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元年（405），41岁的陶渊明下定决心挂冠归田。在此之前，他的生活折返于喧嚣与宁静之间，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地赴任官场，然后事与愿违地回归田园。陶渊明先后出仕共五次。第一次是太元十八年（393），任江州祭酒，时年29岁。史载，他“不堪吏职”，没过多久就辞官了。第二次入桓玄军幕，这一次干了三年。第三次被刘裕召为参军。第四次又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下。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做了八十多天之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为由，戏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仕还是隐，入世还是出世？这是中国传统士人都要面对的选择。纵观历史，我们很少看到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文士，但遍地都是穷酸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魏晋就是这样一个失落的年代。政治沦为野心家的舞台，此起彼伏的动乱和政治斗争，将理想主义的士人们卷入旋涡之中，稍有不慎便会丢掉性命。在这种混乱局面下，东汉的名教之治坍塌了，士人坚守的价值信念也崩溃了，越来越多的人转身投向老庄，隐于山林。然而，隐更多是一种自我防卫性的逃避。即便在山林的鸟语花香之间，我们也能依稀看见士人眼望庙堂的灼灼目光。比如梁朝的陶弘景，隐于世外，却依然参与国事，名利双收，被人称为“山中宰相”。如果既要显示清高飘逸，又不想太过困苦，便可以选择“朝隐”。比如向秀，在朝为官也算隐居，不一定非要栖遁山林。很明显，陶渊明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这一生真正任官的时间，加起来恐怕不超过五年。他出任的不是什么朝廷要职，而是品级不高的地方官，也没有介入权贵们的斗争，更未直接与皇帝发生矛盾。因此，政治的黑暗相对离他较远。陶渊明最后一次辞官给的理由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是不想弯腰曲背迎接上级官员。弯腰迎接上级官员，并不是和上级串通，也不是徇私舞弊，只不过对上级表示恭顺罢了，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陶渊明显然不是一个政治的动物，他与充满虚伪机诈的官场格格不入。就在他拂衣而去、归隐田园这一年，他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其中便有非常出名的两句：从政是入了迷途，如今已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了。这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折。
在陶渊明眼中，自己此前的出仕经历，是因为生活所逼。《归去来兮辞》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陶渊明小时候还算富足，毕竟也是出身官宦世家，祖父还当过太守。后来，父亲早逝，陶渊明就过得十分清贫了。因此，他没有魏晋士人那种自居清高的傲慢，很早就过上了亦耕亦读的生活。忙时像个村野匹夫一样操持农务，闲时便在树荫下翻阅书卷，自然和典籍是他的两大导师。少年时，他便是极为闲静内向的一个人，但内心里依然流淌着奔涌的激情。他曾豪迈地说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那时，他还是怀抱着进取的人生态度。尽管家道中落，他并未忘记祖辈的荣耀。在《命子》一诗中，陶渊明按照门阀的观念来记录自己家族的历史，祖辈们的功业对他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鼓舞。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任大司马，孟嘉的岳父，也是陶渊明的曾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陶侃。陶侃并非出身大族，不过凭着自己的孜孜经营，通过征讨苏峻、祖约之乱，一举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但是，这种本事是陶渊明不具备的。陶侃从一个小吏做起，深陷泥潭，折节事人，依靠自己早年辛苦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抓住机会便一飞冲天。而在乱世来临之际，陶渊明想到的是远离污浊而非迎难而上，跟曾祖父当年的做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他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怀抱着理想，另一方面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它。这或许就是陶渊明频繁辗转于官场和田园之间的主要原因。三十多岁的时候，是他一生中最为纠结的时期。当时朝局混乱，朝廷中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为首的一派，挟持着白痴皇帝，掌握中央政权。以荆州为基地的桓玄一派，已经占据东晋三分之二的地盘，随时准备沿江东下，进军建康。由于外祖父与桓玄的父亲桓温有旧谊，陶渊明或许想碰碰运气，于是便投身桓玄帐下。他进入桓玄幕府之后当了什么官，做了哪些事情，史书无载。桓玄好文，必然需要文学之士，但以陶渊明的性情，不可能以文字应酬长官、歌功颂德，因此，不受重用也是意料之中。隆安五年（401），陶渊明母亲去世，他为母守丧，离开了桓府。两年之后，桓玄篡晋。后来，刘裕打着恢复晋王朝的旗号起兵，陶渊明投入刘裕帐下。与野心家们如此近距离接触之后，即便没有遭受迫害，所见所闻也足够触目惊心。在政治漩涡里几经翻腾，陶渊明感到“深愧平生之志”，并最终选择了离去。
