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上古伏羲时,黄河流经今河南孟津县一带,有龙马浮出水面,伏羲根据其背上“河图”,演成八卦,后来成为《周易》的起源。
另有传说,大禹治水时,洛水之畔有神龟背驮“洛书”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划天下为九州。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些古老的传说见载于先秦文献《尚书》《周易》中。尽管河图洛书的故事带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征,但说明先民将河洛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河洛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位于黄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称洛水)交汇之处。西周初年营建洛邑时,周公说:“此天下之中也。”
▲河南省地形图。图源: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河南省地图院
考古发现,“中国”一词,最早是指河洛地区,即成周洛邑一带。
1965年,一件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青铜尊流落民间,被当地的废品回收站收购。博物馆工作人员偶然间发现了它,赶紧将其收回。后来,有位青铜器专家在清理上面的锈斑时,发现了尊内的12行铭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样,便称之为“何尊”。
何尊铭文穿越了三千年时空,讲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说:
周成王在位时,在河洛营建成周都邑,对其父武王进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统治万民,周武王灭商后,又在河洛地区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赏,作尊纪念,以示荣耀。
何尊铭文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爻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一词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迹。
周人以河洛为“天下之中”的普遍认识,并非出于主观臆断。
当年武王伐纣、统一河洛之后,为如何统治商的故地而忧虑得夜不能寐。于是,为了宣告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周武王派宗室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营建成周洛邑,作为周朝新都,并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邑。
周公来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设置了一座测影台,立圭表,测日影,才得出结论:河洛是当时的“天下之中”。
到了东周时期,河洛地区成为周王室东迁的庇护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面三十余里处建了一座东周王城。
古人发现,夏商周三代定都于河洛,《史记》有句话,“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6?袢司??脊欧⒕颍?⑾衷谖髌鸾Ш印⒍?临仁Φ穆逅??酰?そ黾甘??锏木嗬肽冢?帕凶盼宕蠖汲且胖罚??ǘ?锿�(夏王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与隋唐洛阳城遗址,号称“五都荟洛”。
从地理形势来看,河洛地区以古都洛阳为中心,西起华山,东至荥阳,北依太行山南麓,南达秦岭东段支脉外方山南麓的汝、颍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传承,阅尽世间沧桑,数千年来人才辈出。
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概念从河洛向周边缓缓延伸,绵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名称。
▲天子驾六马坑,发掘于洛阳周王城广场。“天子驾六”,为古代礼制的一种,指天子出行用六匹马拉的马车。图源:摄图网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却孕育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河洛地区成为诸多思想家活跃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国家图籍。
有一次,孔子从齐鲁远道而来,向老子学习周礼。
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孔子,君子要审时度势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劳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怀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因为这些“皆无益于子之身”。
孔子带着弟子们回去后,在半路上说:“天上的鸟,我知道它能飞;水中的鱼,我知道它能游;地上的野兽,我知道它能奔跑。至于龙我就无从得知了,据说龙乘风云即可上天,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就像龙一样啊!”
孔子见老子,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两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后来,老子弃官而去,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五千余字《道德经》,从此飘然归隐。
战国时期,韩国公子韩非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早年求学于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韩非著有《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者于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以“法”作为治国的根本。他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后,得到了秦王嬴政的关注。
当时,秦军东出,首当其冲的就是占据河洛地区的韩国。韩非见韩国日渐衰败,几度谏言韩王,呈上富国强兵之法,但得不到韩国重用。
秦王嬴政读过韩非的书后钦佩不已,对大臣李斯说:“嗟乎,吾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是韩非的老同学,十分忌惮韩非的才能。
后来,韩非从河洛入秦,虽然得以觐见秦王,却遭到李斯等人谗言陷害,下狱而死。韩非虽死,他的法家思想却流传下来,影响此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
先秦时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河洛地区,从拥有人类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标志——城池、青铜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国,再到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先秦历史的典型代表区域。
秦人东进吞并河洛之后,在此地设三川、河内、河东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统天下,修建驰道,这条“东穷燕齐”的高速公路从河洛地区穿过,荥阳附近的黄河岸边修建起了当时黄河上规模最大的转运仓——敖仓,将关东地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
西汉建立之后,河洛作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本来定都于洛阳,后来听从娄敬与张良的建议,才确定了定都关中长安的大计。
汉代文学家扬雄对这段历史有过评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
齐人娄敬是最早劝说刘邦迁都关中的人,他因为此功被赐姓改名刘敬。
娄敬当时对刘邦说,关中之地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现危急情况,也有百万之众可以备战,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当真是“天府之国”啊!如果大汉进入关中建都,拥有秦国的故地,就是“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刘邦的老部下多是关东人,仍劝刘邦建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靠黄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撑其险要。”
但谋士张良进言道:“洛阳虽然也有险固,但地方狭小,不过数百里,容易四面受敌,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关中左有崤函,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部连接富饶的巴蜀,北方毗邻胡人的牧场,可阻挡三方来犯之敌,独以一面牵制东方的诸侯。天下平定后,关中可以利用黄河和渭水的水道来输送粮食,供应京师。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对啊!”
