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四天后，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声明中明确写入：“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当时，老一辈领导人用智慧与勇气结束了中日的对立，开启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建交。
纵观50年来的中日交往，两国开辟了一条光明道路，但由于诸多“悬案”尚未真正解决，发展道路充满波折。其间，双方达成四个政治文件，为处理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规矩。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节点，我们通过回顾上述四个政治文件的形成，期待两国能重温初心、面向未来、相向而行，将更加成熟稳定、健康强韧的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
◆9月22日，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招待会上致辞。
中日关系“掘井人”的审时度势
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前夕，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出席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他在致辞中形容，田中角荣为今日中日关系的“掘井人”。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上世纪70年代初，世界地缘政治处于剧烈变化之中。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作为东亚盟友的日本在二战后听从美国的意志，与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邦交关系，此时面对成功获得重返联合国席位的中国，显得进退失据。
当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党内多个派系将希望寄托在政治手腕灵活、具有决断能力，素有“装置电脑的推土机”之称的田中角荣身上。中日关系的破冰也迎来契机。
1972年7月7日，新内阁成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田中角荣声言将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邦交正常化的工作”。继任外务大臣的大平正芳也称，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有了结果后，将废止此前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和平条约》。
冷战期间分属不同阵营，日本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一条能够交流想法的正常渠道，为复交谈判增添了不少难度。
日本时任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7月下旬秘密访华后，带回去与周恩来会谈的笔记成为关键。被称为“竹入笔记”的这份文件中，记录了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提出的方案和基本步骤，即先发共同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再正式缔结条约。
有日本外务省官员形容，“当时能够表明中方想法的只有‘竹入笔记’”，田中角荣阅读后下定决心访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林晓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与竹入第一次会谈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完成了《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周恩来根据与竹入的会谈情况进行了简单修改，然后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最后交由毛泽东批准，才把意见向竹入转达。
仅仅两个月后，中方的积极主动取得了成效。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乘坐专机飞抵北京。为了绕开党内的反对声，他与外交团队决定先斩后奏，出发前并没将访华决定提交国会审议。
这是由于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保守色彩浓厚，当时“亲台派”官员仍在该党占据主流。对于是否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自民党党内意见严重分裂。
田中角荣的长女田中真纪子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她的父亲上任两个月就尝试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是一场“豪赌”。
她最近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田中角荣在出发前往北京前对她说，如果（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任务失败了，他就会辞职。“父亲之所以决心与中国和解，因为他相信，充满活力的外交是让日本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能够从战争的破坏中崛起并在全球竞争中生存的唯一途径。”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印象也十分模糊。田中真纪子回忆说，“当时的中国好像盖了一张红色帷帐，究竟里面有没有毛泽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9月25日的欢迎晚宴上，周恩来与田中角荣握手干杯的画面经电视台播出后，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开始改变。
◆周恩来与田中角荣握手干杯。
如今，在中华料理餐厅“汉阳楼”担任董事的和田康一依然记得当晚电视转播的画面。他告诉《凤凰周刊》，周恩来展现出来的友好姿态打动了不少日本人，民众对周恩来的印象也比其他中国领导人更好一些。
汉阳楼是周恩来在东京留学时经常光顾的馆子，至今菜单上保留着当年他最爱的“狮子头”、“家常豆腐”等菜品。因与周恩来有着渊源，不少与中国交流密切的日本政治家也常到汉阳楼吃饭。
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译不达意”
中日谈判团队极力营造的友好气氛难以抵挡历史认识问题带来的冲击。田中角荣在晚宴中致辞时，总能获得热烈掌声。但他以“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日语原稿为‘迷惑’）”来形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时，台下格外安静。
9月26日下午的会谈中，周恩来一上来就对田中角荣的道歉提出了批评，认为“添了麻烦”在中文里是一种轻微道歉，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不能接受如此说法。
