门庆卖时鲜水果,讨几个赏钱养活老爹的郓哥就是“厮波”,这些人又被称作“小厮”。
在明清时期的世情小说里,帮闲成天厮混在土豪富绅门下,混迹于青楼妓院之中,专靠帮嫖贴食、陪赌伴酒、插科打诨的低级手段骗吃骗喝。他们仅仅是为了取一己之私,以势利交友,毫无礼义廉耻。当跟班的老大势力衰退或突然去世后,他们往往会背信弃义,做出树倒猢狲散的无情之举。
在《金瓶梅》中,尽管西门大官人对应伯爵这个哥们非常够意思,“安乐与共,颠沛相扶”,逛青楼找妓女,摆宴席吃花酒,就只带着应伯爵一个人。平时应伯爵也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西门大官人的家,熟络到西门家的狗都不会对应伯爵乱吠。有一次,应伯爵一个小妾生孩子,但没有钱,西门庆马上借给应伯爵五十两银子以解燃眉之急。但应伯爵在给西门庆办丧礼之时,马上暴露出了一副刻薄寡恩的势利小人嘴脸。他向其他七个兄弟(注:在《金瓶梅》第一回中,西门庆义结十兄弟,应伯爵是其中一个)倡议,每人出一钱银子帮西门庆办丧礼,但应伯爵又顺走了“七分银子一条孝绢”。后来又帮着新主人张二官谋夺西门庆的万贯家财,可谓是将势利小人的无情、无义、无耻发挥到了极致。
上面我们用应伯爵做例子,说明了明清时期诸如应伯爵这样的帮闲人物在时代运转的轨迹中的具体展现,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帮闲是如何产生的。
明清时期承继宋元时期几百年的商业兴盛,尤其是到明代中期以后,百姓耽于安逸,贪图享乐,追求欲望和满足的社会风气逐渐弥漫。暮鼓宵禁、坊墙高耸的城市逐渐变成酒楼与茶坊林立的繁奢城市,“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花阵酒地、香山药海更是让人流连忘返、难以自拔。明清时期城市化和城市中商业的发展,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除了农村失业人口外,还有家道中落的破落户,他们也是构成帮闲群体的重要部分。在晚明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先前是科举体系下的生员,但科举仕途不畅又使得他们出现了“弃巾”的行为,即陈宝良先生所谓的“山人化”,他们更加富于谋略,往往会在帮闲行为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这种城市氛围为帮闲文化的产生提供了独特的环境。即这种独特的城市文化需要帮闲们加以衬托。“贱稼穑,贵游食”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风气,一批无业游民专以为他人跑腿,赚取跑腿费为荣。晚明时期,明朝“衰于正、嘉(指正德、嘉靖两朝)以后,至万历朝则更加甚焉”,政治环境更加腐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且,“王学”更加风行,李贽提倡“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这种社会风潮使得当时的人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争相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传统的忠信、礼义、廉耻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
张竹坡先生认为,像应伯爵这样的“优秀”帮闲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品质:“以色动人”、“因其喜怒而吮舔之”、“以财而趋奉之”、“以戏悦之”。一言以蔽之,拍马屁和趋炎附势的功夫要做到位。
一个好的帮闲,首先要做到洞悉主人的性格,适当揣摩主人的喜怒心理。要用“火里火去,水里水去”的义气,抓住“叙财”大于“叙齿”的时代风气,将主人推上大哥的位置。其次,要学会说夸大而顺应主人的褒奖之词,必要时要采用夸张其词、自嘲自贬的手段衬托主人的大富大贵。例如,《金瓶梅》中应伯爵在西门庆家吃饭时,说了一大堆奉承谄媚之词以迎合西门庆的自大骄狂心理:“你们那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当然,帮闲也要有插科打诨、作践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要会讲一些笑话来逗主人欢笑,在饮酒、下棋、嫖妓、听曲及婚丧之时,帮闲自然会成为主人的重要依靠。
以上这些只是帮闲的基本操作,毕竟帮闲跟着主人是以捞钱为主要目标的。那么,利用主人的势力,用尽一切手段捞钱自然是必备本领。帮闲本来就不务正业,没有正经营生,只是在主人家里混吃混喝。另外,他们也可以用借力挑斗、打拉并用、利诱诈骗等手段占主人便宜、拉生意赚中介费和佣金,谋求自己的利益。
古人交友的最高境界是“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缓急可供,生死可托”,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但在帮闲群体中,这些最高理想是根本不存在的。帮闲始终以私利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对与主人的关系始终秉持着一种“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的态度。在礼义廉耻实践力度不强,儒家道德伦理体系崩坏的社会环境之中,帮闲因薄弱的伦理价值观,对善恶是非观念早已麻痹,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准则,他们因此被明清的思想家们视作社会混乱之源。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以“靠嘴吃饭”谋生的行业总是经久不衰。明清时期的帮闲群体因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而自有其存在价值与发展空间,在追逐货利的价值观与拜金主义、功利主义风潮的影响下,过去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以金钱疏通上位者,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专为士绅豪家打理娱乐活动的帮闲群体,也在此时蓬勃发展。他们趋炎附势的行为往往被正统儒家道统所不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帮闲群体在明清史书典籍和笔记小说中大多是作为一种负面形象出场的。
参考文献
[清]艾衲:《豆棚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明]朱权:《原始秘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
[明]兰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