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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同为儒学大家,为何孟子主“性善”,而荀子主“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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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7 08:0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同为儒学大家,为何孟子主“性善”,而荀子主“性恶”?

 郭晔旻 国家人文历史 2023-04-17 01:34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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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58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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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亚圣


《汉书·艺文志》总共收集了儒者典籍53家、836篇。在《汉书·艺文志》开列的儒家“书单”里,颇有一些是如今已然失传的。不幸中的万幸是,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代表著作,也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孟子》与《孙卿子》(即《荀子》)都保留至今,人们因此得以一窥儒学在先秦晚期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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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济宁邹城市的孟庙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不过,无论哪种说法,《孟子》一书是孟轲思想的集中反映,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孟子,姓孟,名轲,邹人。其出生距孔子去世大约已有百余年,因此孟子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他说自己没赶上当孔子的学生,只是跟孔门子弟中的若干人请教。《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可备一说。虽说只是孔门的再传弟子,但孟子俨然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命,还自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对儒家学说而言,孟子的贡献包括:将孔子所讲的德政提升为王道仁政;将君王之所好尚远离“齐桓晋文”之类的霸道;将贤士臣子引导规谏以仁义。

其中,“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其基础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谓“不忍人之心”,孟子自己的解释为“恻隐之心,仁义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既然常人之性与圣人之性是一样的,那么,就性而言,每个人都是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不过,不同于墨子主张平等的“兼爱”,孟子主张从血缘感情出发,“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求统治者推己及人,把这种血缘感情运用到政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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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子作中庸处碑,位于孟庙。相传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两人的思想合称“思孟学派”


孟子的仁政内容广泛,其中贯穿着民本思想,这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他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一个流传千古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民心的向背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键问题。这是孟子制定“仁政”各项具体措施的指导思想。

然而,尽管孟子自视极高,放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他并不得志。学成以后,孟子曾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历游魏、齐、宋、滕、鲁等国,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时两度游齐,还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只是,当时各大诸侯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站在儒家立场,对各家学说加以激烈抨击。在他去世以后,随着儒学的传播,孟子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高。《汉书·艺文志》将《孟子》置于《诸子略》之中,与子思、曾子等人著作地位相当。中唐之世,韩愈著《原道》,已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北宋时期,《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至顺元年(1330),孟子更被封为“亚圣公”,后称为“亚圣”,在儒家中的地位,仅次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荀卿之作


与孟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荀子的身后待遇却是每况愈下。司马迁在《史记》中尚将孟、荀二人合传,视二人为孔子以来之两大儒者,无分轩轾。可在唐代,韩愈已经宣称儒家“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根本不承认荀子是儒家正统。到了宋代,宋神宗下令孟子可以“配享”孔庙,荀子、扬雄及韩愈三人则从祀孔庙;孟子封“邹国公”,而荀子只封“兰陵伯”,其地位已远不如孟子。入明之后,荀子更是罢祀孔庙,难言尊崇了。

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战国末期法家的两位代表人物(韩非与李斯)都曾师从荀子。其影响所及,连带荀子也被说成“从儒入法”了,这其实有失偏颇。荀子的其他学生,如浮丘伯(汉朝初年研究《诗经》的人中跟他学习的有很多)就同法家毫无关系。大概儒家各种经典传诸后世,就是荀子之功。譬如,《经典释文·叙录》记载,子夏授《诗》给曾申,曾申传魏人李克,李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即荀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为《毛诗》;《汉书·楚元王传》载,荀子又传《诗》给浮丘伯,浮丘伯传申公,是为《鲁诗》;《韩诗外传》收录了荀子说《诗》材料44条,这说明《韩诗》与荀子也有密切的关系。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他的名气远远不及孟子,的确有些不公平。

荀子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里写作“孙卿子三十三篇”。荀子姓荀名况,当时人尊敬他,唤做荀卿。汉朝人因避讳宣帝名“询”,才将“荀卿”改做“孙卿”。流传至今的《荀子》为32篇,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稍有出入。这有可能是《汉书·艺文志》的一字之误。另外也有一种说法,《荀子》“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当时书籍全靠手抄,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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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绘画,现代

