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生病常去的“卫生所”是怎么来的？

源济

村民们生病常去的“卫生所”是怎么来的？

Original 番茄汁 国家人文历史 2023-01-02 00:50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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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临近，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和出行政策调整，“春运”大潮很可能到来而这也会给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较大压力。

这样的压力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庞大的人口数，截至2021年，我国农民人口数量达5.56亿；其次，农村中占主体的老人、儿童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均比较弱；其三，相对城市，农村的医疗资源相对缺乏。

在此背景下，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名词，如“卫生所”“卫生院”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卫生所”“卫生院”这些农村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机构一直以不同的名称存在着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的卫生所。来源/《焦点访谈》截图

疫病、传染病：建国初的严峻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卫生形势十分严峻，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痢疾、结核病等传染病、寄生虫病十分流行。比如鼠疫，民国期间曾导致上百万人死亡，死亡率高达89%。新中国初期，察哈尔爆发鼠疫，在军队协助下，疫区周边道路全部被封锁，封锁线以内的行政村之间和患者、非患者之间都实施隔离管控，华北军区为此建立起六道武装封锁线。再比如血吸虫病，流行范围达13个省市自治区，有的疫区人死户绝、田园荒芜，原江西丰城县某村有1400余户4000余人口，耕地6000多亩，因受血吸虫病侵害，导致村民大量染病并死亡，到1949年时，全村仅余两人。

新中国初期受血吸虫威胁的人口数量。来源/纪录片《战“疫”》截图

同时，全国还有80%的地区有地方病，像甲状腺肿流行于28个省市自治区，急性克山病流行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15个省市自治区。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同样很高，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近一半的婴儿在15岁前死亡，我国的人均寿命在35岁左右，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医疗卫生资源的极度匮乏。

当时，全国县以上公私立医院共计不过2600所，门诊所有769个，全部床位80000张。这些资源还主要集中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在人口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村地区，原本就缺吃少穿，医疗资源更是极其贫瘠，除少数村落有中医诊所和中药铺外，基本没有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和相关设施。

此外，部分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低、封建思想浓厚，对各类疾病的产生，多认为是天灾或恶鬼害人。不少地区往往在疫病流行时，会举办迎神赛会或聚众前往寺庙烧香，甚至有的相信江湖术士的“仙水”“神药”等。所以新中国初期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不光是治身体上的病，还要治思想观念上的病。

1950年，全国召开了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当时医疗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除了为消灭天花、伤寒等急、烈性传染病而实行全民免费制度外，在农村主要实行的还是联合诊所的办法。

从联合诊所到合作医疗

解放前，活跃在农村的医生主要是中医，西医极少。这些中医大多分布在集镇，依附于堂铺，有时也出诊，到病人家里治疗一些重病人。新中国初期，政府一方面利用有限资金建立区卫生所等基层卫生机构，一方面将已有农村卫生资源整合组建联合诊所，即将散在各地农村的以中医为主体的个体开业者，逐步组织为民办公助的区卫生所和联合诊所、乡卫生站（医疗站）、医药合作社。在人民政府的号召下，1951年开始，私人诊所、药铺中的开业人员先后办起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等多种形式的联合诊所。

联合诊所由个体开业医生联合组成，人数不等，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诊所人员一般采用全脱产、半脱产或轮流坐班三种方式应诊，主要承担基层的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妇幼卫生和卫生宣教等任务。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联合诊所发展很快，如河南上蔡县，1952年创办公、私联合诊所12所，到1956年时发展到了127所。

这种联合诊所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有利于医疗资源的集中管理。江西省在195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到，过去由于中医中药分布不均，广大农村找不到医生，看不到药店，劳动人民得了病，就要跑上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到市镇上去看病吃药，往往因此不能及时治疗或根本得不到治疗，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自从组织了联合诊所后，很多地方如金豁、进贤、高安、萍乡、资豁、新淦等县，均已做到有计划的依地段分布联合诊所于各区、乡，星罗棋布地形成一个医药网。

当时农村看病的情景。来源/《新闻联播》截图

对国家而言，随着社会的安定，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也要逐步建立，过去农村中大量存在的个人开业医生，其分散的状态既不利于国家管控，也无法满足农村的医疗需求，通过“联合诊所”把分散的个体中医集中在一起，有利于对农村医疗资源的掌控和调配，从而为之后的集体化奠定基础；但对有些居住分散的农民来说，反而造成了看病难的问题。而且，许多农民对于收费模式、医疗资源的组织化和医院的现代医疗方式并不适应，比如当时河北五公村的村民“不喜欢陌生的大夫，不喜欢排队等候，填表和付挂号费。他们一旦生病，便在家里让熟悉的医生上门看病，买他们认为可信的草药，但国有化商业和集中化的医疗体制结束了这一切”。

