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阁峥嵘而崔嵬”描述了剑门蜀道的恢弘景象。战国时期，古蜀道开始出现，剑阁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为后世数千年来陕西地区入川必经道路之一。大名鼎鼎的剑门关就是剑阁道最为人所称道的交通要汇。然而明代时，由陕入川的官道却不再经过剑阁（今广元），而是向东绕行保宁府（今阆中）去往成都，驿站也随之大幅增加。至清康熙年间，剑阁道又重新成为人们的交通选择。明清时期，剑阁与保宁府两地在人们道路选择中国的“角逐”，不仅深受路险远度及修路技术和财力投入的影响，更与明代保宁府的政治经济格局息息相关。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留下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与“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千古名句。蜀道究竟是什么？真的有这么困难吗？剑阁是什么，与蜀道有什么关系呢？
千年之前，从中原前往成都平原地区十分困难，但这并没有打败古老的先民们，他们发挥自己的智慧，翻越秦岭和大巴山，探寻了一条从关中地区进入巴蜀地区的新道路——古蜀道。古蜀道经过的地区常群山环绕、山石蹉岈、寸步难行。《蜀道难》中描述了“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生动画面，诉尽了蜀道昔日的艰险。
山崖缝隙间的蜀道。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第二季）截图
自古以来，蜀道的概念一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蜀道指古代四川通往四面八方的许多道路。而狭义的蜀道则是秦蜀古道的专有名称，指古代历史上翻越秦岭、巴山，连接关中与四川盆地等一系列道路的统称。如今，学者们将蜀道定义为，历史上连接关中盆地与成都平原，穿越秦岭巴山，分布于川峡之间，因交流融合形成的一系列官驿大道和文化交流道路的统称。
随着自然变化与战争的影响，这七条蜀道时毁时修，相互交替地使用了数干年。古人在陡峭的悬崖之上修建了如此壮观的驿道，不仅是历代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古蜀道更是承载着陕川人们来往的美好希望。
数千年来，蜀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变化，但总体基本上仍沿袭着“北四南三”的七条主要线路的交通格局。蜀道以汉中盆地为中转站，划分成南北两段。北段以西安等地为起点，穿越秦岭抵汉水谷地的汉中，包括四条线路，从西向东分别为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而南段从汉中开始，向南穿越大巴山、米仓山，最终到达四川盆地的成都等地，包括三条线路，从西向东为金牛道、米仓道与荔枝道。由此，“北四南三”构成了蜀道交通网络的主干。
“南三”中金牛道的历史与秦统一天下密切相关。战国中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迁都咸阳，国力逐渐强大，意图统一天下。于是，秦惠文王将战略重点转向西南地区，尤其是蜀地，以求东进。因此，金牛道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多年以来，秦人一直有利用交通建设来推动军事征服的传统。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记载：“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学者根据文献推断，“道险狭难至”的这部分就是从汉中至成都的蜀道南段，即金牛道。因此，传说中便出现了 “石牛便金”与“五丁开道”的故事。秦国开凿修筑完毕后，金牛道的道路路况有了明显改善与进步。自此，秦国军队从关中出发，通过褒斜道到达汉中后，紧接着就可以顺着金牛道直达川内腹地。因此，一条贯通了关中、汉中与蜀中的交通路线就此形成。之后，秦国军队就顺着这条路线南下，实现了灭蜀灭巴的战略意图，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的主角剑阁道就是“南三”中西线金牛道的南段。而剑阁道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剑门关。剑门关位于今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门关镇，与雁门关、函谷关、仙霞关并称中国四大古关口，有剑门天下险之称。
著名的剑门蜀道。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第二季）截图
三国时代，蜀汉和曹魏都将栈道作为缩短运输路线和兵力投送的工具。其中，蜀汉因地理因素，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辍，扩建和新建了许多栈道。诸葛亮在修葺旧的栈道系统时，因剑阁的地形险要而以地势之利修建了剑门关。然而，剑门关并没有挡住曹魏灭亡蜀汉的步伐，姜维在剑门关率兵抵抗钟会十万魏军，直至蜀汉降魏。剑门关见证了三国期间的王朝颠覆，而剑门关与古代历史的交汇不仅于此。
魏灭蜀汉战役示意图，来源/李久昌《中国蜀道·交通线路》（第一卷）
