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世界各地疫病流行，引发了人们对疫病的高度关注。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抗疫史，人们在抗疫时也在探寻疫病的起源，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咱们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就是在与瘟疫的斗争过程当中产生的。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按照气候学家竺可桢和陈焕然先生的研究，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寒冷期，因此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众多的灾异当中，瘟疫影响最为严重。据史籍记载，从东汉安帝到东晋时期，爆发了一场持续200多年的大瘟疫。
张志斌先生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曾将正史中关于瘟疫的记载一一摘出，我们发现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瘟疫几乎伴随始终。东汉末年，由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官员贪腐无能，进一步加重了灾难的后果。在《后汉书》桓、灵二帝的帝纪中，充斥着灾异的记载，桓、灵二帝就曾因为灾异而频频颁发罪己诏。俗话说“大战之后必有大疫”，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疫病的流行。
瘟疫所影响的范围很广，对于百姓的生命安全威胁极大。东汉末年，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疫病如此严重，古人也在探寻疾病的起源。但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对疾病认识的落后，只能用他们知识结构中的阴阳、“天人合一”等观念来解释瘟疫。他们认为是统治者失德，阴阳失调而导致疫病。正如曹植所言：“此乃阴阳失位 , 寒暑错时 , 是故生疫 。”
东汉末年，面对疾病，皇帝只能频繁下罪己诏祷告神灵、安抚百姓，同时派遣行药使者发放药物，这样的做法对于抗疫本就是杯水车薪之举，而药物又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老百姓该怎样应对空前的灾难，就成了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当民众陷入绝望时，就会祈求神的帮助。这时候，道教以天神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开始在百姓中传播开来。学者一般认为太平道和天师道等宗教团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诞生，而这两个团体，都是在东汉末年疫病流行的环境下产生的。
巨鹿人张角乘机创立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广招弟子，并命令弟子打着宗教的幌子给百姓画符施药。《后汉书》称张角“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于是，十余年间，太平道信众发展至十余万人。
张角在救治百姓，收纳信徒的同时，还进行理论构建。我们都知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关于末世的理论，就是末世到来，只有救世主才能拯救世人。张角提出了“苍天己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告知百姓旧的苍天神已经死亡，不再保佑百姓，所以阴阳失序，疫病流行，只有推立新的黄天神，天下才能恢复正常的秩序。于是，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建立宗教组织，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给大汉王朝敲响了丧钟。
而天师道亦是如此，其自称“五斗米道”，其创始人为张陵，自称张天师，托名太上老君口授，制作神书，来吸引百姓。只要缴纳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享受组织内的供养。也有学者称，五斗米道是因为其道为百姓治病，痊愈后只要交纳五斗米就行了。天师道解释疫病流行的原因，是瘟神疠鬼作祟，民间百姓对于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天师道进一步宣传太上老君派遣张天师到人间的目的就是“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神话张天师在疫病中作用。
东汉政府在剿灭黄巾起义时，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很多地方官采取制药救治百姓的办法，从太平道手中争夺信徒。书法界有块“曹全碑”因汉隶书法而闻名，其内容就是歌颂郃阳县令曹全为了断绝太平道的群众来源，制药免费发放给群众，由于其制的药效果显著，很多黄巾军归顺朝廷，希望得到救治。这块碑虽然存在一定的美化和夸大成分，但也足以反映救治病人是当时获得百姓支持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天师道还是太平道，其帮助百姓祛除疾病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念咒和画符化于水治病。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些措施无多大帮助，在这些“表面工作”之外，道教做了哪些工作，起到了真正祛除疾病的效用呢？
按照《太平经》，道教治病的方法实际上结合巫术、医术和养生术，并将其纳入道教的信仰体系中进行改造，强调积德行善的作用。而医术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此外，道士都强调养生之术，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道士也是名医。葛洪和陶弘景就是其中的代表。葛洪是东晋时期的名道、名医，他在《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等书中总结了很多瘟疫疾病的治疗方法。陶弘景是南朝梁时人，其《本草经集注》和《服饵方》中也总结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祛疫方法。
综合各家的医书，除了一些具体的治病药方，道教治疗疫病还有一些其他方法。《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治疗麻风病的案例：“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赉粮，将之送置山穴中。”将病人送进山洞里单独居住，这实际就是一种隔离措施，切断传染源，避免造成更大的危害。葛洪还指出，要注意动物传染源，对于牛、马、狗等与人密切接触的动物，也要用药物及时治疗，控制动物传染源。
汉末魏晋，灾害频繁发生，瘟疫席卷了华夏大地。东汉皇帝主要靠下罪己诏向神灵祈求宽恕，实际则没有多少效用。民众在绝望之时，道教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通过具体的祛疫举措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天师道和太平道就是其表现。可以说，瘟疫为道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而道教也为控制瘟疫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曾感叹道：“研究人与物之关系 , 故吾国之医药学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 。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 , 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 , 较之佛教 , 实为近于人情之宗教 。”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宛小燕：《道教防控瘟疫的方法研究》，《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2期。
徐宇：《汉末魏晋的瘟疫及其与早期道教嬗变关系的考察》，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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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13 06: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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