史书记载,刘邦听完张良的话后,当天就从洛阳移驾长安。
历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认为,河洛的战略地位不如关中。
实际上,河洛也有号称“天下治乱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环山,西有崤山、中条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东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面是黄河,黄河南岸的邙山成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阳免于黄河水患的侵扰。
总体上看,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山川丘陵交错,地势复杂多样。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区作为古代的交通枢纽,控制着南北向的晋楚孔道与东西向的豫西走廊,构成一个十字架状的水陆交通大动脉。
针对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说:“挟崤渑之险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洛阳名园记》)
西汉以前,周武王伐纣克殷、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楚汉战争,都有控制河洛的战略目标。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刘邦迁都关中二百年后,东汉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再度将汉室江山托付于河洛。东汉以洛阳为都,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河洛,开创了光武中兴、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东汉中后期,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乱局。
▲洛阳白马寺。图源:摄图网
汉代的河洛地区在一场血与火的灾祸中走向落幕。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占据洛阳的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
入主洛阳时,董卓废帝改立,独揽大权,他的士兵入室劫掠,残害百姓,董卓本人还奸污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内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经济,却非要当“懂王”,毁坏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收取洛阳及长安的铜器铸成更小的钱,导致物价飞涨。
迁都之时,董卓的军队又对洛阳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董卓死后,长安发生动乱,汉献帝在部分大臣的护送下返回洛阳,只见洛阳城满目苍夷,宫室被烧毁殆尽,百官只能在荆棘之间艰难求食,有的被活活饿死,有的被乱军所杀。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载王朝兴盛时的荣光,也要忍受王朝没落时的苦痛。
三国时期,曹魏建都洛阳,河洛一带免于战乱,得到恢复发展,洛阳、河内、河东、弘农等郡县,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区。
然而,曹魏的政权最终被河洛地区门阀势力的代表司马氏篡夺。西晋初年,晋朝的达官贵族生活荒淫、竞相奢侈,司马家族的宗室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攻伐,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此后每逢中原板荡,战乱不休,常有士庶避乱南徙,南迁的汉人常怀“河洛之思”,他们带着对中原故国乡音、乡貌、乡情的眷恋,将生活、饮食、起居、婚丧等习俗传播到南方。
河洛文化之精蕴在东晋、南朝得到了继承与弘扬,直至今日,南方诸多地区仍以传承河洛文化为荣。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到北京大学,对同胞们热情洋溢地做了一番演讲,他说:“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我们大多是‘河洛郎’。”
河洛郎,是中原后裔的自称,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人、客家人等,很多家族的先祖都可以追溯到河洛籍,他们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变等历代人口迁移事件中南迁的汉人。
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在历经战乱后得以复兴。
北魏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改革,决定将都城从靠近草原地区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河洛地区的洛阳。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他们久居漠北,精于骑射,但入主中原后,部分鲜卑贵族逐渐受中原文化洗礼,移风易俗,学习汉文化。
此外,平城一带容易发生旱灾,造成粮食减产或绝收。有一年,平城从春至夏饱受旱灾困扰,“野无青草”,孝文帝不得不开仓放粮,赈恤饥民,并鼓励民众出关就食。
从战略意义上来看,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尽管北魏在靠近阴山山脉的北部边境设立了六镇,但平城一带仍然避免不了游牧民族的威胁。
于是,推行改革的北魏孝文帝萌生了迁都洛阳的计划。他对宗室大臣拓跋澄说:“国家兴自北土,徒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圣,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拓跋澄也认同河洛是迁都的理想之地,他对孝文帝说:“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
但北魏的宗室并非都支持变法与迁都,当时有不少人反对迁都。
北魏孝文帝想到一个实行迁都大计的计策。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命人在黄河上建造浮桥,并下诏免除南迁路上经过地方的军粮,随后借口南征,率领百官与步骑三十多万从平城出发南下。
行至洛阳,正值夏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士兵疲困不堪,很多人都不愿意继续南下。群臣聚集到孝文帝的车驾前,请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便下令,全体人员进驻洛阳,以此“定迁都之计”。去洛阳反对派肯定不乐意,但南征路上困难重重,他们更怂,只好随孝文帝到洛阳。
次年,孝文帝正式下诏,迁都洛阳。
至此,孝文帝完成了迁都大计,实现了以河洛为政治中心的战略构想,也为北朝统一黄河流域,以及日后隋朝平定江南奠定了基础。
北魏灭亡后,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又演变为北齐与北周。继承北周的隋朝南下平定陈朝,使天下重归一统。
▲东魏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