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湘军之后的湖南，越发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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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湘军之后的湖南，越发充满活力？

Original 罗山 国家人文历史 2022-10-19 05:56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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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期，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湖南走出一支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后，他们从江南弄了几千万两的银子，这一大笔财富，让本是一个边缘穷省的湖南，突然多了很多“流动性”。不仅是巨大的货币财富，更重要的是湖南乡里多了一大批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因为多年的军旅生涯有了超越乡里乡亲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水平，更何况还有不少军官当了地方官员。

反之江南诸省，包括江西、安徽因为战争损失很大。由此，湖南崛起了。湘军为湖南积攒的元气，延续到二十世纪。

长期的文化积累

湖南这片土地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湖南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则始于清初。明代，湖南隶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省会在武昌，这为湖南文教事业发展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阻碍：湖南学子要想参加乡试，要在八月横渡八百里洞庭湖，范仲淹笔下的洞庭湖常有“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险状。若湖面真的连月无法行船，那湖南秀才只好再等三年来武昌考举人。

明代湖广布政使司。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所以，明代湖南地区的科举成绩不能与湖北相比。到了清初，在长沙设湖广右布政使司，此后又升级为湖南布政使司，湖南正式建省，但即使对日后湖南文教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儒王闿运也承认，湖南“至其材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可见湖南的财政税收并不高，到了清代科举成绩仍然不算突出。

然而，与湖南这些硬指标对应的是本地深厚的学养传统。长沙的岳麓书院号称“潇湘洙泗”，洙泗是孔子故里的代称，岳麓书院被誉为潇湘洙泗，可见其地位之重，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宋代大儒朱熹、陆九渊、张栻等在此地讲学，到了明代，阳明心学的几代弟子也在岳麓开坛设讲。湘江上游的衡阳石鼓书院则被誉为“衡湘洙泗”。1619年，对于近代湖南地区文化性格塑造的奠基性人物王夫之就在衡阳诞生了。

岳麓书院。来源/纪录片《大儒朱熹》截图

王夫之是今人颇为熟知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但在清中期前期，他的名声并不如顾炎武与黄宗羲，抗清不成后，他在山中隐居四十年，家中贫困，著述很多拿去送给故交、门生换了柴米，没有经过整理，很长时间内更谈不上有人专门研究他的思想。那么是谁一举将他提升到三大家之一的呢？是被梁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的邓显鹤。邓显鹤将王夫之视为精神偶像，称为“我师”。他发现，王夫之的一部分学术著作被选入《四库全书》，虽然保存下了他的文字，但同样意味着这位反清义士的作品遭到删改甚至烧毁。邓显鹤最终以诚意打动了王夫之的后人，他发现，王夫之后人早已开始对其手稿的整理搜集。最终在鸦片战争结束的1842年，王夫之作品以《船山遗书》的名称付梓问世。这部著作并未将王夫之的作品收录完备，流传也并不广，直到十年之后。

1852年九月，长沙乡下山区走来了三个逃难的中年读书人，年轻的是34岁的郭嵩焘，年纪稍长的是40岁的左宗棠和他48岁的哥哥左宗植，为了避太平军而逃到乡下，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有一套《船山遗书》。在山区的逃难岁月里，三人对同样隐居山间的王夫之佩服不已。左宗棠很快得到了召回长沙守城的命令，在郭嵩焘的劝诫下，左宗棠开启了他三十多年的乱世军旅生涯。此后，郭嵩焘又去湘乡劝动了老友曾国藩出山编练团练，湘军由此诞生。湘军极盛之时，王闿运动情写道：

“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

湘军崛起的冲击

湘军的脚步踏过大半个中国，湖南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由此而来的就是“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有名者如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官至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收复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官至兵部尚书彭玉麟、陕甘总督杨岳斌、两广总督刘长佑、云贵总督刘岳昭、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新疆巡抚刘锦棠都是其中鼎鼎大名者。曾国藩死后，接任两江总督的是湘军总办营务处的何璟，此后是跟随曾国藩镇压捻军的淮军老将张树声，然后是在曾国藩麾下随军办理营务的李宗羲，此后湘军老帅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也先后在此任职，两江总督这个在清初被旗人长期垄断的肥缺，至此被湘军、淮军系统把持了几十年。

由左至右，为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湘军普通士兵待遇也不错，原本就是当年清朝待遇最好的团练，其俸禄甚至远远优于绿营兵，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时口粮多三倍，守兵多四倍，这笔固定收入已经是社会佣工的十几倍，此外打仗立功还有工资，“临阵有能杀贼一名者，功赏银十两，并赏八品军功”。

就这样，随着湘军势力的扩展，湖南突然涌入大量财富。在许多湘军官兵的消费带动下，湘江两岸一时间大兴土木，大建豪宅、园林，长沙城内兴建了十三座“宫保第”，业主有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曾国圣、杨昌濬、刘长佑、刘坤一等，直接把长沙房价拉高了一格，左宗棠有云：“天下皆贫，湖南独富；天下皆贱，湖南独贵”，在当时并不是夸张之语。

此时，当年那个带着《船山遗书》下乡避难的三十多岁青年学者，已经在宦海沉浮中几上几下。郭嵩焘二十多岁时曾在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就是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犯浙东沿海时期，郭嵩焘“亲见浙江海防之失”，对时局变换有切身的感受，此后又称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在英期间非常留意考察欧洲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但遭到了清廷上下的讥讽与阻挠，连最终其回国都与守旧的副使刘锡鸿的诋毁有关，就连郭嵩焘平时在家学洋人锻炼身体都被乡人嘲笑为“打洋拳”。经过几十年的官宦生涯，郭嵩焘很难再相信清廷了。在几次罢官回家时，郭嵩焘总喜欢去长沙的书院见一见年轻人，为他们讲一堂课。郭嵩焘认为，“西洋政教、制造，其源皆在学校”，他希望湖南的学校能重振古代中国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学风，引进西方学校的精神，“稍使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之心，允为当今之急务矣”。