鉴于此，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后，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经过培训的保健员、防疫员、接生员等初级卫生人员为主体，开始兴办保健站。

这些不脱产的基层保健员熟悉农村情况，平时宣传卫生政策，协助卫生部门开展预防接种，关键时刻也能为社员提供伤口包扎和急救之类的简单医疗服务，很受群众欢迎。山东文登县在1956年开设农业社保健站，站内设有保健箱和常用药品，发现病人后，保健员随叫随到，这让看病群众十分方便。保健站所需资金，大部分由农业社公益金中提取，社员每人每年缴纳少量保健费，诊病只交药品成本费。

这种合作化背景下诞生的保健站，成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早期雏形。与“看病收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联合诊所相比，合作医疗制度下，农民负担更轻，得到更多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故而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在县设立人民医院，在公社将联合诊所、农业设保健站和区卫生所合并成人民公社卫生院，由公社经营管理；在大队设保健室，生产队配保健员、接生员和保育员，由此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

但是，这种国家大包大揽的方式很快使得医疗经费入不敷出。1962年，政策作出调整：县、区卫生院由国家投资；人民公社卫生院、生产大队保健室由集体经济负责。联合诊所重新启用，直到1968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能在全国推广，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赤脚医生覃祥官。

影像资料中的覃祥官。来源/《新闻联播》截图

覃祥官早年读过几年私塾，1964年春，他从长阳县中医进修班学习一年后，回到乐园公社卫生所担任医生。次年冬，乐园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全公社有1000多人感染，杜家村一下就死了4名患病儿童，一名农妇因为身上生满疥疮，难以忍受痛苦而上吊自杀。目睹这些情景，覃祥官陷入思考：既然办生产合作社能解决农民单家独户生产上的困难，办信用社便利了农民资金借贷，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和疾病作斗争呢？

在公社党委支持下，他辞去卫生所的职务，回到杜家村，创办了“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1角钱当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疾病需要常年吃药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不要钱了。

此事一经传开，左邻右乡纷纷前来参观。“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公社推行。1968年，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引起党中央重视。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合作医疗好”，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合作医疗纪念馆。来源/《新闻联播》截图

到1977年底，全国已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

与“合作医疗”相伴相生的还有一个名词，那就是“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时代的缩影

“赤脚医生”之名，源自一次宣传报道。

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有一名叫王桂珍的大队保健员，因其经常下水田劳动时被人叫去治病，往往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巴，赤着脚就去给人看病。久而久之，当地农民称她“赤脚医生”。《文汇报》的一名记者将她的事迹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文中使用了“赤脚医生”这一称呼，并第一次把“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1968年夏，这篇调查报告在《文汇报》发表，随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均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主席还专门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从“赤脚医生”的成长 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上海市的调查报告》。来源/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实际上，王桂珍就是当时农村合作医疗中培养的亦农亦医的乡村保健员之一。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后，全国半农半医的卫生员都改称为“赤脚医生”，并掀起了培养赤脚医生的高潮。王桂珍所在的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川沙县专门创作了连环画《赤脚医生》，画面上，赤脚医生一个肩上挎药箱，另一个肩上扛着农具，手里拿着红皮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面带微笑行走在乡间地头。这些作为赤脚医生标志性的符号，凸显出与传统医者不同的特殊含义。

连环画中的赤脚医生形象。来源/孔夫子拍卖网

在城市中，现代医学走的是职业化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城市的孩子从医学院校毕业后不愿到农村去，而农村孩子由于教育文化方面的差异，又很难考上医学院校，尽管在官方组织下，城市里医院组建医疗队开展下乡巡访，部分缓解了农村卫生医疗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改善。在地化培养亦农亦医的卫生员，走平民化发展道路，成为当时中国解决农村医疗困境的最佳方案。

