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孰不从我？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也，谁能违我？”
汉孝献帝建安二年（197），袁术在寿春僭越称帝。他的昔日部将孙策听说后，当即令手下谋士张纮写了封信予以斥责。这句以袁术口吻写成的话，即证明了汝南袁氏的“权之重，势之盛”。
袁术称帝，引起各方不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2010）截图
诚然，自袁安成名后，汝南袁氏连续四世都有人担任三公之职；及至东汉后期，这个家族早已“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成了与弘农杨氏并驾齐驱的顶级豪族。汉末军阀袁绍、袁术，也是在家族余荫之下，才一度成为主导时局的关键人物。
从名不见经传到“天下莫得而比”，汝南袁氏只用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它是如何维持自身门楣不坠，还能更进一步的？
东汉自建国以来，就对儒家经学极为推崇；皇帝也以身作则，时常与大儒、博士“讲经论理”。在皇权推动下，经学与政治牢牢结合，考试多以经学内容为主，以至于全国各地的士子无不研习经学，希望以明经入仕。从启蒙阶段的蒙学到高等教育中的太学，经学无处不在，民间甚至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说法。给儿孙留下一箱黄金，不如教他们研习经学。由于知识和文化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家学渊源的士子更容易步入仕途。
汝南袁氏发家的“第一桶金”，也得益于此。袁安是汝南袁氏第一个位列三公之人，史载，袁安的祖父袁良精通《孟氏易》，西汉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东汉建立后，任成武县令。彼时，阴阳与五行学说大行于世，《孟氏易》以阴阳灾变的角度阐述易学原理，符合上层的统治需求，由此成为显学。东汉经学大家许慎、马融、荀爽、郑玄、王肃等人，都或多或少取资于《孟氏易》。
袁安少习家学，初为汝阳县功曹。“功曹”一职为郡守、县令的重要佐吏，职权颇重，一般由本地人担任。袁安初出茅庐，就能担任县功曹，除个人能力外，世传《孟氏易》这一文化背景自然也是一项重要因素。可仅仅是这样，显然还不够。
任功曹期间，袁安拒绝公器私用，没有以官家身份为上司携带私人信件，可谓廉洁奉公。后有一日，天降暴雪，人皆以乞食为生，唯袁安门前积雪未变。待洛阳令登门拜访后，却发现袁安僵卧在床，面对洛阳令的不解，后者直言道：“大家的日子都不容易，我何必再去麻烦他人？”此话既出，洛阳令为之叹服，遂举袁安为孝廉。而“袁安困雪”也成为一个典故，用来形容士人有操守、安贫乐道。如南宋诗人陆游《稽山雪》云：“冻吟孰窥袁安户，僵卧秃尽苏武节。”
有洛阳令举荐，袁安顺利进入仕途，先后任阴平县长、任城县令、楚郡太守、河南尹，所到之处无不肃然。凭借出色的政绩，袁安平步青云，一路升任为司空、司徒之职，终是位列三公。
由此可见，世传家学只是袁安仕途的“敲门砖”，能让他提前占据优势；至于他个人的品行、操守以及能力，才是袁安能位列三公的决定性因素。是以，当袁氏后人无法达到袁安的高度，但又想维持门楣不坠时，就只好“另辟蹊径”了。
袁安为司徒时，匡扶社稷，维护幼主，不畏强权，并数次与外戚窦氏相争，于是“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凭借这份恩情，袁安后人多以门荫入仕。
安长子袁赏蒙父荫拜为郎官，次子袁敞“初拜郎中，稍迁侍中”，后任蜀郡太守，三子袁敞亦“以父任太子舍人”。郎官是中央或地方官的“预备役”，至东汉时，多以“任子”或“赀选（捐官）”的方式选拔。太子舍人也选自于忠臣良官之家，“轮番宿卫，似郎中”，相当于提前与未来天子打好了关系，如蜀汉“名相”董允、费祎，皆曾任太子舍人。袁安三子的仕途起点，亦可见一斑。
尽管袁安的儿子们都以门荫入仕，但他们仍继承了父亲的清正之风。据《后汉书·袁安传》记载：“安子京、敞最知名。”除记载不详的袁赏外，袁京、袁敞皆习《孟氏易》有所得，袁京后来辞官归隐，多次拒绝朝廷征辟，贤名远扬；袁敞“廉劲不阿权贵”，有其父之风，后累迁至光禄勋、司空，成了汝南袁氏第二个位列三公之人。袁敞有一子袁盱，也累官至光禄勋，在“跋扈将军”梁冀专权之时，袁盱“不相阿附”，亦有清名。
汝南袁氏谱系示意。制表/瀛洲海客