荀子其人,出身赵国,在齐湣王、襄王时到过齐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当过祭酒。祭酒是学长的意思,古时宴会、祭神等活动,必须由一位年龄大的人首先举杯洒地,故而有此称谓。秦昭王时,荀子到过秦国,又在楚考烈王、春申君手下做过兰陵令(今山东临沂兰陵县)。从这些经历看,虽说荀子的生卒年代有些疑问,但可以断定是战国后期(公元前3世纪)人。

从文体来看,《荀子》也很明显是战国晚期作品。他已经摆脱了早期诸子散文那种语录体或问答体,成为真正的问答体。早期诸子文献如《论语》《孟子》等各篇题目皆无实际含义,只取篇首二三字为题。譬如《论语》开篇《学而》,就取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相反,纵观《荀子》全书,只有《仲尼》《哀公》《尧问》《宥坐》4篇为无义之题(故一些学者以为它们是荀子后学所作),其他诸如《王制》《富国》《王霸》的篇目意思一目了然。但其中《儒效》《议兵》《强国》等篇皆称“孙卿子”,似出自弟子记录;附于书末的《大略》至《尧问》等6篇疑为弟子所记荀子语及杂录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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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楚兰陵令荀况》,出自《历代圣贤名人像册》,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荀子生活的年代,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春秋时期的几十个国家,大部分都被吞并消灭。各个诸侯国到了生死存亡的攸关之际,更加追求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以“仁政”治天下、实现天下大同的儒家思想学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显得过于理想化,而荀子则对其进行了大胆革新。譬如,自孔、孟以来,儒家的“天人观”认为,一方面,天命不可违抗;另一方面,人又可以通过践行“仁”与“礼”来顺应天命,成为天意的代言者,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出“王道仁政”。但荀子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对天命的顺应已无法挽救既有现实局面,人才是导致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天人相分”的学说,走出孔子“知命畏天”的思想局限。荀子将天视作不蕴含人的意志与价值的自然之天,认为天雨天晴、日食月食,都是由于客观规律的作用而发生的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天帝神灵在支配。因此,荀子将挽救社会、治理国家的重任归还于人本身,而人需要做的就是“明于天人之分”,按照人的需求去制定礼法制度,充分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荀子提出,“礼”还具备“分”的作用,即将天下之人按照君臣地位、长幼关系、贫富差距、职业类型等不同的身份特征进行分类。让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身份遵守“礼”,各安其分,各司其职,确保社会所产生的各类物质能够满足人们经过礼法节制的需求,构建清晰、稳定的社会秩序。

性之善恶


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通过这段话司马迁也表达了对儒家以礼义原则为核心思想的赞扬。不过,虽然同为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与孟子的思想也存在重要的分歧。这就是著名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

实际上,先秦的思想家们早就关注到“人性”问题。老子认为,人性最初是自然朴素的,“如婴儿之未孩”,因此老子把这种自然朴素之性称之为“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孔子则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原本是相近的,但它会随着一个人后天的习染,譬如社会环境、品德修养等因素而发生变化,以致造成人与人在品性上的较大差异。而与孟子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告子认为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所以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就好比流水没有必定流向东方或西方一样。

孟子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性善论”的人。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为说明道德规范的起源,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既然从人的本性来看,是可以为善的,人要想达到“善”的境界,最先从自身所具有的善端出发,好好保留善端,使人善的本心不被迷惑,也就是所谓的“存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在性善方面,君子与普通人也不一样。前者可以保存住先天的善心,只需通过仁义保存善心,通过礼法保存善心,随后再经过后天的品德修养将这种先天的善端进行扩充,人就可以成为君子。倘若人后天没有保留好善心,致使善心被迷惑了,那么要做的便是寻找回自己的本心,即将人丧失的善的本心找回来,再通过塑造,仍然是可以达到善的,这个环节便是著名的“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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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亚圣公孟轲像》,出自《至圣先贤像册》,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荀子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荀子虽然自称属于儒家,但他对儒家中的“(子)思孟(子)学派”批评得特别尖锐。荀子不仅在《非十二子》篇中对思孟之儒冠以“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评价,更作《性恶》一篇,将批评的靶子直接对准孟子的“性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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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教子图》,明,仇英,绢本设色,出自《临宋人画册》,现藏上海博物馆