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在翻阅中方当年会谈记录时发现，田中对周恩来的批评，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认为日语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添麻烦’一词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田中角荣说，“至于这样表达，从中文来看是否合适，我没有把握。”
回国后，田中角荣向自民党国会议员报告和面对媒体时均表示，“迷惑”一词表达了百感交集地道歉——当过去的事付诸东流，而以非常强烈的感情来处理问题时，日本常采用这个词。
无论如何，当时他的这份诚意让后续谈判得以进行。在与毛泽东会面时，他承诺会按中方的习惯作出修改。在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里，双方就相关表述达成一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当时距离抗战胜利仅过去27年，日本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依然鲜活。为了尽早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提出将军国主义领导者与日本民众分开的“二分法”，希望让中国民众能接受战后的日本。
1969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的宫本雄二在著作《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中写道，在田中角荣走访长城前，中国对日关系工作者向沿途道路两旁居住的村民解释，日本首相访华对中国来说是重大的事情。
完成了《联合声明》的签署后，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一行前往上海访问。应田中角荣的特殊请求，时任外相大平正芳也登上了周恩来的俄制专机。
本来想着与周恩来举行一次“机上会谈”，结果起飞不到10分钟，田中角荣就呼呼大睡。中方随行翻译周斌回忆说，大平正芳显得十分尴尬，连声说对不起，还想伸手将田中角荣推醒，但被周恩来按住手，“不要叫醒他，这几天他太劳累了，就由我和你进行‘机上会谈’吧”。
《联合声明》的成功签署，开启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一步。田中角荣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日傍晚抵达上海后，田中角荣迫不及待回到房间。周斌迎接他前往晚宴会场时，只见他趴在房间的地板上，全神贯注地翻阅从东京捎来的日本各大报纸。
◆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见周斌走来，田中角荣大声喊道：“九成以上的主流媒体都称赞我的这次访问，认定我执政不满三个月就做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看来，我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可惜的是，在日本等待田中角荣的不全是鲜花和掌声。1972年9月30日，田中角荣从上海返回东京，田中真纪子记得，那天晚上等到菜都凉了，父亲才回来，他说“对付‘亲台派’比和中国交涉还辛苦”。
田中角荣的举动引起自民党内部“亲台派”的反弹。他在国会议员报告会上遭到党内人士持续两小时的质问，“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联手？怎么可以和台湾断交？”有议员甚至要求他剖腹谢罪。
包括石原慎太郎在内的31名年轻议员对田中角荣的背叛感到激愤，并于1973年组成“青岚会”力挺蒋介石政权，旨在阻止中日恢复邦交。当时作为干事长的石原对田中角荣穷追不舍，痛批他的金权政治和亲中立场，骂他为“国贼”。
随着媒体开始揭露“田中金脉问题”，田中角荣被迫于1974年11月黯然下台。1976年，他因涉嫌洛克希德事件一案被逮捕并退出自民党，但维持田中派影响力至1980年代后期，直到1990年从政界引退。
时隔多年，日本社会对于田中角荣的评价变得越来越正面。对于当年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上的决断，石原慎太郎在2016年出版的关于田中角荣的传记小说《天才》中改变了态度。他借用田中角荣的话说，“无论国家体制如何，日本都不可能与中国绝缘……现在的日本有智慧也有能力，应该知道如何与中国交往才有益于日本。”
“一如既往，搁置20年、30年”
1978年10月23日，见证中日外长交换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径直走向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邓小平主动和他贴脸、拥抱。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
日方代表席中，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见到这一幕，不自觉地鼓起掌来。一年内，他和福田赳夫、时任外务大臣园田直相互协作，稳定了来自自民党“亲台派”的压力，让两国缔约谈判进程加快。对于邓小平，安倍晋太郎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历经艰辛、数次大起大落却依然坚强的大政治家。”
◆1978年，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等欢迎邓小平一行。
40年后，他的儿子、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回忆起这一幕时，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邓小平副总理作为战后首位访日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与福田赳夫总理一同出席《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文书的互换仪式。我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当时作为内阁官房长官，也参与了该条约的磋商。”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启动后，两国在接下来的两年间相继缔结了贸易协定、海运协定、航空协定，但至关重要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却迟迟未有进展。宫本雄二曾以负责官员和通译的身份参加过谈判。据他说，问题的症结出现在“反霸条款”上。
◆“康康”和“兰兰”是中日恢复邦交后，中国赠送给日本的第一对大熊猫，于1972年10月28日赴日。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国和苏联发生武装冲突。社会主义阵营两个大国的关系随之交恶，中国放弃了1949年以来坚持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在与美国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与日本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均写入反霸条款。但在磋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中，日本迫于苏联压力，在草案中并未写入反霸条款，导致谈判被多次拖延。