同为第三代，袁京二子袁汤、袁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袁汤举孝廉入仕，不仅当过司空，还因为拥戴桓帝有功而获封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成为汝南袁氏首个封侯之人。与之相比，身为兄长的袁彭在道德上的表现更为出色，他承袭了袁氏一门的清正廉节之风，被时人比作著名贤臣贡禹、第五伦。然而，自袁汤与袁彭之后，汝南袁氏有了明显的“清浊之分”。
袁彭有一子为袁贺，贺又生袁闳、袁忠与袁弘，忠又有一子，是为袁祕。从袁彭到袁祕，祖孙四代皆安贫乐道，有忠正清亮之名，颇有袁安遗风。袁闳虽然生活贫苦，“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却坚持不受袁逢、袁隗的资助；就连看望父母也要变更姓名，不愿招摇过市。
反观袁汤的三个儿子：袁成、袁逢、袁隗，既不以家学入仕，也未见其突出能力，但最终却个个身居高位。这是因为，袁氏自第四代开始结交外戚、宦官，甚至阿附权贵。袁汤长子袁成，即袁绍名义上的“父亲”，其为人好交结，人脉广阔，是大将军梁冀的重要谋主，深得其重视，当时有“事不谐，问文开”的说法。袁成早夭后，袁逢、袁隗勾连中常侍袁赦，互为表里；彼时宦官势大，而袁氏家族亦“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袁氏子弟承袭家学、秉持操守，再加上家世庇荫，想要平步青云，似乎也并非难事。既然如此，为何袁逢、袁隗不惜舍弃清名，也要选择这条捷径呢？
袁氏家族的选择，更像是一种“自我调节”。东汉中后期以来，社会风气与政治环境的显著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汝南袁氏以及其他世家大族的心态。
首先，两汉家学逐渐衰落。
学问是高尚的，也是功利的；对两汉士人而言，更是如此。世人读书、求学，似乎都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想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或者说，改善生活、出人头地乃至光耀门楣。因此，家学才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一种学术传承，更是延续家族政治利益的必要手段。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学问与仕途之间是牢牢绑定的。但东汉中后期以来，学问就不那么重要了，世家子弟想要入仕，多的是办法：家世和名气已经取代学问，成为影响仕途的决定性因素。文人之间“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以达到养名目的；负责察举的官员则以主观标准为依据，给公族子弟大开后门，“举孝廉”也成为他们镀金的第一步。家学带来的政治收益减小，人们对它的追求也就可有可无了。
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连续几代因此获益，顺风顺水。身居高位，政治和人脉资源的积累也将更加容易，故袁汤之后，袁氏子弟鲜少研究学问，家学的衰落不可避免；与袁绍同辈的袁弘，甚至徒步寻师求学，足见袁氏家族的文化氛围已大不如前，这便为其日后由文转武埋下了伏笔。
其次，社会风气竞相豪奢。
袁氏发迹之初，尚能秉持气节，“袁安困雪”还传为一时美谈，是后辈子弟的学习榜样。然而，东汉自建立以来，上层社会就存在着豪奢之风。尽管皇室以身作则、厉行节俭，但这种风气并未得到遏制，汉明帝马皇后“衣不缘饰，裙不曳地”，但她出身的扶风马氏却是闻名天下的巨富之家，向来以豪奢著称。
《袁安卧雪图》（局部），传为元朝颜辉所作。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随着中央皇权衰落与地方中小地主的崛起，经济资源集中在少数贵族之家，豪奢之风也开始席卷全国各地。尽管人们还对清贫高士保持着高度评价，回到家中，他们仍会沉迷享乐。身为东汉王朝的顶级家族，汝南袁氏很难在这种环境下不受影响。优渥的物质条件，让汝南袁氏放低了道德门槛，解开了“清正之名”对自身的束缚。
袁绍的叔叔袁隗，迎娶马融之女为妻，生活无比富足；而从小锦衣玉食的袁术，更是一个典型：在占领寿春后，他奢侈无度、横征暴敛，就连兵败以后，这位走投无路的仲氏皇帝还想着再喝一口蜜水。
最后，政治环境愈发险恶。
