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W. S. 阿特韦尔认为，明朝政府的灭亡与当时白银进口的锐减有关。从1610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中国白银进口大幅减少。1618年至1636年，明廷为对付农民起义和满族入关，将赋税提高了七倍。由此造成流通中的白银减少和银贵钱贱，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明末果然因国际动因，造成了白银减少吗？
《瑞应麒麟颂》。此画描绘了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榜葛剌国进贡的麒麟，由明代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沈度于永乐十二年作序，宫廷画家绘之，并将此序誊抄于画上，图中麒麟应为索马里网纹长颈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17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国白银输入主要来源地的日本、西班牙，在外贸政策上发生了变化。此期间，在中国海域出现了新兴力量——荷兰。1630 年之前，荷兰持续对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商船发动劫掠。在中国沿海，荷兰人持续进行骚扰，多次对澳门发动攻击，与明廷及郑氏海上集团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影响了海外贸易。
1634年至1635年，西班牙国王推行新的贸易限制政策。1639年至1640 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了两万多名中国人，导致马尼拉和中国贸易额急剧下降。荷兰持续封锁果阿和满剌加航道，澳门遭到孤立。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拒绝葡萄牙船只进入长崎贸易，同时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之后日本白银出口大幅下降。1642年，澳门葡商得知葡萄牙国内爆发反对西班牙王室的战争，停止了对马尼拉的贸易。
据此，W.S.阿特韦尔认为：“国际贸易和白银输入导致明朝政府无法解决的困难。明王朝于1644年春天灭亡，虽不能简单解释为由于白银进口的猛烈下降，但白银进口的下降确实加剧了它的困难和动摇了它统治的基础。”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后，其地位很快被中国商人、荷兰人给取代。虽然荷兰人持续发动骚扰，但此期间中国海商与长崎、马尼拉的贸易并未停止。至郑芝龙集团肃清沿海各股海盗集团，与荷兰人达成妥协后，稳定了海上秩序，中国沿海商船与马尼拉、长崎的贸易持续进行。
《东西洋航海图》又名《塞尔登中国地图》，是一幅17世纪的地图，原作者不明，共标注105个地名，范围涵盖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与印度的一部分，其中清晰标注了明代港口月港，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倪来恩、夏维中研究认为，在朱印船贸易时期，1610年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不过八万公斤，1620年为十万公斤。日本宽永十二年（1635），幕府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朱印船贸易告终，此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为十一万公斤。1637年，回升到二十万公斤左右。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逐，反而导致了荷兰、中国商人对日贸易上涨，当年有十七万公斤白银被运往中国。1643 年，在大明灭亡之前，一片混乱之中，日本白银输入量下降至七万公斤。日本对华输出白银的数额，在明亡之前常有波动，这不能说明日本外流白银的急剧下降，这也不能说明由于白银输入量的下降，导致了大明王朝的银荒，引发了危机。
日本之外，中国与南美洲的银丝贸易在此期间并未萎缩，西属美洲白银仍和17世纪初一般，大量流向中国。1602年及以前，每年美洲白银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数量为二百万比索；1604年12月，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发布赦令说，每年运到菲律宾的二百余万比索的银子，最后都流到中国去了。1630年，一名传教士写道：“中国每年驶往马尼拉的船只经常有四十艘，或四十艘以上。这些商船又往暹罗、柬埔寨等国贸易。它们把世界上所有的银子都运回去了。”1637年，菲律宾总检察长孟法尔坤向西班牙国王报告：“美洲白银运往菲律宾后，最后流到中国去。如我们所知，中国是欧、亚两洲银子的总汇。”
当葡萄牙人因果阿、澳门之间的航路受阻，不能由欧洲顺利运银来华的时候，西班牙自美洲输入的白银，又被荷兰人转运到东方来。17 世纪中叶前后，荷兰每年有三十至五十艘船只驶往西班牙港口，将白银运走，这些银子甚至占据了西班牙从美洲运来的白银的百分之五十。就在大明王朝灭亡的1644 年，抵达巴达维亚的八艘华船，输入中国货物三千二百吨。由于贸易顺差，中国商船离开巴达维亚回国时，运走巨额白银。因为大量白银流出，1652 年，巴达维亚市场上，深以交易筹码不足为苦，政府被迫准许使用已被剥夺货币资格的钱币来交易。
大明通行宝钞。洪武八年朱元璋效仿元制，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宝钞中间为钱串图样，钱串上为宝钞面额，横题“大明通行宝钞”，两边各有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但朱元璋没有设立准备金制度，宝钞无限发行，不断贬值，遭到民间排斥
