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蜀汉亡国,刘禅昏庸、黄皓擅权、陈祗乱政已成定论,只有劝刘禅主动投降的谯周争议最大。有人认为,谯周是顺天应人主动投降,加速了国家统一。然而笔者却看到了谯周力劝投降背后的问题,即对舆论引导的重要性。谯周是蜀汉宣传抗战必败论、速亡论、投降派的代表,他的《仇国论》在诸葛亮死后很有市场,就是在其舆论煽动下,成都城内毫无战心,可见舆论阵地丧失的危险,同样的例证则是明末东林党对舆论的把控,结果造成明末乱局和甲申国难。
谯周,生年不知,死于270年,巴人,蜀汉中后期土著大儒。其家为儒学世家,对儒家五经皆精通。刘备占据益州后,便招揽巴蜀名人,以为政权点缀。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行庄园制和部曲制,士族已经形成,他们垄断了一地的文化、军事、经济,因此要想政权稳定,必须得靠这些名人士族。刘备时拉拢蜀中士族,自此蜀汉政坛便形成了外来的荆州派和本土的益州派两大势力。刘备活着的时候还能压住二者斗争,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继续拉拢益州派,谯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拔为省教育厅厅长的,“益州劝学从事”,由于蜀汉的核心就一个益州,所以他这个省教育厅厅长实际负责了整个国家的教育工作。
诸葛亮主政之时,通过惩戒托孤大臣李严,压制住了益州派,所以诸葛亮得以多次北伐。但诸葛亮死后,无人能同时承担军权、政权两大重任,因此军政分离,诸葛亮荆州派势力遂衰弱,本土益州派便再起波折。
在这种背景下,谯周写下了《仇国论》,大肆宣扬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消极言论,给姜维北伐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谯周投降派的总纲领就是他写的《仇国论》,该文章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并无痕迹,在诸葛亮死后23年,即公元257年问世。该文以设问形式分析了蜀汉和魏国形势,运用比喻手法提出蜀汉抗战必然失败,唯一出路就是求和。
谯周的文章创造了两个国家,一个是因余之国,国小地贫,实际指代蜀汉,一个是肇建之国,国大强盛,实际指代曹魏。因余国有两个人,一个高贤卿,指代蜀汉上层统治者,一个伏愚子,指代谯周自己。文章由高贤卿提问,伏愚子回答。
文章共两问,第一问:怎么以弱胜强。伏愚子(谯周)是儒学出身,所以就大谈儒学治国理念,总结起来就是修身齐家,内施仁政教化万民,方能保国。他还举了周文王、越王勾践保国的例子。随后高贤卿问:为何楚汉相争是武力统一天下呢?意在指代诸葛亮、姜维北伐也许可以一统天下。伏愚子则说不同形势下应该采用不同的策略,如果是在商周时期,即便是汉高祖用武力,也不能统一天下,因为那时候人们安居乐业。而秦末天下土崩,“疾博者获多,迟后者见吞”,所以才要用武力。当今天下不是秦末,因为敌我两国在建立中已经形成了局部统一,敌我国内都很安定,人民乐业,在综合国力较量下,我国力弱小,仅凭武力攻灭肇建之国,是不现实的。所以当今之路,不能用霸道,只能用文王仁政,这才是存活之法。
从以上内容似乎看不出什么投降求和的痕迹,但是如果蜀汉不对外开拓,转为积极内政,那么曹魏会让你和平发展吗?显然不会。
所以,谯周《仇国论》看起来是儒学思想指导下的正统文章,并无不妥,但细思极恐,是一种消极言论。
三国时天下十三州,蜀汉占一州半,魏国占九州,难道诸葛亮、姜维看不清形势,真的不知道北伐是以卵击石?
笔者分析,诸葛亮、姜维采取的就是积极政策,唯有以攻为守,不断蚕食曹魏领地,今日占一城,明日占一城,才能保住蜀汉基业。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魏国只会越发强大,魏汉两国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其实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政治,有些像今天的朝鲜,一切优先军事。然而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像小说里写的智谋似妖,《三国志》说他“长于治军,短于奇谋”,可见诸葛亮也就是战略上有能力,真要到了具体战役上却是短板。要不然也不会六出祁山而全然无功,也不会蜀汉越到后期越无大将。
虽然诸葛亮、姜维的北伐有诸多弊病,比如“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造成蜀汉经济凋敝。费祎、蒋琬时期,蜀汉国力有所恢复,但随着军政的分离,以姜维为首的北伐派,在没有得到完全支持的情况下持续北伐,由此又引发了益州派和荆州派之争、霸道和王道之争。而谯周就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
谯周出台《仇国论》后,虽然没有阻止姜维北伐,但谯周本人也没有遭到任何处分,反而升级为光禄大夫,加上朝中无对应文章对其进行批判,结果他的言论蛊惑了一大批人。
至263年邓艾偷渡阴平,出发时选精兵3.5万,一路上每隔百里便留下3000人作为策应。至绵竹,邓艾身边不过几千疲敝之师。虽然绵竹一战葬送了留守的汉军,邓艾濒临成都城下。在这种情况下,朝中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逃亡南中少民之地,一种是逃亡吴国,总之都没有说投降的。在这种情况下,谯周跳了出来,驳斥以上观点,并力主投降的好处。
首先对逃亡东吴,他说自古以来就没有侨居他国的天子,况且即便入吴,结局仍然是被魏国吞并,“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一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直接堵死了逃亡外国建立流亡政府派的道路。从今天的观点看,逃亡外国并无不妥,二战中,法国都建立了流亡政府,最后不也光复了嘛。
对逃亡南中的观点,谯周认为,当时南中有七郡,领土涵盖云贵,虽然地大,但当时没有被开发,资源少,气候差,民族矛盾深,算是驳斥了逃亡南中论。他说,大敌当前,逃亡路上指不定发生什么不测之事。就是用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又反对了逃亡南中。而支持逃亡南中的官员不得不赶紧想理由推动刘禅南下。就在这时,谯周又提出南中诸弊:第一,南中为诸葛亮强行降服的,人心不服。第二,我若南奔,魏国必然追击,我们难以抗衡。第三,即便到了南中,有什么结果呢,一方面要征发南中徭役对抗魏国,且不说能否对抗,一旦征发徭役,势必加大对他们的经济剥削,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结果腹背受敌,最后的下场还是灭亡。与其如此,不如早降,“获得爵土”,岂不美哉!然后又用古代禅让、投降的先例来鼓励刘禅,最后驱使刘禅抬棺自束降邓艾。这样有400年基业的大汉,最后一面旗帜也倒掉了。
谯周的言论,并非他一个人的言论,而是他和一批同党的言论,因为在实际运作上,谯周并未遭到反对,只有刘谌自杀于昭烈庙以为抗议。
舆论为什么需要引导?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先有谯周以一篇《仇国论》摧毁了蜀汉人心,极大地促进了蜀汉灭亡;后有东林党制造舆论党同伐异,致使明朝灭亡。而从外国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苏东剧变震惊世界,这其中都不乏谣言舆论的推波助澜。所以成大事者,对舆论一定要加以引导,不可放任自流。
参考文献
《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
张东:《功过分明议谯周》,《成都大学学报》2019年4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