东汉皇帝早夭，自和、安二帝后，宦官与外戚轮流执政，以至于朝政日趋黑暗，引发了清流士人的激烈抗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汝颍士人集团”。汉末至西晋十六国，流传着“汝颍多奇士”的说法。东汉中后期，闻名天下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中，有颍川人李膺、荀翌、杜密和汝南人陈蕃、范谤、蔡衍、陈翔；尤其是陈蕃和李膺，更是士大夫公认的领袖，在社会和朝堂上都拥有极大影响力。
围绕在陈蕃、李膺身边的汝颍士人，因为对抗宦官与外戚的经历，在赢得颇高声名的同时，也遭遇了残酷打压。陈蕃、李膺、杜密、范谤、荀昱等人相继遇害，幸存下来的荀爽、陈纪等名士也被禁锢终身。党锢之祸后，一批汝颍士人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
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典略》记载：“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绲慕衡势，为彧娶之。”又据《后汉书·荀彧传》记载：“绲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无论荀琨是被动还是主动，他都与宦官唐衡结成了亲家，这显然是汝颍士人对时局的妥协。就连“颍川四长”之一的陈太丘陈寔，也选择明哲保身：宦官张让之父去世后，他主动前去吊丧，赢得了张让好感，“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
可惜，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其他汝颍士人作为抗议主力，很难不会被宦官集团重点“关照”。在两次党锢之祸后，遭遇重创的汝颍士人暂时沉寂，等待日后的复兴。而这个机会，正是汝南袁氏带来的。此为后话。
与荀琨、陈寔一样，袁隗对待宦官也是尽量交好。据《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记载：“（袁绍）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於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影视剧中，与曹操论政的太傅袁隗。来源/电视剧《三国》（2010）截图
乍一看，袁隗、袁绍怕了宦官集团；但实际上，这正是汝南袁氏的高明之处。袁隗与宦官的和平相处，不仅维持了家族荣光，也让汝南袁氏成为汝颍士人在朝堂上仅存的一支力量；汝颍士人若想入仕，必然要通过汝南袁氏。这将会是一笔庞大的政治资源，同时也进一步坐实了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的事实。
此外，汝南人许邵、许靖主持的“月旦评”，也应当是在汝南袁氏这个地头蛇的默许下进行的；作为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人物品评盛会，其对舆论的影响亦不容小觑。这些资源，都为袁绍、袁术二人日后的割据提供了很大助力。
从清正到巨富，汝南袁氏只用了数十年时间，其急剧扩张的背后，必然伴随着以权谋私与土地兼并。这绝非个例，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一旦取得政治上的高位，就会“收获”大批土地和人口，进而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正因如此，汝南袁氏才能迅速从文官世家转变成以袁绍、袁术为核心的割据军阀。
自袁安以来，袁氏子弟多出任光禄勋、太仆或地方郡守；至袁成与大将军梁冀交好时，始任左中郎将。被过继给袁成的嗣子袁绍，亦是大将军何进的心腹谋士，后出任中军校尉，仅在上军校尉蹇硕之下。而袁绍与外戚何进同谋，必然有家族支持，其背后的主导者正是他的叔叔袁隗。
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汉灵帝驾崩之后，“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紧接着，小黄门蹇硕、骠骑将军董重（太后之侄）与董太后（灵帝母）便惨遭何进清洗。蹇硕一死，袁绍顺理成章接管西园军；而外戚董氏的谢幕，也保证了大将军何进与何太后的利益。