航海大发现之后，中国南方很快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之中，白银大量流入，冲击了宝钞、铜钱的地位。明廷推行的宝钞沦为废纸，各种劣质铜钱充斥于市，大量流入的白银得以货币化。白银的货币化，活跃了明代的经济，产生了一批商帮，如洞庭商帮、徽州商帮、福建商帮、广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等。商人通过走海贸易，将国内所产丝绸、生丝、瓷器、药材等行销海外。海外贸易的兴盛与白银的流入，带动了国内手工业生产，刺激了就业与消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化。白银的大量涌入，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提供了必备条件。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各项杂税，折为银两征收，淘汰了往日落后的赋税制度。一条鞭法通过支付银钱，免去力役，将个体从人身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从事各领域的生产。白银的流动带来了南方各地的富裕，使富人与士人有财力过上奢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对权力的依赖，由此引起思想上的火花迸发，产生了明代有限的思想启蒙。
白银货币化，标志着原先掌握在官方手中的铸币权移转到民间，而当时的官方对此却没有任何意识。不受控制的白银货币，冲击着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问题。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东南沿海诸省，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一条鞭法推广于全国，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白银普及使用，大量人力从劳役中解脱出来，投身于手工业之中。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白银货币化尚未完成，官方却硬性要求民间以白银缴纳赋税，由此在北方产生了巨大问题。
《南都繁会图卷》（局部）。此图卷描绘了明代南京城市商业兴盛的场面。画卷内共绘有1000 多个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和109 个商店的招幌牌匾，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画卷所绘的招幌匾牌中有“东西两洋货物俱全”招幌，隐约地透露出了明代中外贸易的发达程度。画卷上的人物，衣饰奢华飘逸、颜色鲜艳亮丽，隐隐暗示着明代中后期都市生活的奢靡之风以及对明初规定的各种等级制度的僭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为了换成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粮食低价抛售，导致民间贫困。顾炎武在山东登莱等地，看到滨海之人因为地理偏僻，无白银可以缴纳赋税。后至关中，顾炎武看到民众丰收，却仍然要售卖妻子。为什么呢？有粮谷却没有白银。白银货币在北方各地造成了无数矛盾，导致自耕农破产流入社会，而北方社会又无法如南方那样，提供更多的手工业岗位。如果再遇上天灾，就会导致生计无着的无地流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汇集成冲击大明王朝的洪流。
农民出卖米粮，换取白银，在米粮店遭到各种手法的欺诈，至缴纳赋税时，又被官方以各类手段欺压。而明军以白银发军饷，军人再以白银折价购买粮食，整个过程遭到层层盘剥，“民穷于内，军馁于外，是一法两伤”。辽东巡按熊廷弼目睹两名军人买饭吃，一人说：“我钱少，买薥饭吃。”另一人说：“我买面吃。”买薥饭吃的用银五分，买面吃的用银一钱二分。二人都没有吃饱，相对嗟叹而去。
白银货币化之后，它将货币的发行权，从政府转移到了民间。明初一度想通过发行宝钞，控制货币发行，进而控制整个社会的财富。但到了明后期，政府已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再也不能通过发行货币来掠夺社会财富。这也是万历帝采取强制手段，派出大批矿监税使赴各地，明目张胆地进行白银掠夺的原因。
赋税白银化后，造成的新问题是，它更便利了官员的贪腐。往日赋税，采用本色缴纳时，官员虽有贪欲，却无从下手。改为征银缴纳赋税之后，在白银缴纳时，官员从秤兑、收柜、辨色、倾煎和装鞘等各个环节中，均可上下其手，加以贪腐。在此过程中，从王公贵族到地方官员再到富豪，手中获得了无数白银。这些白银有部分进入市场流通，用于消费各种奢侈品，还有相当部分则被窖藏。
一些观点认为，明末的经济问题，一则是国外输入白银的紧缩，二则是白银大量被窖藏。国外输入白银，从长期来看，总有起伏，但一直在持续不断输入。至于窖藏，则多为文人夸张笔调。明人记录云，太监刘瑾所藏白银“银元宝五百万锭，约银二十五千万两，银一百五十八万零三千六百两”，加上其他各类财富，总数约在三亿两，则绝无可能。明代百余年海外贸易，所流入国内的白银，亦不过此数，难不成所流入的白银，都被刘瑾窖藏了？此为文人夸张笔法所记录。
明末的经济问题，不是白银进口缩减导致，也不是白银窖藏所带来的流通量锐减。
彭孙贻《平寇志》载，大顺军占领北京后，对明宗室、官员及富户加以拷掠，数日之间，“其所得金，大约侯家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实际上，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从明内帑及各处搜刮所得，不过几百万两。康熙帝后来曾云：“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银二百万两，我朝大兵至，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后世至今，犹津津乐道李自成的宝库。