《性恶》开宗明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为什么说“人之性恶”呢?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好利的本能,顺着这种本能,争夺的行为就会产生,而辞让之心就会丧失;人天生就具有嫉妒、憎恶的本能,顺着这种本能,残害的行为就会产生,而忠信之心就会丧失;人天生就具有耳目之欲,即具有喜欢听悦耳之音和喜欢看悦目之色的本能,顺着这种本能,淫乱的行为就会产生,而礼义之心就会丧失。那么,顺着人的本性和情欲,必然会产生争夺,与犯分乱理相合,最终则会导致凶暴。由此,荀子批评孟子所谓“人之学者,其性善”的说法,“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

话说回来,荀子既然主张“性恶论”,是不是觉得人就无可救药了呢?并非如此。在荀子看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可以“化性起伪”。人的自然本性可以改造变化,道德规范是人为(即所谓“伪”)创造的结果,因此人人都可以从改变“好利”“好声色”等自然本性开始,最终改造成为圣人。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路上走着的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此种修身之法可谓之“道学问”,其实与孟子侧重于“存心养性”的修身之法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到后世,孟子的“性善说”被儒学家们普遍接受,遂成为儒家正统的人性论思想,且影响深远。宋儒因此对荀子极不满,程颐就认为圣人之道失传于荀子,“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今天看来,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失之偏颇了。

天下归心


如果说《孟子》与《荀子》在什么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话,对暴君的态度大概算是一个。孟子骂起暴君来,实在痛快得很。他说桀、纣这种“残贼之人”不好算君王,是“独夫”。所以只“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而荀子也说过类似的话。《议兵》篇里就有“诛桀纣若诛独夫”这样的记载。荀子还说,天下人都抛弃他就灭亡,所以桀、纣不成其为君主,所以商汤、周武王并没有弑君。夏桀、商纣的时代,哪怕在当时距离孟子、荀子也已经非常遥远,为什么两位老夫子都要讲这些话?其目的在于解决人们的疑问。孔子以降,儒家常常讲君臣关系,常常讲汤、武的好话,那人们自然要问了:汤、武既然那么好,怎么还杀了自己的君主呢?儒家要肯定汤、武杀得好,就不能不先剥夺掉桀、纣的“君主”的资格。否则难以自圆其说。

除此之外,孟子与荀子也不约而同地把民心向背看作成败的关键。在《孟子》里,孟子与诸侯国君主交谈时,就为人民讲了许多公道话。《孟子》这部书一开头就是“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就是魏惠王(魏罃)晚年的事情。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所以因此魏国又可以叫作梁国,魏惠王自然就成了“梁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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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见梁惠王场景模拟,位于开封博物馆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得到晋国本部精华,一时称雄。可孟子见梁惠王时,惠王已经一副灰溜溜的样子,说晋国原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到我手里,居然会糟到这个样子。自己对国家很费心力,经常注意把粮食运进歉收的地区,别国的君主都不如自己这样替百姓打算,然而别国的百姓不减少,梁国的人民不加多,实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孟子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先讲了个比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不必希望百姓比别国多了。”孟子接着说,“你不禁止富贵人家把粮食给猪狗吃掉,不打开粮仓去救济在路上饿死的人,倒喊这不是我的过失,是年成不收的缘故,那同拿了刀子杀人,却说我没有杀人,是刀子杀的,有什么区别。”“你的厨房里放着好肉,马房里养着健壮的马匹,然而百姓吃不饱饭,野外还有饿死的尸体,这等于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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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过云楼藏书,现藏南京图书馆

从这段话里也可以发现,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疾苦,而人民则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便可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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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荀子》


可以说,孟子从民心的倾向看问题,是抓到了最本质的东西。“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两句在后世为无数人引用。另外,孟子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说出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千多年后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读到这里,极其不以为然,甚至扬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那意思是说,孟子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活得了吗?朱元璋还下令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比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又比如“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这恰好从一个反面,证明了孟子民本思想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深刻触动。

至于荀子,在这方面其实也不遑多让。他在《荀子·王制》里把国君和老百姓比作舟和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话在唐代时为魏征转述,成为流传更广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可见,在看待民心向背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是完全一致的:得民心者,自得天下。

参考文献:
高正:《诸子百家研究》;
陈桐生:《〈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
侯雨萌:《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的主张分歧及其深层原因》;
黎千驹:《性善论与性恶论之比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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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郭晔旻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李栋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4月下,原标题为《性善性恶之异 民本思想之同 《孟子》《荀子》:战国儒家代表作,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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