事实上，在公开称赞“赤脚医生”之前，毛泽东曾对当时城市里医院修得很漂亮、农民却没地方看病的现象说过很重的话，比如“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等等。这些讲话，后来被统称为“六·二六指示”。在强大的压力下，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为农村培训半农半医的卫生员。这些卫生员在1968年之后也都改称为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手册》，在当时每一位赤脚医生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本宝书。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各地在基层卫生员培训上大多采用短、平、快的方式，首先是农村生产队卫生员培训；接着是生产大队保健员培训。保健员从做得好的卫生员中选拔出来进行再培训。一般生产队卫生员要求会针灸、会治常见的小伤小病，会做一些预防和急救工作。生产大队半农半医一般要求能处理最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并指导卫生员工作。

因为西医治疗花钱多，农民负担不起，诊疗设施要求高，农村卫生所也装备不起，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当时的培训以中医为主，特别是针灸被广泛传授给了赤脚医生，同时还根据当地中草药资源情况，着重培训学员如何采、种、制中草药。很多赤脚医生往往就在本村种植大量中草药。前面提到的王桂珍，为了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就在村边一块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村里支持她，专门建了土药房，供她和姐妹们制作中草药。她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用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经过这种持续的大规模培训，全国在短期内造就了一支百万人级别的“赤脚医生”队伍，最鼎盛时期，全国赤脚医生有180多万，包括卫生员、接生员达到500多万人。不同的是，有不少赤脚医生不再下地干活，而是变成了类似坐诊的医生。比如当时山东寿光县一名生产队长这样评价他们村的赤脚医生：“不和一般社员一样下地干活，每天吃了饭就去医疗室坐着，算是上班了。社员要是感冒了，就叫着，随时叫随时来。”不过，他们不光是坐诊，有病人行动不便时，也会送医送药上门，巡诊范围就是大队范围内的各生产队。这对于那些经历了旧社会穷人生病“药无价，人难求，请来先生难伺候”的群众来说，自然是热心欢迎的。

这样一支赤脚医生、卫生员、接生员组成的基层卫生队伍，不仅缓解了我国农村长期以来缺医少药的困窘局面，而且初步做到了把疾病预防在基层、治疗抢救在基层、控制在基层，保障了农村人群的健康。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服务体系研究部副主任苗艳青的话来说，赤脚医生“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用最小的成本，为最广大的乡村居民，提供了基础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

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合作医疗失去了赖以依靠的行政组织依托和筹资支撑，赤脚医生的收入也没了来源。大部分大队卫生室承包给了赤脚医生个人经营。由于不再实行合作医疗，群众看病完全自费，赤脚医生就有资金去采购药品了。而“赤脚医生”这个名称所蕴涵的历史意义和现实载体也发生了改变，1981年，国务院首次提出用“乡村医生”代替“赤脚医生”。1985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正式提出：今后凡经过考核已达到相当医士水平的，称为乡村医生；达不到医士水平，都改称为卫生员。逐渐的，“赤脚医生”在称呼上被终结，其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也落幕了。

合作医疗及“赤脚医生”退出历史舞台后，原有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体系遭到破坏，乡医院、村卫生保健站经费、人员、技术都得不到保障，有的卫生所名存实亡，一方面，农民又回到了完全自费看病的老路，失去了基本的医疗保障；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渗入，医疗服务价格和医药价格增长远远超出农民收入的增长，医药费往往成为很多农民一项难以承受的支出，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在农村十分突出。一些早先基本灭绝的疾病，如肝炎、霍乱、结核、痢疾、出血热、炭疽等传染病在局部地区重新流行起来。甚至封建迷信也开始泛滥，有些地方出现一些游医药贩，打着祖传秘方的旗号卖假药。

有鉴于此，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各地不断推广开来，2010年前后，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居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与此同时，许多地方之前已经解体的村卫生所重新组建，曾经消失的乡村医生培训也再次恢复。

农村题材影视剧中也会有卫生所出现。来源/电视剧《乡村爱情》截图

农村卫生所等医疗机构的兴衰，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状态。诚然，无论是旧的合作医疗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上，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尽善尽美，但它在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问题上确实发挥了兜底作用。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农民医疗保障的社会意义已经超过其自身的医疗属性，而上升到影响社会稳定的层面。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仅仅是建设多少卫生所、培训多少乡村医生的事，而是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建设全面覆盖的国民医疗体系。

参考资料：

1.李德成：《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研究（1955-1983）》（D），浙江大学2007；

2.许三春：《清以来的乡村医疗制度：从草泽铃医到赤脚医生》（D），南开大学2012；

3.江西省调查联合诊所初步总结，《江西中医药》1954年1月。

END

作者 | 番茄汁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苗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