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君臣
所谓俸禄，说直白点就是官员的薪水。皇帝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大老板”，官员就是这个国家的“打工人”。既然是打工，自然需要薪水。薪水有多少之别，俸禄亦有高下之分。要说我国古代哪朝的官俸最薄，明清两朝绝对能够排得上号。就清朝官员的正经收入而言，是远远不够其消费挥霍的。俸禄低了，官员贪污扰民，不利于统治；俸禄高了，就会对国家的经济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官员俸禄的高低问题，一直都是古代与现代所要解决的难题。
中国的俸禄制度并不是随着官员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俸禄制度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官员代代相袭，并未产生所谓后世意义上的俸禄。这种局面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打破，各诸侯王为了在兼并争霸战争中生存大肆招揽人才，抛下一个个诱惑的条件。秦国更是直接将军功与待遇直接挂钩，斩首一级，便可获五十石之官。据专家估计，50石相当于1712.5公斤粮食，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这诱惑力不可谓不大。于是“君卖官，臣卖智”逐渐普及开来，俸禄制度也就出现了。
秦汉时期，甚至出现了用俸禄多少表示官位的说法，比如二千石官、六百石官等，二千石及以上是类似三公九卿之类的高级官员，六百石以下是类似县官、郡丞之类的较低级官员。虽然称为低级官员，但是相应的俸禄也是非常客观的。高额俸禄制度一直延续到元朝，而从元朝开始，薄俸制逐渐占据主流。这种低额俸禄制度被明清继承并完善。
纵观中国古代，像明朝那样如此苛待官员的朝代基本上找不到第二个。胡惟庸案、空印案、李善长案、蓝玉案等，每一桩案件所牵涉的官员都达万人以上。如果一个官员能够活着度过朱元璋统治的31年，那肯定是被上帝亲吻了额头。东西厂、锦衣卫对官员是说杀就杀，朝廷大殿之上杖死官员更是屡见不鲜。不仅如此，明朝官员的俸禄之低也是史上少有的。前面谈到汉代低级官员的俸禄多在600石以下，但明朝一品大员的俸禄也只有1044石一年。
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时候，朱元璋更定官员俸禄：正一品一年1044石俸米，从一品888石；正二品732石，从二品576石；正三品420石，从三品312石；正七品90石，从七品84石；正八品78石，从八品72石；正九品66石，从九品60石。这就是明朝官员的主要俸禄。
明成祖即位后，对俸米制度进行了折色，意思是对官员的俸禄分多种方式发放，一部分给米，一部分给绢，一部分给银等。这样一折下来，官员的俸禄被大打折扣，一品大员的俸禄仅仅只具有600石的实际购买力。
实际上，明朝的俸禄制度在明初那种经济水平下并不算低，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俸禄制度200多年未加改变。到成化、弘治以后，一品大员的俸禄仅仅只够一个人在京城消费三个月。低级官员如果不贪污的话，连自己都养活不。有趣的是，明朝宗室子弟的岁禄却高的可怕，亲王（皇帝兄弟）岁禄达万石，郡王2000石。嘉靖以后，宗室生齿日繁，宗室的岁禄也就成为明王朝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
所谓清承明制，明朝的低俸制度也被清朝一并继承了过去。正、从一品官的俸禄依然是1044石和888石，正、从二品官依然是732石和576石。明朝万历一条鞭法后，赋役折银征收，官员的俸禄也基本以银代替。清朝一品官的折银数分别是一年215两和183两有奇，二品官是152两和120两有奇；到九品官时，仅仅只有21两和19两有奇。此后虽略有调整，但大差不差。这种俸禄制度在明朝中后期都不能满足官员的日常所需了，更何况在清朝。正如康熙时期御史赵瓂指出，知县一年仅仅45两（日常公费也是要从这里头出的），一个月支俸仅仅3两多，一家一日，粗茶淡饭兼喂养马匹就得五六钱，一个月的俸禄仅仅只应付了五六天就没了。谈何做官？
官员的正经俸禄连自己的家庭一日三餐都管不上，又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就县官而言，他那45两银子用处非常广泛，包括自己家庭老小的开支、衙门胥吏的薪水报酬、给上司的节礼钱等，一个县的公私费用都要从他的薪水里出。上面已经谈到，县官的薪水仅仅只够自己家庭五六日的吃食，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那只有从非法收入获得了。
清朝官员非法收入的途径很多，其中一项重要的来源是耗羡。在明清两代，田赋一直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被称为“维正之供”。不过基层官员在征收田赋的时候，往往以各种理由来获得法外收入。比如粮食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熔银过程中亦有损耗，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加耗，比如“鼠耗”、“雀耗”、“火耗”、“湿耗”等，所谓加耗就是让农民多交粮食多纳银钱。比如，康熙末年，陕西省的州县火耗每两加耗二三钱或者四五钱，原来只要缴纳2两的农民，现在需要缴纳二两四六。这还算少的，在山东地区，加耗已经达到了正额的80%，乃至超过正额的数倍。加耗的剩余归官员所有，被称为“羡”。
巨额的加耗不仅导致小民的压力骤增，而且妨碍正额的征收，并且导致官员腐败。雍正帝继位时，深感弊病严重，决心进行改革，是为“耗羡归公”。其实雍正帝的做法非常简单，就是将官员的这种非法收入给合法化，规定每两加耗的数量，加耗后国家留下规定的数量，剩余的部分根据官员的品级拨给他们当作养廉银。这个养廉银的数量是巨大的，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的养廉银居然高达万两白银，即便是小小的知县也有3000多两。雍正帝的这种耗羡归公十分高明，他在不损害朝廷正额的同时，也保住了官员的利益。另外，由于朝廷规定的加耗额低于地方官规定的加耗额，小民的负担也减轻了。最后由于官员得到了巨大的养廉银，耗羡的归公（意思是耗羡的余额归中央掌握，基层官员加耗的再多也不归自己，那就没必要再额外加耗了），腐败行为少了很多。耗羡归公可谓一石三鸟。
实际上，耗羡这个问题历代都有，历代统治者也都明白，但就是不改。为啥？就是怕留下千古骂名而已。因为耗羡毕竟是一种非法收入，是一种与儒家“轻徭薄赋”理念相冲突的政府行为。但雍正帝从实际出发，建立了这项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当然，清朝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再好的制度也不能拯救这个王朝了，嘉庆、道光以降，官僚制度极端腐败，清王朝也走向了末路。
明清两代的薄俸制在我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这固然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但是也无形中逼迫官员去获得法外收入，造成了吏治的腐败。雍正帝的耗羡归公实际上是一种高薪养廉政策，这种政策在当代依然被广泛采用。但是实践表明，高薪政策并不能阻挡腐败的发生。吏治腐败的对策是监察制度的有效建立。
参考文献
黄慧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柏桦、吴爱明：《明清官员俸禄——兼论高薪养廉》，《法治研究》2015年第2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4-26 06:52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