直到1977年9月，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议长滨野清吾时，向上任不久的福田内阁发出信号：“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此后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多个代表团时，均表达了缔约的强烈愿望，并认为在反霸条款上只能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前进、不能后退。他也顾及到日方的压力，愿意接受日方提出的“语气缓和”的处理方式，从而打破了僵局。
最终缔结的条约中，针对反霸条款，在原有基础上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世界任何地区。同时，还把“不针对第三国”的表述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当日方谈判代表提出关于钓鱼岛主权的问题时，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相比这个，邓小平更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他直言：“当前国际形势下，我们要获得你们的帮助。”
“将难以处理的领土问题先搁置起来”的方针，早在周恩来执掌对日外交时就在践行。据前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回忆，在磋商《中日联合声明》的过程中，周恩来给出过类似回答：“如果谈这个，双方都有很多主张，首脑会谈就完不了，所以这次不谈这个。”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纪念邮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各项交流随之升温。1978年日本名古屋市与南京市结为友好城市。次年6月，名古屋市市长和多名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南京访问。其中，一位名叫近藤昭夫的议员在南京人民剧场表演了日本的传统舞蹈“黑田节”。当地报纸次日头版刊登了他的照片。
返回名古屋的家中，近藤昭夫异常兴奋，反复说南京很好，自己受到了热情款待。他在中国的这段经历也让他的儿子近藤昭一对邻国有了憧憬。1981年，近藤昭一办好了前往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的申请。结束留学生活后，近藤昭一返回上智大学修完大学课程。1984年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中日新闻社。
天皇访华：象征中日和解的节点
1992年秋天，近藤昭一以中日新闻社记者的身份随日本媒体代表团访华。虽然当时两国关系不及上世纪80年代初那般温暖，但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近藤记得，两国纪念气氛浓郁。
近藤昭一向《凤凰周刊》回忆说，当时他和其他成员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与对方握手后，近藤昭一主动提及自己在北京的留学经历，并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日友好。
1992年4月，江泽民应邀访问日本，其间向日方表达了邀请天皇夫妇当年秋天访华的愿望。
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固守己见，日本人展现出了灵活一面。1989年年底，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西方大国当年夏天之后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团。曾经中断的交流也相继恢复。
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形容，和欧美等西方国家不一样，日本对中国的政策非常独特，因为有很多条件不同。“两国是邻居，文化关系、社会关系也非常密切。因而在制定政策上，日本会有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
此后两年间，中日高层互访频繁，两国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对于中方邀请天皇夫妇访问一事，日本政府也在大力协调。
但想要在同一年内实现两国高层互访并不容易。时任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在《出使东瀛》中写道，围绕天皇访华的议题，日本舆论认为需要慎重考虑的想法占了多数，担心天皇访华会被“政治利用”，甚至被迫为历史问题表态。右翼势力为了破坏此事还搞了不少活动。
◆1992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与皇后美智子访华，参观长城。
经过多番努力，天皇夫妇最终成功访华。其间，明仁天皇对日本的侵华历史进行了表态：“在两国交往的悠久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这次访问成为战后象征中日和解的节点。高原明生向《凤凰周刊》回忆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明仁天皇夫妇的车队出现在上海街头时，民众在道路两旁真挚热情欢迎的场景。日本人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感到非常高兴。”
但与此同时，主张更新历史观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对于当年战争是否为“侵略”的说法也变得愈加暧昧。
1993年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以“负责任变革”为口号的日本新党获得35个议席，与其他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打破日本战后持续多年的“55年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民党与在野党社会党的局面。同年8月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新任首相细川护熙首次使用“过去我国的侵略行为”这一表述，打破了日本政坛的禁忌。
◆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
1994年3月对华访问期间，细川护熙表示，“我们对过去由于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而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难以忍受的苦难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日本将在对过去历史反省的基础上，为与中国建立面向未来的日中友好关系而进一步努力。”
此前接受《凤凰周刊》书面采访时，细川护熙解释过当年做出“道歉”决定的初衷。“回看过去，对于错误的事情应当要坦率承认。如果不道歉，想要恢复信任关系真的很难。”
细川护熙领导的新党掀起变革之风，影响了大批年轻人。其中也包括近藤昭一。1993年，他辞去媒体工作加入新党，走上从政之路。
1998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其间双方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的《中日联合宣言》。
不久前，日本与韩国发表了《日韩共同宣言》，其中日方对过去的殖民统治道了歉。因此在《中日联合宣言》的筹备过程中，中方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部分加入“道歉”字眼。对此，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断然拒绝。