▲【明】李在：《归去来兮图》之《临清流而赋诗》。图源：网络陶渊明归隐15年后，刘裕篡晋，建立宋朝，还毒死了晋恭帝。《宋书》说，“（陶渊明）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指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里将陶渊明的归隐解释为“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后来，鲁迅持有一种不同的观点：“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其实，晋之灭亡，早有预兆，而且经过桓玄的变乱，已经亡过一回了。说陶渊明忠于晋室，究竟是忠于哪个皇帝呢？又有哪个皇帝值得去尽忠呢？刘裕弑帝固然令陶渊明不满，但那只不过是污浊泥潭的一个暗角罢了。
因此，陶渊明的诗文里几乎从来不写帝王将相，恐怕除了田园的淳朴宁静，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慰藉。
诗化的田园
自彭泽辞官后，陶渊明的心灵达到了真正的愉悦。割断名缰利锁的他，总算体验到了真实、自由的生活。就像《归园田居》第一首写的那样：诗人仿佛在青山绿水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浊气，感叹自己逃出了世俗的监狱。闲居、躬耕、饮酒、作诗、游山、玩水，这样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倒也是乐趣无穷。陶渊明隐居南山后，“闻多素心人”，他非常乐于与他们交往。“素心人”指的是心地纯朴、趣味不俗之人。他们要么是田间的邻居，要么是游离于官场的隐士。“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大族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倾轧与欺诈，有的只是单纯的友谊。相互往来，无拘无束，或叙谈往事，或品评文章，或登高赋诗。彼此平等相待，没有多余的客套和礼节。只要有酒，大家便会聚在一起，陶渊明如果醉了，便会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至此。
大凡隐士都会有社会归属上的困难，陶渊明也不能例外。作为一个读书人，间或与老农共饮、谈谈农事尚可，但他的精神生活绝不可能只满足于此。虽然离开了官场，能和他进行心灵交流的人还是与官场藕断丝连的读书人。种田是为什么？农民会告诉我们，种田是为了生产口粮，为了交上赋税。然而，在诗人眼里，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身心不受束缚。从这个角度来看，田园只不过是陶渊明自造的心灵栖居地和精神避难所。因此，他也会陷入痛苦之中，并一直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作为一个“出名”的人物，过去的幽灵依然时不时会找上陶渊明。常常有州郡长官上门，与他结交，诱惑他出山。他的态度也很简单，能避则避，避不开就任其自然。江州刺史王弘，常赠酒给陶渊明，还趁其游览庐山之际，强行与他见面，最后也算有了些许交情。其中也不乏大人物，比如刘裕的亲信檀道济，带着新王朝的恩惠前来拉拢：“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回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表面上说自己并非贤人，实际上否定了世人认为他隐逸求名的看法。说完，便坦然地接受了檀道济馈赠的米肉，随后离去。
自由惯了的鸟儿怎么还会再回到那个看似金碧辉煌的“樊笼”之中呢？
贫、病、酒、死
归园田居并非没有代价。
归隐后的第四年，诗人居住的田园遭遇了火灾。这场火灾使陶渊明在经济上损失不少，精神上也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刚开始的恬静与惬意感逐渐被冲淡，此后更是陷入了困窘的境地。他在诗中写道：“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到了晚年，陶渊明的生活几乎陷于困境。他无计可施，只得向邻里们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好在主人的热情招待，化解了他内心的难堪：“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乞食》）接受官员的酒与财，他非常坦然，可是面对如此慷慨的乡民，他却无法心安理得，终于悲观地说，此生是无力回报了，只能等下一世。陶渊明从小就爱生病，后来又没钱调养，导致病魔缠身，严重时，有好几年都无法写作。他曾写道：“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疾病的折磨，苦药的浸泡，时常让诗人一整天都难得有笑脸。与他在文字中构建的诗化田居生活相反，陶渊明这一生几乎都是困顿的，所以他最钟情的人物，大多是历史上不慕荣华的贫士。《咏贫士七首》 之五写道：“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袁安是东汉著名高士，某年冬天，洛阳令巡视街市，发现袁安门前积雪甚高，命差役扫雪开门，见袁安饥寒交迫，僵卧不起。对此洛阳令甚为敬仰，荐举他为孝廉。面对现实生活的困窘，陶渊明的解药之一，是酒。他在《连雨独饮》中说：人生短暂，总归一死，无人可免。从生到死之间，人又必须得生活在世故之中。酒并不是医治个人贫穷和社会虚伪的良方，但饮酒可以让人暂时返璞归真，达到神仙的境界——那里不再有焦虑、疾病，以及社会规训。这就是酒中蕴藏的道了。