1873年，在故去的老友曾国藩祠堂中，郭嵩焘开办了思贤讲舍，又特在讲舍内设船山祠，见贤思齐，希望湖南学子都能学习王夫之和湘军领袖曾国藩的精神。讲舍建成之后，郭嵩焘亲自任主讲，不久，因赴京办理洋务，讲学被迫停止。此后，他出使海外，讲舍也就处于荒圮状态。等到五年后，郭嵩焘重返讲舍时已人到暮年。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这样评价郭嵩焘在湖南推行的教育改革：

郭嵩焘对湖南的贡献，包括播下数个信念的种子成为他之后湖南改革派思想的基础：他们相信，湖南人独一无二且有别于其他中国人；湖南的学校和学者组成的协会同心协力，乃是落实湖南本地共有文化的关键；湖南人注定要负起启蒙中国之责；湖南人为王夫之的后代，因而注定要履行他不服当道、践实履行的遗风。

郭嵩焘的“思贤讲舍”，后改为船山学社，是湖南自修大学的旧址。来源/长沙晚报掌上长沙视频截图

郭嵩焘的努力没有白费。湖南后生谭嗣同对郭嵩焘赞佩不已，对湖南士人诋毁郭嵩焘的言论忧心忡忡：“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湘阴郭筠仙侍郎即郭嵩焘，而湘乡曾劼刚侍郎则是对俄交涉收回伊犁的外交家曾纪泽，这二人精于洋务，被湖南保守势力所不容。湖南近代出了那么多豪杰名将，此前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又有那么多湘籍大吏在办工厂图自强。湖南本该是最发达的一个省份，怎么直到此时还如此保守？湘军出身的封疆大吏陈宝箴说过，就是因为湖南的湘军太过闻名，导致湖南人过于自信，对洋人的玩意特别不屑。“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气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特别保守排外，尤其仇恨洋人。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推动者中不乏湖南籍封疆大吏，但在湖南省内却几乎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生于北京，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北京度过，他怎么对郭嵩焘这位湖南老乡如此惺惺相惜？

原因很简单，谭嗣同在北京的老师是从湖南浏阳老家延请来的，他最熟悉的几个老师都是郭嵩焘的“粉丝”。被谭嗣同“如子之敬父”般尊重的恩师欧阳中鹄曾经得到郭嵩焘的亲自点赞，说他“极肯向学，诚笃士也”。另一个老师刘人熙一直到北洋时期都活跃于政坛，还先后校印、注释王夫之遗著9种，共83卷，是研究王夫之学说的专家。在这些老师的启发下，谭嗣同从小读王夫之的书，幼小的内心埋下了一颗匡时救民的改革思想的种子。

高光时刻在戊戌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我国知识分子有着莫大的刺激。中国人一贯不大看得起日本人，输给西洋人，那是咱确实没见过，弄不清洋人的路数，不是我们无能。可这日本人，在当年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山寨了一点中国文化的岛屿蛮夷，居然把泱泱大国给打败了，可真是反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读书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兼济天下。湖南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运动，首推者就是湖南巡抚、湘军老帅陈宝箴。当然，他也是郭嵩焘的老相识了。

陈宝箴。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陈宝箴“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推行新政，并亲自为新创的湖南时务学堂撰写了招生简章——《时务学堂招考示》，并为学堂筹来了巨款。戊戌变法的研究专家汤志钧先生曾这样介绍时务学堂的课程表：

课程分为两种：一曰普通学，其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二曰专门学，其目有三：‘一曰公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入学六个月以前，读普通学；六个月以后，则各认专门，但普通学仍须兼习。学生所读之书，有涉猎之书，有专精之书。学习时学生须先将《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其中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使之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各位读者不要以为读古书就一定会食古不化，变得保守。以研究《春秋公羊传》而闻名的公羊学派，是当年最主张改革变法的学术派别，近代史上有名的改革倡导者，远的如龚自珍、魏源，近的如康有为，实际上都是当时最著名的的公羊学家。因此，梁启超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胜。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一言以蔽之，维新变法成为当年湖南最风行的思想潮流。

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曾特别表扬“督抚中之最贤而能任事之陈宝箴”，将他树为地方大员中的维新变法模范。

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湖南的维新力量再次星散。1902年，一群湖南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刊物《游学译编》，该刊在长沙同步发行，由陈宝箴留下的湖南实业机构长沙矿务总局发行。参与该刊物编辑的学生中有两个亮眼的名字：一位是杨度，他是变法期间还在衡阳船山书院读书，深受湖南大儒王闿运喜爱，而王闿运是《湘军志》的作者，是湘军兴起的见证者。另一位则是黄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船山学脉与岳麓传统为代表的湖南学风在此汇聚。杨度很快写成了长诗《湖南少年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诗中回顾了湘军出阵的辉煌：

“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这群湘军的年轻传人是这样自诩的：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当杨度向东京的湖南留学生热情洋溢朗诵其《湖南少年歌》时，台下坐着一位来自长沙的学生，他就是杨昌济。《游学译编》的编者之一，曾经的时务学堂教员杨毓麟要喊这位辈分很大的同龄人“叔祖”，留学之前，杨昌济最用心研读的就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也是船山学社的成员。杨昌济经过多年的留学苦读，终于回到长沙，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等新一代革命家。发端自王夫之的船山学脉经过湘军将帅的发扬，绵延数十年不绝，在时代的激荡之下，最终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影视剧中，给学生上课的杨昌济。来源/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截图

参考文献

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END

作者 | 罗山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古月 苗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