当时，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中担任公使的宫本雄二通过研究《日韩共同宣言》发现，该宣言加入了对于战后日本的积极评价。他借此向中方支招：如果对战后日本做出积极评价，他愿尝试与东京沟通，将“道歉”字眼写入宣言。结果中方人员回复说，“不行”。
经过一番妥协，《中日联合宣言》最终出台。日方在宣言中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中日关系波澜起伏，外交官紧急“灭火”
此后，宫本雄二于2006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直到2010年7月卸任。仅仅隔了两个月，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同年9月，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引发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尖锐对立。“我一辈子所做的事情，一下子被破坏了。”时隔多年，宫本雄二向《凤凰周刊》如此感慨。
此时，距离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仅过去两年。
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之际，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了上述联合声明。而最早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是安倍晋三。
2006年10月，第一次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将首次海外访问选在中国。此前，由于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6年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让中国极为不满，两国关系紧张。2005年，中国民间还因靖国神社问题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2006年，安倍晋三访问中国。
安倍晋三在与胡锦涛会见时说，日本历史上曾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在深刻反省历史的基础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日本的既定政策，不会改变。
他的做法获得了中方的积极响应。在安倍完成“破冰之旅”后，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4月对日本展开“融冰之旅”。同年12月，福田康夫担任日本首相后，也应邀来华访问。紧接着2008年5月，胡锦涛对日本展开“暖春之旅”。
在磋商第四份政治文件时，中日双方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缩至最低限度，还加入中国对日本战后走和平路线的积极评价。可惜的是，中日当时达成的关于暂时搁置领土争议、联合开发东海油气田共享收益等共识，至今未能获得实践。
中日关系在暖春后未能迎来金秋。2012年4月，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政府决定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后，当时的野田佳彦政权被迫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方民意强烈反弹。同年8月至9月，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两国关系却面临寒冬。高原明生回忆说，“2010年、2012年日中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比较着急，觉得中国变了。其实，这不仅仅是日中两国的问题，而会波及到较大的范围。”
2012年12月，再度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对中国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姿态。同时，他在修改“和平宪法”和解禁集体自卫权上寻求突破，让中国舆论陷入对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死灰复燃的担忧。
在两国关系不断遇冷之时，坚持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友好团体再度发挥出“稳定器”的作用。当年受父亲影响赴华留学的近藤昭一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干事长，他和联盟内的跨党派议员坚持每年5月赴华访问。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该联盟连续三年建议日中两国高层领导人尽早恢复会面。
2014年11月，中日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达成四项原则共识，其核心是通过管控分歧，对话解决历史、领土主权等问题。安倍也借此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会见。之后，2016年9月，中日领导人在杭州会晤，两国关系开始一步步走向改善。
◆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
宫本雄二曾将中日外交官为突发事件紧急“灭火”比喻为“打地鼠式”外交，“拼命努力处理接二连三的问题，但一两年过去后，很可能又回到原点”。
程永华从2010年2月任中国驻日大使，一直到2019年5月卸任。他最近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自己前三分之二的时间大概属于“严峻、困难”的时期，到后面三分之一的时间两国关系开始转向改善。程永华强调，无论你喜欢与否，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都不会改变。
◆中国前驻日大使程永华与安倍晋三。
如今中日之间的交往不再局限于官方和民间友好团体来推动。疫情前的2019年，赴日的中国大陆游客增长至近96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两国民众了解对方、获取资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
“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结论是，只有国民成为朋友了，才能改变对彼此国家的看法。”宫本雄二说，“想要加深两国民间的好感度，依靠的不能是官方发言人，还得是国民自己的声音。”
◆2018年10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中国国旗和日本国旗。
程永华则说，“回过头看，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的历程并非平坦、顺畅，但成果丰硕、显著，值得珍惜。展望今后的50年，中日关系可能也会出现波折，关键是怎样应对。”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9-29 08: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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