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使臣陆贾第一次来到番禺（今广州）时，南越王赵佗用个性十足的的方式接见了他。
这是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一统中原后，意欲收服割据岭南的赵佗，于是派陆贾南下劝降。
赵佗身居岭南多年，自称“蛮夷大长老”，平日里身穿越人服饰，头发梳成椎髻，见到陆贾时，他双腿向前叉开而坐，没有半点儿中原礼俗的样子。
陆贾当面数落他，赵佗还不服气，说：“假如我当时也在中原逐鹿，哪见得就比不上汉皇呢？”
清代学者屈大均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意思是，广东自古远离中原，受中原声威教化的影响较小。
用王道正统的观点来看，古代岭南的发展史，似乎是一段接受中原教化的历史。从中原进入岭南的移民，历来被描述为传播文明的使者，中央朝廷的每一次变动，都有可能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但是，中原帝王都的声教，并非文明的唯一标准。从广州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同力量之间长期的博弈与交融。
▲广州陈家祠屋檐的传统雕塑。图源：摄图网
林语堂评价广东人，说其“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这种性格似乎从两千多年前就被刻进了岭南的文化基因。
南越王赵佗本是河北人，早年在秦朝当官，他之所以在岭南割据称雄，还要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的一次远征。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囊括四海的步伐伸向了五岭以南的疆土，命屠睢率领50万大军南征百越。史书记载，此战十分惨烈，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尉屠睢一时轻敌，遭到越人夜袭，当场阵亡，百战百胜的秦军在南征途中狠狠地摔了个跟头。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军吸取教训，先在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灵渠，确保后勤补给，并训练精锐的水军“楼船之士”，随后以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再次出兵岭南。
四年后，任囂与赵佗率领的秦军平定岭南。秦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其中任嚣为南海尉，总领岭南全局，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南越。
岭南，包括今广东、广西及海南等地，先秦时聚居于此的越人被称为“南越”。
任嚣对岭南的经营一直持续到了秦末乱世，为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史书将他与当时在北方防御匈奴的蒙恬并称：“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嚣，恩洽扬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
这一时期，来自中原的戍卒、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与谪吏，为岭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并与土著的越人通婚。
任嚣采取宽松政策，“抚绥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复加荒裔”，接受南越习俗，与越人和睦相处。他任职数载，越人皆诚心归附。
公元前208年，秦朝灭亡前夕，任嚣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他已经走到生命尽头。于是，任嚣召赵佗到番禺，临终前将岭南托付给他，说：“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当时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
秦亡之后，赵佗不负任嚣所托，迅速派兵切断通道，严守关口，在番禺自立为王，史称“南越武王”。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为东江、北江、西江三江相汇之地。南岭以南，三江来水分别从博罗田螺峡、清远飞来峡、肇庆羚羊峡倾泻而出，汇入珠江，奔涌向海。
由于古时候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当地人习惯将穿城而过的江河称为“海”，称今黄埔南海神庙一带为“大海”，而“小海”指今荔湾一带。
在古代，广州不仅坐拥浩荡江水，还有三十余峰逐级而下，其中，以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番山、禺山为第三级。
屈大均在《广州新语》中描述广州的山势时说：“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越）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番山、禺山大约在一千年前随着广州城市建设而被夷平，后来逐渐退出历史。
直到南越国灭亡的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仍然觉得依山临水的广州城有“王气”，下令在越秀山修建望海楼（后改称镇海楼，即现在的广州博物馆馆址）。
这座雄伟的五层高楼取“威震海疆”之意，表面上像是一个观景楼台，实际上代表帝国对这片海疆的统治。按照当时统治者的迷信心理，其修建是为了镇压广州的“王气”。
史书记载，赵佗活了一百多岁。
