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的赵匡胤
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出身于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地方权力过大的弊端。于是在宋初就杯酒释兵权,大量削弱地方权力,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力,以防止地方割据势力重现江湖。
一、地方权力的削弱与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立国初年的很多制度都沿袭了五代,亲眼看到唐与五代十国地方割据的乱世,宋朝统治者明白这样的作业绝对不能抄。宋代作品《香溪集》载:“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兴也兵权,败也兵权。所以宋初赵匡胤就着手削弱手下武将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影视剧中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就着手革除各个藩镇的实权,并且剥夺了不少节度使的兵权,将地方的兵权分给安抚使与枢密院。当然,赤裸裸地剥夺节度使的权力,也不太合适,宋朝统治者就用虚衔与优厚的俸禄来跟节度使换兵权。这样一来,节度使就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职。
对唐时的弊端宋代采取了取消地方兵权的办法来解决,并在地方设置文官来统领地方事务,另外在地方用文臣来统领禁军,将地方的所有权力直接收归中央所辖。
所以,在宋代武将的身份是很卑微的,而一般主持朝政的都是些文臣,例如庆历新政的发起者范仲淹就是典型的文臣,他曾经在陕西就任安抚招讨使,并驻陕西延安附近,在那里留下了“寒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名篇诗句。
《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二、轻重相制的区划策略
行政区与行政的管理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安危,宋初通过区划改革和夺取兵权的方式,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只存有州、县两级政区。当赵匡胤统一全国后,全国已经出现了近300多个州。
过多的州让中央掌管起来非常地不容易,所以赵匡胤在州之上设置了路,但宋代的路只是一个并无太多实权的政区。从实际情况看,路的定位,仅仅是代表朝廷置于州、县之上的办事机构,州、县才掌握着民政等实权。
宋初的路比较尴尬,不仅没实权,路制的设置也相当不稳定。至道三年(997年),北宋设15路,到了咸平四年(1001年)将西川与峡路分为益州路、利州路等四路,即川陕四路(今天四川的名称由此而得),原来的15路变为了17路。后来宋代政府就屡次调整路的数量,但北宋的路制数量基本在20路上下浮动,直到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路制数量才有所改变。
靖康之乱
宋代将兵权收制于中央,以文制武的方略,最终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行政区是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管理的地理空间,因此在中央高度集权之下,无不体现着宋代统治者对地方权力的担忧。宋代虽然形成了路、州、县的层级政区,但路制更像是一个虚级政区,路制权力分散,而且没有单一的权力机构,看起来路更像是一个摆设。
宋代这样的政区划分很好地制止了藩镇割据重现江湖,但它的弊端也不少。因为宋代官员过多,导致中央每年要花费大量的经费,来维系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运作,再加上各个地方权力相互牵制,办事效率就大大降低了,这样的问题导致宋代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王安石的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影视剧中的王安石
其实,这样的政区体系虽然解决了内部割据的问题,但也促使宋代一直受困于外部战争的失利。从宋代建国开始,每每遇到对西夏与辽金的战事,大多的结果不是失利,就是为了安于现状而屈辱地求和。
道理很简单,掌握地方事务的都是不会打仗的文官,再加上权力间相互制衡,就出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而各个地方又没有实际的兵权,一旦战事爆发,那些处于辽、金、西夏边界的政区,就无法形成有利的抵抗,所以宋代不是在屈辱求和,就是在屈辱求和的路上。
西夏王陵遗址
文史君说
出身于五代的赵匡胤汲取了唐代藩镇割据的弊端,在宋初就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武将的权力,同时在地方采用文官制衡武官的措施,并在地方设置路制,进行分权,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得地方的割据势力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同时这样的行政体制又带来诸多的问题,如官僚体系过于庞大造成国家财政开支困难,行政效率不高。由于地方没有实际的兵权,导致每次遇到对西夏或辽、金、蒙古的外战多以失败而告终,而宋的两次亡国(靖康之难与崖山之战),也正是因为此。
参考文献
周振鹤:《中国历史地理十六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人们出版社2013年版。
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禹贡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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