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都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告终，但《南京条约》后中国并非任由英国予取予求。进入广州城炫耀武功，这是英国人的早期追求，而引发了长达7年的中英外交纠纷。直到徐广缙升任两广总督，英国才放弃了入驻广州城，中国反英入城斗争的胜利，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外交的一抹亮色。
1842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条约之中，中国允许英国人及其家眷居住于广州等通商五口，英国可派遣外交官居住于通商口岸之“城邑”，就是“城邑”引发了中英分歧。在汉语中“城邑”并非特指中心城池的城内，所以中国并非给予英国人入驻广州城的权利，但英文中的Towns就是城池之内。《南京条约》只有中英文两个版本，所以围绕英国人是否进入广州城问题，引发中英两国长达7年的论战。其实是否进入广州城并不影响中英双方的核心利益，只因为：
在英国看来，英国是白种高等人，且中英战争英国是胜利者，英国人有权到战败国核心地区炫耀武功，而进入广州城成了英国炫耀武功的最佳方式，所以必须进入。
鸦片战争
而中国方面，中英战争中，英军对广州地区百姓烧杀抢掠，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和记恨；千年的华夷大防使得上至官僚乡绅下到一般百姓都有一种骄傲，即华人高于蛮夷，华夷不能同处，所以绝对不能让英夷入城；再说英国人以胜利者姿态进城炫耀武功，就是对中国的侮辱。
如此英国人是否进入广州城问题成了中英鸦片战争后最大的外交难题。
鸦片战争后，广州最高官僚是两广总督耆英。耆英为人懦弱，毫无外交手腕，又经历了鸦片战争时英军火器的恫吓，所以对英人入城问题，耆英不敢公开反对，但又碍于民意汹汹不敢公开允许，如此耆英就在双方中间和稀泥，既得罪了英国人，又招致中国人的不满，耽误了最佳解决时间，“道咸之际，（耆英）初办外洋交涉，多不得当，丧失权利”。1847年4月，耆英畏惧英国武功，他和英国外交代表德比时签署了允许英国人于1849年4月6日入城的协议。
在这个协议生效之前的1848年，徐广缙接替耆英为两广总督，成为中方对英交涉的第一外交代表。他的上任使得入城问题为之一变，因为：
首先，徐广缙是正统儒学出身，嘉庆时期的进士，华夷大防是他思想中最坚定的信仰，所以从主观出发，徐广缙也是厌恶英人的。
其次，耆英的教训。耆英的屈辱外交使得天朝颜面尽失，既不能伸张国权，使中国受辱于外夷，又不能讨好国人引发国人声讨，里外不是人的耆英，最终因黄竹岐事件而罢官（1847年英军掳掠黄竹岐村，村民反抗，耆英反杀村民谢罪）。黄竹岐事件让道光帝震怒，事件发生后道光帝发明令于天下，特别告诉即将上任的徐广缙，说“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所以徐广缙为了好好当官，就要秉持皇帝的外交精神，强硬对外。
《鸦片战争演义》中的道光
最后，徐广缙长期任职地方，长期的地方经历使他对民生、民力、民心有了绝对的认识。英人荼毒广州久矣，这使得徐广缙不得不顾忌广州人民对英国人的厌恶，从而做出新的决策判断。
在这种综合考量下，徐广缙推翻前任决策，开始重新谈判。
徐广缙并非无能官僚，他知道单纯的外交并不能解决纠纷，所以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对人民的态度上，他和贵族耆英不同，耆英对百姓出于严重的不信任心理，而徐广缙多年的地方官宦生涯使他对人民的力量有绝对的认同，所以徐广缙到广州之后，开始了全面战争动员。首先正规军做好了战争准备；其次他发动地主的团练兵，将团练派到各交通要段建立哨卡、防御工事，让他们充分加强地方警戒，徐广缙甚至还给团练兵发放了重武器、滑膛枪；最后徐广缙发动乡民，向百姓宣传团结一致全面抗英，所谓“十万乡勇阻止夷人进城”，一时间百万人口的广州阴云密布，全民皆兵。
这年4月、5月，果然发生了两起英舰闯入广东省河以威慑广东官府的行为，但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英舰没敢开火反而悻悻而归。经历两次英舰闯河事件后，英国在广州的最高代表文翰知道，武力已经不能达到目的。
