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公是20世纪的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或是满清遗老遗少，或是民初政治斗争中落败的一方，总之胜利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天津租界内生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里距离北京城最近，他们还希望瞅准时机东山再起。可以说天津的寓公群体是诸多城市中是最大的一批，民国初年的种种政局变幻，无不与他们有关。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天津被开放为通商口岸，由此取得与上海相同的地位，并成为北方的三口通商大臣的驻扎地。随后随着政局的变换与官制的不断调整，天津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期停驻的城市。由于北洋大臣在晚清数十年内的独有地位，故天津的城市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使清政府最终直接将直隶省会迁到了天津。伴随着天津地位的逐渐提高及其通商口岸的定位，租界在天津也逐渐出现。自1860年之后的数十年里，日本、德国、俄国、奥地利等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最终形成了比上海还要复杂的“八国租界”城市生态。
伴随着租界的兴起，治外法权也随之在租界内产生，治外法权说白了就是中国的法律在租界内不起作用，各国依自己的法规办事，八国租界俨然成为天津城内的八个“国中国”，这对中国的法律生态与政治生态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当然，租界独特的政治环境却使其成为部分人群避难的绝佳场所，寓公即为其中一部分。具体来说，前往天津租界寓居的寓公可以分为两批，第一批是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前往天津寓居的满清遗老遗少，他们还多少抱有一些政治野心，选择在此居住，希望能够寻找机会复辟，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的发生，就与这批遗老遗少有很大的关联。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在天津还曾有过长达7年的寓公生涯。第二批则是在民初十数年的时间里，皖系、直系、奉系先后落败，失败一方往往会前往天津做寓公，比如段祺瑞、倪嗣冲乃至黎元洪都在天津生活过。
在当时的中国，从天津去北京只需要两个多小时，这也是天津汇聚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寓公群体的重要原因。如果说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能够很顺利地带领中国走向未来，那么这群遗老遗少自然在天津掀不起任何水花。但问题就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反而陷入了一种更为复杂且混乱的格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派斗争，不仅为清王朝的遗老们提供了活跃的时机，同时还产生了大量新的政场失意者，天津寓公群体也由此不断壮大。
1924年，19岁的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次年他来到天津寓居，直至1928年前往东北才离开天津。寓居天津的七年里，溥仪与遗老遗少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紫禁城对于溥仪无异于一种牢笼式的存在，来到租界后的他反而如鱼得水，他对租界内的西式生活十分喜欢，并一直过着前卫的生活。此外这里还居住着大量的清朝遗老遗少，他们皆以溥仪为“陛下”，溥仪显然将租界当成了第二个朝廷。日渐长大的溥仪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与过往的命运浮沉，他希望东山再起，并在租界与各国政要与遗老遗少们密切来往，希望能重新复辟大清的帝业。
溥仪
溥仪在天津每天都与一群遗老遗少密切联络，他们为溥仪出谋划策，或希望向民国政府争取更多的优待皇室政策，或希望能够维持现状以求得溥仪的安全，当然最激进的一批则希望借助溥仪能够重返紫禁城。这一批希望复辟的遗老大多与日本人有密切联络，例如罗振玉在前往天津后，便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溥仪之所以到天津便是罗振玉一手操办的。溥仪在天津与日本人的密切来往，包括之后前往东北，乃至最后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不可谓不是罗振玉的影响。罗振玉认为只有前往东北，并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才能在这块龙兴之地上重建大清。除罗振玉外，溥仪曾经的老师郑孝胥，也是一名典型的亲日派，他不但本人前往日本积极运作，还利用溥仪对他的信任对溥仪施加重要影响。在随后的伪满洲国里，郑孝胥也是伪政权重要的大臣，做出大量叛国事情。
如果说溥仪是清朝遗老遗少寓公群体的代表，那么段祺瑞便是北洋派系寓公的代表。早在1917年张勋复辟之时，段祺瑞便在天津蓄势待发，只待张勋复辟，便打着恢复共和的旗号从天津出发，在马厂誓师并一举攻入北京，成为再造共和的功臣。1920年直皖战争战败后，段祺瑞不得不撤出北京，他再度前往天津并在日租界内居住，看起来他仿佛是放下了一切政治野心，甚至开始吃斋念佛，但这一切都不过是他自保以观时势的幌子。他在天津秘密派人四处游走，先后联系上了广州的革命党与东北的张作霖，建立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直奉战争之后，奉系进驻北京，由于缺乏政治正统，段祺瑞凭借自己的地位再度出山，成为中央政府的“执政”，这是段祺瑞从天津第二次入京。当然这一切随着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而戛然而止，段祺瑞被逼下台，并再度前往天津。此时段祺瑞虽依旧抱有某种政治野心，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此段祺瑞在天津成为真正的寓公，直至1933年南下进入上海。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局势变化之快超乎人的想象，各种势力之间来回争斗，政权不断轮替，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许多寓居天津的寓公，或许一开始还会有某种无法掩盖的政治野心，但眼见政局波谲云诡，也只得被迫放弃。像担任过民国总统的黎元洪，1923年下台后就一直在天津生活，直至1928年去世，可谓将最后的人生都留给了天津。他在天津虽不再享有政治权力，但他的政治身份使他在租界内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可以借此在天津筹办商业，在短短的几年内他就投资了数十家银行与工厂，还在租界大量购置与建造地产，晚年生活过得十分滋润。除黎元洪外，段祺瑞也是如此。日本人反复拉拢段祺瑞做汉奸，他因此不得已离开天津前往上海，但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天津度过的。段与黎的去世，标志着北洋系的终结与民初历史的结束，中国也在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进入新的时期。
段祺瑞在天津的旧居
就总体而言，寓公群体的最终结局可分为几类：第一种即放弃政治，选择安心度日，安享晚年，事实上这也是寓公群体选择的最多的一种结局，段祺瑞与黎元洪即如此。第二类则是在日寇的招揽下投向日本，借以谋取更大名利。这一类当然以溥仪为代表，他在1931年成为伪满洲国名义上的最高执掌者，其他如郑孝胥、王揖唐或王克敏、齐燮元等，都进入伪政权成为汉奸首脑。第三类则因各种原因被杀害。如孙传芳在天津被施剑翘刺杀，成为轰动民国的大案与传奇故事。曾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张绍增也在1928年被张作霖派人谋杀。最后一类则是在租界穷困潦倒，晚年凄惨，这一类数量不多但也有一些。如曾担任过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在天津经商失败后身体日渐衰落，但却无钱医治，最终不得不在穷困中去世。
即使是在1927年打下全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在不过仅仅22年后落荒而逃，更不用说被革命摧毁的腐朽清政府以及民初北洋系的各派势力了。政权更迭得如此迅速，必然产生大量的政治失意者，而他们的存在也会给新政权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总而言之，在20世纪上半叶，寓公们结局各异，他们的政治野心如梦幻泡影，这也算是民国历史的另一种颜色吧。
胡雪涛：《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孙爱霞：《天津租界中逊清文人的活动考述》，《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9-7 10:12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