在赵佗统治期间，南越国长期处于承平年代，他继承任嚣的政策，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南越风俗，对南越旧俗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并鼓励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南越土著通婚，此即“和辑百越”。
当年陆贾见赵佗时，指责他“反天性，弃冠带”，整天和越人混在一起，想要以区区南越之地与大汉天子抗衡。
这是因为，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看，赵佗割据自立，身着越服，是落后的表现。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赵佗摆出“椎结箕踞”的姿态，更容易与越人打成一片，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移风易俗，史书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
这种“文理”正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初次融合，在赵佗的领导下，南越国也渐渐学习了来自中原的音律、衣食、人伦、语言文字、政治制度。
赵佗去世后，南越国又存在了二十多年。汉武帝在位时，派五路大军直捣番禺，灭南越国后，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合称“交州九郡”。
南越国灭亡后，汉朝将岭南的政治中心移往苍梧郡广信县，意欲削弱番禺的政治地位，却不经意间唤醒了此地的另一个特性——平民属性。
当时，番禺昔日的王室禁地变成了平民区，大量民众涌来，在王城的城墙下贩卖商品，建起了广州最早的“城中村”。
▲现在的广州：高楼与城中村融为一体。图源：摄图网
据《史记》《汉书》记载，当时的广州已经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商品集散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北方中原的主角似乎总是赫赫有名的明君贤臣、名将大儒，而远在南方的番禺，却把历史的舞台让给了无数默默无闻的商贩。
三国时期，孙吴统治下的交州划为交、广二州分治，其中广州的州治为南海郡番禺。
广州由此得名。
孙吴大臣步骘南下到广州为官时，登上象岗山，遥望珠江烟波万顷的壮阔景象，才知道当初赵佗为何会选择这里作为王都，赞叹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只因古人常将广州的江河称为“海”，所以步骘说，这里真是海岛上的肥沃之地，是宜于建立都城的地方。
于是，步骘筑立城郭，围绕着曾经的南越国王宫，对番禺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营建。
步骘扩建的广州城在南海之滨焕然一新，直到两晋之际，这里仍是庇护南下移民的世外桃源。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十室九空，远在越秀山下的广州城却是一片平静祥和的乐土。有个南下移民去世后，在墓砖上刻下：“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南朝梁武帝在位时（502年-549年），菩提达摩从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达摩祖师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史迹：一处是今广州上下九步行街旁边的“西来初地”，这里相传是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另一处是光孝寺的“洗钵泉”。
广州光孝寺原是南越王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期孙吴学者虞翻被贬广州后，来到赵建德的故园中讲学，每次前来听课的学生多达数百人。虞翻在园中栽种树木，人们将这个园子称为“虞苑”。到了虞翻去世后，这个园子被捐出作为寺庙，因为其前身为王苑，故俗称“王园寺”。
达摩祖师在广州登岸后，见王园寺的和尚每天都要到外面挑水喝，就告诉和尚们，寺院的地底下有黄金。
因为王园寺曾是南越国王故宅，又是大学者虞翻讲学之地，大家都相信其中确有宝藏，就跟着达摩，挑起锄头往下挖。挖了几丈深后，黄金没找到，却挖出了甘甜的泉水。正当众人失望时，达摩却说，这不是用黄金的斤两可以来计算的。
据《光孝寺志》记载，人们在这里打了一口井，称为“达摩井”或“洗钵泉”，其“味甚甘冽，盖石泉也”。
到了唐代，六祖惠能到广州时，光孝寺（当时名为乾明法性寺）有了“风幡之论”的著名典故。
当时，印宗法师在寺中讲涅槃经，讲了一半，指着飘动的幡说，问大家是幡为何而动。
有人说是幡在动，有人说是幡随风而动。
正当众僧为此争论不休时，惠能来到寺中，插话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乃仁者心动。”
菩提达摩在广州登岸，开启中国禅宗的历史，其实蕴含着广州另一个古老的属性——海洋属性。
秦汉时期，广州流传的果布、珠玑、玳瑁等商品多来自于海外。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红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也是海外舶来品。甚至就连秦始皇发兵征服岭南的原因，一说就是看上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早在先秦时，“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这条从南海出发，通往东南亚等地的航线，即“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珠江“八门入海”示意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外商船“岁十数至”的繁荣景象。
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这是说，广州的刺史在城门附近转一转，就能收获几千万钱财。