常有人载酒来访陶渊明，向他问学、问道。对于诗人来说，问他什么都愿意说，但唯有伐国的不仁之事，是不愿意被问到的。他看到人们四处奔走，只为了功名利禄，而忘却了心中的理想，心情便会激动起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头上这块代表着“治国平天下”之崇高理想的儒巾，现在不如就用作漉酒巾罢。由于生之艰难，诗人会主动拥抱死亡。他想象过自己死后魂魄烟飞云散，仅仅留下枯木一般的肉体寄存在棺木之内，儿女、亲友的啼哭再也听不到了，得失是非也不复存在。诗人想安慰几句亲朋，但已无法张口、无法睁眼，只能听凭把他抬出郊外掩埋在荒草漫天的地方，永远不得回来。（《拟挽歌辞三首》）元嘉四年（427），深秋九月，“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本黄落”，陶渊明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完人生的逆旅，归于死亡的“本宅”。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坦然接受就好。陶渊明对于身后事的安排是：不起高坟，不栽墓树，让人们在日月交替中忘掉我这个人吧！生前的名誉就已看轻，难道还在乎死后人们为我唱赞歌吗？最后，他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桃花源：一个梦境
其实，陶渊明心中存着一个梦境，一个理想社会的模样。
在《桃花源记》中，他构建了一个东方式的乌托邦：“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的环境是狭小而封闭的，那里优美宁静，但生产方式原始简朴，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称不上富有，充其量自给自足而已。这里的描写多么像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老子强调的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自足性，其着眼点在于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关系；而陶渊明更想说明，桃花源人的“怡然自乐”，是出于对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满足。一个是哲学家的思维，一个是诗人的感觉。
桃花源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园林的影子——西晋大富豪石崇的金谷园。在偏安江南的东晋时代，早已烟消云散的金谷园可谓是一个繁荣美好的象征，石崇的《金谷诗序》这样写道：“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尽管金谷园华丽奢靡到了极点，但，简单质朴的桃花源才是更优于金谷园的胜地。桃花源里既没有金谷坠楼人的生命悲剧，也没有珊瑚耀目的纸醉金迷，更没有荼毒生灵的巧取豪夺。最重要的是，这里也没有历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里既没有英明或昏庸的帝王，也无清廉或贪婪的官吏，甚至一个里甲差役都没有。没有国家、没有税收、没有贪污，就没有上对下的掠夺，也就没有下对上的反抗，更不会有连绵不息的战争。秦灭六国、楚汉战争、新莽篡汉、光武中兴、三国割据、魏晋更替以及晋宋易代的滔天洪波——贯穿其间的是前仆后继的厮杀，血流漂杵的征战，机关算尽的阴谋。如果现实的世界是这个样子，那么，将历史尘封、将记忆删除，或许是对人类最好的事。一个避世的桃源，就成了陶渊明理想的归处，也成了后世无数士人念兹在兹的梦境。
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第一个把田园引入文学百花园的大诗人，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真隐士。他的诗歌里有田园，好像也有政治，但更多的是对心灵的探究。学者袁行霈指出：“陶渊明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人如何才能不被异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我们无法摆脱世俗的重压，活在一个又一个被设定好的身份之下，机械地重复着那些令人生厌的规矩。虚伪机诈仿佛就是现实生活无法逃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想成为陶渊明，却没有人真想成为陶渊明。我们始终没有说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决绝，更没法找到一个完全避世、没有历史的桃花源。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赞、点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钱志熙：《陶渊明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田晓菲：《尘几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
范子烨：《<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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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秦时避世人
编辑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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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3 08: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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