唐朝，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使剑阁道与剑门关天下闻名，而这首诗也刻画了唐朝中期的复杂政治形势。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是一条三十里长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了一个天然要塞。李白通过化用西晋张载《剑阁铭》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语句，描绘了剑阁的险要与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直观地表达了其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唐天宝初年，安史之乱揭开了盛唐的遮羞布。历史证明，李白看见了唐朝太平景象治下潜伏着的巨大危机，他因蜀道之难而生的忧虑并非没有根据。
学者研究认为，宋代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等城市为支点，出现了当时全国四大城市带之一的“蜀道城市带”。宋廷为管理金牛道，专门设置了“绵汉剑门路都巡检使”，并设立了与州同级并直隶宋廷中央的剑门关。
由于元朝国祚百余年，长期定都北京，而明永乐年间也迁都北京。因此，四川与陕西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统治者对金牛道的经营远不如前代统治者那般重视。
与元代相比，明代金牛道北段线路几乎未变，而南段（广元至广汉一线）则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上，金牛道南段是广元－昭化－剑州（剑阁）－梓潼－绵州（绵阳）－罗江－德阳－汉州（广汉）这条西线（下图中最左边虚线线路）。但金牛道南段其实还有一条东线，即广元－苍溪－阆中－南部－盐亭－潼川（三台）－中江－汉州线。
蜀道主要交通线路示意图，来源/李久昌《中国蜀道·交通线路》（第一卷），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明代以来，金牛道从广元不再经过剑门之险，反而选择绕道东边的保宁府，时人称西线比东线能近至少200里。现代学者在实地考察中也发现，东线与西线驿道相比，西线从成都出发以平原、浅丘与平坝地形居多，但东线则要不停地翻山越岭，以山地、深丘与中丘地貌为主，道路更加曲折艰难。
因此，从距离里程和通行难易来看，东线明显不如西线。那为何明代要选择一条又险又远的道路为驿道主线呢？这是明代此地区行政建置变化在交通道路上的反映，看看下方明代地图就清楚了。
金牛道南段西线（粉色路线）与东线（蓝色路线）示意图，起点为广元-成都（红色框）。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付喆
自明代起，保宁府（图中蓝色框）的政治地位大大上升，成为分巡川北道治地，清初一度成为四川省会治地。而此时的剑州（剑阁与剑门关所在地，粉色框）只是一个隶属于保宁府的散州。不仅如此，广元也由广元路降为广元府，寻又降为广元州，又再降为广元县，其政治地位一步步降低。
因此，传统西线线路上的诸多城市在明代的政治地位都从属于保宁府，难以与其争锋。除此之外，原来主线（西线）的绵州在明代分属成都府管辖，更加分散了西线线路上城市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与此相对，东线却在保宁府下焕发生机。除保宁府治外，东线上还有潼川州（上图两蓝色框），这两地对明清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巨大。因此，川北的政治中心已移至保宁府（今阆中）。总的来看，明代金牛道地区西线诸城市的政治地位远低于东线诸城市。正是政区地位的变迁，促成了金牛道南段主、支线的易位，西线逐渐被东线取代。
学者认为，行政建置地位是地方地位升降的晴雨表，而交通道路往往依托于政区设置。沿途城市的级别越高，旅人与官员在途中能获得帮助也就越多，这当然是符合常理的。因此，明代由广元去往成都的道路不再经过剑阁，而是向南经过保宁。由于东线里程较远，多出三百余里，因此西线并没有完全荒废，一度形成两线共存并用的态势。
终明一代，阆中是金牛道南段地位最重要的城市，这个吸引力可说是明代金牛道南段东移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如果官道绕开保宁府、川北道，而选择传统的剑阁道在政治上是不合情理的。尤其到了清朝初年，清军在四川地区先后与大西政权和南明政权对峙多年，而清军的基地就是保宁府。在军事上，保宁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清政府再次设省治于此长达十余年。总而言之，行政建置变化与军事需要是明至清初金牛道南段东线的兴起与西线剑阁衰落的重要原因。
随着四川盆地的政治经济重心向东南推移，明末清初，顺庆府与重庆府的地位逐渐超过保宁府，保宁府在整个四川盆地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大大下降。
四川盆地政治经济重心向东南推移示意图。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付喆
在这种背景下，金牛道南段东线路程迂远和路况艰难等问题越来越凸显，东线难以与西线的便利抗衡。自康雍年间，明代兴起的“东线”逐渐变为支线，而在明代沦为支线的“剑阁道”再次复兴，又一次成为金牛道的重要部分。
参考来源
李久昌：《中国蜀道·交通线路》（第一卷），三秦出版社，2015年。
李之勤：《金牛道北段线路的变迁与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
王子今：《古代蜀道的“关”》，《四川文物》，2012 年第3期。
伍磊：《宋元之际四川主要城市地理分布格局演变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辑。
陈俊宇、蓝勇：《“阆中引力”：政区地位变迁对蜀官道走向的影响——兼论巴蜀古代交通路线空间变化的类型及影响因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1-15 09: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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