隋朝灭南陈，一统南北后，接管了广州的海外贸易市场，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隋朝加重对商人的盘剥。于是，番禺人王仲宣起兵反隋，以恢复南陈为名，引兵围广州。
隋朝不得不派兵平叛，解广州之围，随后请出本地土著领袖冼夫人安抚民心，才平息了这场动乱。
为此，隋文帝杨坚规定，“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拆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确保海上贸易畅通，禁止广州官吏不得从海外客商身上侵吞牟利。隋代，广州“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隋炀帝时，在锐意经略海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岭南的统治。
自隋炀帝起，朝廷在广州建南海神庙，祭祀南海神祝融，祈求海不扬波，风调雨顺。南海神庙的意义不仅在于祭祀，它也是王朝统治的象征，南海神被朝廷推崇，南海也受帝国管辖，但这种超越人间的力量是王朝统治者赋予的，以此宣称这片山海已被纳入帝国的体系。
到了唐代，从南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乃至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有了一个官方名称——广州通海夷道。
此外，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使院。这一时期，“广人与夷人杂处……日发十余艇……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号称“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六祖惠能在广州留下“风幡之论”典故的时代，除了佛教外，还有无数外来文化在广州争奇斗艳。
从这条伟大航道而来的外国来客，在广州“蕃坊”定居，做生意，购田宅。唐代的蕃坊在广州西城外，大致以今光塔路为中心，始建于唐时的怀圣寺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蕃坊的居民以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为主，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等不同宗教。
商贾骚动之下，广州开放包容。但即便是强盛的大唐帝国，对广州这种重利的风气还是看不惯的。
农为本，商为末，官府认为商人都是逐利之徒，广州一带“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而商人表面上对官员毕恭毕敬，背地里也与官府若即若离。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广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官商矛盾。
当时，有些商人不堪官吏的任意盘剥，向广州都督路元睿告状。然而，路元睿不顾商人们的说辞，只知官官相护，判定商人有罪。这激起了商人们的愤怒。
那时有钱人家中经常用“昆仑奴”（即东南亚一带的“黑人”）作为仆役。其中一个商人的昆仑奴闯入官署，提刀杀死了路元睿及其十多个亲随，并带走了路元睿的尸首。昆仑奴完成刺杀之后，与商人登船入海，逃之夭夭。路元睿死后，人们从他家拉出了几大车金银珠宝。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广州又发生了所谓“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的事件。
中国史籍中常引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描述，认为这是大食、波斯等国趁乱出兵攻打广州的事件。但在阿拉伯等国的史籍中都找不到相关记载。
有不少人认为，作乱的其实是居住在广州的蕃客，这背后也是官与商、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冲突。
蕃商攻入广州城，“劫仓库，焚庐舍”，其主要目标都是官衙与官仓。由于地方官上报朝廷时不敢名言，而是夸大其词，在史书中就变成了兵众攻城的历史事件。
唐代广州的繁华如梦，后来被黄巢起义军踏碎。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私盐贩子出身的黄巢率领他的军队攻入广州。黄巢看重广州“市舶宝货所聚”的金山银库，却在掠夺之后，将对唐朝的满腔愤恨发泄到广州城上。
史载，广州“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黄巢四面纵火，大肆焚烧，使广州遭受自东汉末年以来最严重的灾祸，同时，大批居住在蕃坊的蕃客也被黄巢屠杀。《中国印度见闻录》说，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徒等，总共有12万人死于这场劫难。
由于黄巢手下大都是北方人，南下后水土不服，疫病大发，黄巢只好放弃广州，再次挥军北上，攻打唐朝都城长安。但就是黄巢在广州短短停留一个月期间，广州至阿拉伯的通航被切断，听说黄巢大肆屠杀蕃客后，直到唐朝灭亡（907年），外国船舶都不敢来广州了。
五代十国时，割据广州的南汉政权在国内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建蕃坊，再度开海，才修补了黄巢起义留下的创伤。
《南汉书》声称，诸国之中当属南汉富甲一方，“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南汉君主虽然暴虐，却支持宽松的营商环境，广州远离北方的军事打击，故而民安物阜，经济繁荣。
在此后以海上贸易闻名世界的宋元时代，广州城再度走向复兴，但也存在一条隐秘的暗线。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1-25 05: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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