面对中国人的全面备战，英国人转回到谈判桌上。1849年2月17日，在虎门江面的英国军舰上，谈判开始，英国的文翰正式和徐广缙交涉。徐广缙以民意为托词，拒绝了英国的一切威逼利诱。他说：自己对英国并无反感，只是“民意不可违”。文翰说：可以由英国军舰送总督的请示文表入京，请求皇帝裁决。但徐广缙只同意以六百里急递的速度由中国自己将广州情况上交给北京，等待皇帝裁决。文翰同意，随后双方休会。但根据今天整理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徐广缙实际玩了个拖延战术，他只以四百里的速度将奏折发给北京。
就在中英双方还在等待皇帝命令之时，广州反入城斗争的高潮到来。3月间，在广州丝织业联合会“锦联堂”的领导下，广州工商民三者联合进行了抵制英货运动，商人“暂停与夷人交易”，民间拒绝英货。结果“英国输华商品超过了市场需求而亏本，广州情况尤为糟糕”。就在英国因中国对英感情恶化而影响自己商业利益的时候，美法两国趁机抢占中国市场。所以英国本土给文翰的指令是必须在广州打开销路，为此不能影响中国人的感情，文翰穷于应对，实际已经决定放弃入城。
其实广州的抵制英货运动就是徐广缙策划的。徐广缙曾找到“锦联堂”的会长、广东最大的商人之一伍崇曜，请他出面约见广东乡绅商人，暗中协调共同抵制英货。所以在徐广缙发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反入城斗争以抵制英货为高潮，“相持甫逾一月，而夷商已苦不支，釜底抽薪，明效大验”。
广州商会
而到了3月25日，道光帝真正的圣旨送到广州，圣旨上说“酌量日期，暂令（英人）入城瞻仰”，徐广缙深知如果这么办，广州军民瞬间就会暴起造反，局势将彻底失控。所以根据清史专家茅海建的考察，徐广缙利用交通不便的优势玩了一次情报战，他竟然一口气伪造了一道上谕、四份奏折、一份咨会、三份圣旨！
徐广缙伪造了一道上谕、三份圣旨共计四份皇帝命令，都是说不可让英人入城的，至于为何伪造四份皇帝命令，推测是向英国展现皇帝反对英人入城的决心；而配合皇帝圣旨，徐广缙又伪造了五份内外交流信息的奏折，即“虎门会晤奏折”、“徐广缙、叶名琛合署报告广州官不可制民意奏折”、“叶名琛民夷对立入城必不可行奏折”“穆彰阿请饬两广总督等毋行启衅奏折”、“徐广缙致广东水师提督洪名香加强虎门防御咨会”，向英国人展现了中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上下一心才拒绝英国入城的。
面对中国上下一心反对英人入城，4月2日，文翰发布声明“英国臣民目前不要试图人城”，5月6日，文翰正式公布了取消入城之议，以求恢复贸易。中国反英入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英入城之争只是双方的面子问题，没有实际利害关系，加上徐广缙动员了一切力量，官民结合也是阻止英人动武的一大因素。事实证明，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中国，能在反英人入城事件中获胜，就是人民大团结的战果。徐广缙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了鸦片战争后长达7年的外交争端，反入城的胜利算是鸦片战争余波中的一抹亮色，但中国毕竟军力落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英国最终还是取得了入城权。
参考文献
陈海岭：《徐广缙与广州人民反英入城斗争》，《史学月刊》2001年04期。
茅海建：《关于广州反入城斗争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06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1-11 10: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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