明代白银窖藏的量虽然巨大，但是相比持续不断流入的白银，及官方在宫廷奢侈品消费、军饷开销上大规模抛出的白银，其数量少得多。明代并不存在流通白银严重短缺的问题。来自日本、美洲的白银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由此推高了物价，出现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将白银加以窖藏，起到了吸纳货币的功能，使得大量流入的白银货币，在短期内未曾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1630年至1640年，欧洲爆发了经济危机，各国普遍出现通货膨胀，引发一系列社会危机。“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了米粮价格上涨、白银价格下跌等问题。
自日本、墨西哥白银进入中国之后，明代一直保持着通货膨胀，但这种通货膨胀，相对并不算严重。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记录，南京素来米贵，万历戊子年（1588），米价为（每石）一两六钱。崇祯庚辰（1640）、辛巳（1641）、壬午（1642）年间，米价涨至（每石）三两六钱。半个多世纪，米价才涨了一倍多，相对也不算特别严重。
据彭信威的研究，不但白银对米价下跌，且对黄金、丝绸等也是价格下跌。明初白银与黄金比为一比四或一比五，至明末则为一比十和一比十三。要获得同样数量的食物，必须要付出更多的白银。但这是将明末与明初对比，已经过去了将近三百年，物价必然发生变动。在白银供给充沛的南方，虽存在通货膨胀，但尚可接受。在白银量供给不足的北方，物价上涨则更为惊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据御史左光斗言：“今日辽东之患不在无银，而在无用银之处，何也？辽自用兵以来，米粟涌贵，加之荒旱之余，石米四两，石粟二两，其一石尚不及山东之四斗，通计一百万之费，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得六两，于银不为不多，而此六两者籴米才一石五斗耳。纵是富人，未免抱金饿死。”崇祯朝北方“米则每银一两，仅买市斗三斗四五升以至五斗而止。豆则每银一两，仅买市斗四斗二三升，以至五斗，七八斗而止”。
大量输入的白银与整个财政体制脱节，才是根本问题。明末时官方四处征战，手中财力窘迫。官方无力对拥有大量白银的特权阶层征收赋税，只能对平民不断加征；这种压力，在白银流通不足、不能提供更多手工业岗位的北方，表现得尤为明显。北方民众的生存压力日益加深，而物价则在不断上涨。当遭遇严重天灾之时，无数破产农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走上暴力求生之路。
在明末，并不存在因为海外流入缩减、窖藏而带来的银荒问题，白银仍在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且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物价。此外，因为持续的天灾所带来的粮食减产，导致崇祯朝粮价暴涨，进而引发了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启祯记闻录》载：“天启五年，吴中饥荒。米价顿加至每一石一两二钱，盖自此始，从前所未有也。小民甚以为骇，后渐习而安之矣。崇祯二年，朝廷责饷东南甚急，苏郡米价涌贵，每粮一石折银一两有余。崇祯十年，米价向来腾涌。冬粟每石一两二钱，白粟一两一钱。此荒岁之价，而吴民习为常矣。”
最重要的是，当中国被卷入全球贸易体系后，大量白银涌入帝国内部。经济上得到大发展的商人们，在政治上却未曾获得任何突破。商人阶层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听任权力攫取财富，以求自保。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大肆掠夺（如万历帝所派出的矿税使、不断加征的赋税），严重破坏了财税体制，反过来又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自然就无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当经济无法成长时，海外贸易所得白银的流入，乃是输血；国内权力的无度掠夺，乃是抽血；而与辽东后金、各地起义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则是放血。权力的肆无忌惮，进一步加深了经济危机，而晚明的经济模式，在以手工业产品输出海外换取白银之外，并无其他的经济增长途径，此时各类危机的叠加，导致整个大明朝廷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中国被纳入全球体系与大量白银的流入，并非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明朝的灭亡，仍然遵循过往的模式，当人口增长到土地所能承受的极限，碰上频繁的天灾，再加上腐朽的政府，层出不穷的战争、饥荒、瘟疫等，慢慢地消耗明朝国力，直至最后一刻，农民起义军和后金（清）军给予了老大帝国以最后一击。
本文整理自《朝贡、战争与贸易：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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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28 11: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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