在袁隗的默许下，何进顺利掌握朝政大权，并采纳袁绍的建议，征召四方猛将入京谋诛宦官。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何进稀里糊涂地死在了宫中。随后，袁隗、袁绍、袁术像是早有准备一般，不仅备好兵马一举铲除了宦官及“无须者”共计两千余人，还矫诏杀死了宦官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与河南尹许相，牢牢把持了朝政。
影视剧中，何进被杀害。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截图
袁绍、袁术年轻时的游侠梦，终于实现了。他们少时以侠气闻，招揽奔走之友，为这场宫变做好了充足准备。汝南袁氏也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决，并一举铲除了宦官，可谓振奋人心。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胜利果实，因为董卓来摘桃子了。
讽刺的是，董卓一度是袁隗眼中的自己人。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吴书》记载：“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董卓是良家子弟，又是袁隗门生，这让他很容易得到汝南袁氏的信赖，毕竟东汉时期的恩主与故吏，是一种非常牢靠的“君臣关系”，没有多少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叛自己的恩主。
可董卓偏偏就敢。他能进入洛阳，原本有袁隗支持。据《太平御览》引《续汉书·献帝纪》记载：“昭宁元年，董卓住兵屯阳苑，使者就拜司空。”昭宁是少帝刘辩年号，始于公元189年8月，而在何进死后有资格做出这个决定的，除了皇帝就是袁隗。不难看出，袁氏家族希望借助董卓的军事力量，继续稳固其在朝堂上的地位；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董卓成长于边地、“久习夷风”，不可能被中原士人标榜的道德所束缚。
董卓入洛后，兼并何进、何苗兄弟的部曲，又策反吕布，得到了并州军的支持，实力大增。权欲熏心的他为了更进一步，欲废帝另立，但此举遭到了袁绍的强烈反对。后者忌惮董卓兵强，遂乃出奔洛阳，打算“曲线救国”。不过，袁绍想救的“国”并非是东汉王朝，而是汝南袁氏的更进一步。
影视剧中，袁绍对董卓的作为深感不满。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截图
君不见，董卓掌权后，为培养自己的力量，令吏部尚书周毖、尚书郎许靖以及伍琼、何颙等人负责选举，提拔大批“幽滞之士”进入中央或地方为官。
周毖，汉阳人，“卓信之，而阴为绍”；何颙，南阳人，袁绍的“奔走之友”；至于许靖、伍琼，更是袁绍的老乡汝南人。看来，袁绍提前留了一步后手。故张邈、韩馥、刘岱等人前往地方为长官后，纷纷响应袁绍号召，加入关东联军，共誓讨董。汉末乱世的序幕，也在盟主袁绍、副盟主袁术的主持下，缓缓拉开……
凭借家世，袁绍、袁术拿到了最好的牌。袁绍坐拥冀、青、并、幽四州之地，成为河北霸主；袁术横跨江淮，僭越称帝，威风一时。尽管如此，袁氏兄弟都没能把成功手中的好牌打出“王炸”效果，并最终为曹操做了嫁衣。
乱世之下，需要重新洗牌，汝南袁氏就是被曹操洗掉的那张好牌。故三国以后，昔日鼎盛的汝南袁氏，自此烟消云散；反观低调的弘农杨氏，却在西晋以后再度辉煌……
参考资料：
1、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5
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3、胡宝国：《两汉家学的变化》，《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1.1
4、胡秋银：《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5、劉政陞：《東漢晚期的政治動態——以袁紹、袁術為中心》， 臺北市立大學硕士论文，2015.1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2-26 01: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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