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公认，但依照《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所给出的定义——“服务贸易”即为“一国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其境内或进入他国境内向外国的法人或自然人提供服务的贸易行为”，这个看似现代的定义，如果仔细思考其本质，不难发现“服务贸易”的历史相当悠久。
广义上的服务贸易已然存在了千年之久，古代中外交流中，诸多与“服务贸易”息息相关的典故和传说，说出来大家一定拍案称奇。
把一个国家的工程设计师，邀请到另一个国家，主持一个工程建筑项目。这是“建筑服务”。公元前237年，在获知自己所信任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其实是敌方间谍时，年轻的秦王嬴政勃然大怒，当即下达赶走所有在秦国工作和生活的外籍人员的《逐客令》。关键时刻，来自楚国的客卿李斯挺身而出，冒死向嬴政呈上了著名的《谏逐客书》。在文章中，李斯引经据典地分析秦国之所以能够独强于六国，所依仗的正是来自关东的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人。李斯指出，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单单在于地广粟多、国大人众、兵强士勇，更应有“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的胸襟和气魄。正是在李斯《谏逐客书》的规劝之下，秦王嬴政不仅收回了《逐客令》，更大力招揽来自东方六国的贵族精英和能工巧匠，为最终翦灭六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代以来，随着张骞、班超等有志之士不断在西域的开拓，来自中亚地区的胡桃、石榴、葡萄、胡椒等农作物被大量引入中原，西域的音乐和舞蹈也同样跟随着异族歌姬和乐师在长安和洛阳生根开花。说起来，这属于“服务贸易”中的文化、娱乐部分。《后汉书·五行志》便记载了汉灵帝执政时期，“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的盛况。当然，在吸收异域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国古代王朝也输出了自己的“服务贸易”，伴随着丝织品的畅销，古代中国服饰和礼仪文化也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如汉宣帝时期，龟兹王降宾便因为“乐汉衣服制度”，进而“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围，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些服饰、礼仪文化成体系的导入，显然少不了中原人士的言传身教、现场指导。因此，也可算是一种古代的“服务贸易”。君家东海东，君去因秋风——
遣唐使背后的“服务贸易”
随着隋唐王朝的兴起，中国对东亚地区文化和政治影响愈发深入。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除了大量定居于中原的西域商贾带来了“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的文娱领域“服务贸易”之外，教育领域的“服务贸易”也在悄然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延伸，令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与中国的交往日益密切。而那些纷至沓来的“遣隋使”和“遣唐使”除了肩负着外交职能之外，也可被视为古代“服务贸易”中的“委培生”。他们中有很多人“学成归国”，将中国先进的政治体制、生产工具、生活方式引入自己的家，也有一些选择留在长安。最著名的莫过于曾任大唐秘书监的阿部仲麻吕。除了世俗政治之外，佛教文化的传播也可以看做是隋唐时代东亚“服务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元710年，随着元明天皇迁都仿造长安的平城京的落成，“奈良时代”揭开了序幕。经过长期的自身积累和不断委派僧人遣唐的学习，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得到飞速发展。道璿、鉴真等中国高僧及其擅长绘画、造像技艺的弟子到来，为日本引入了更符合东亚信仰体系的中国本土佛学。如公元743年鉴真第二次东渡时，携带着佛经、佛像、经疏、香料、药品，以及玉匠、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匠共85人，组成了庞大的“服务贸易”团队。在鉴真第六次终于东渡之时，更有相随弟子24人。这24人中，来自扬州的俗家弟子潘仙童，据考证便是铸造佛像的专业技师，来自西域的安如宝（粟特人）则是建筑领域的行家里手。正是率领了这样一支专业团队，鉴真的到来才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在有名的鉴真背后，大唐还有不计其数的无名僧人和工匠渡海东去，将盛唐时代的书法、建筑、美术、美食、佛学、医学、雕塑等专业知识以“服务贸易”的形式传授给日本的同行。鉴真雕像。来源/历史秘话系列《鉴真和他的弟子们》截图怀着对中原的向往，诸多日本“留学僧”泛海而来。如公元804年，日本第十八批遣唐使团之中，便有45岁的高僧灵仙以及刚刚涉足佛门的空海和尚。灵仙佛学造诣深邃，此去大唐乃是为了求取真经。经过中原高僧的耳提面命，最终灵仙因精通佛教典籍中的经、律、论而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三藏法师”。而空海在长安青龙寺习业半年，回国时携带了大量经卷，为推动日本佛教文化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世的日本小说家更根据空海在长安的经历，幻想出《妖猫传》等诡异离奇的故事。有趣的是，空海留学时间虽短，却因为在大唐的首都求学的经历，成功占据日本“留学僧”鄙视链的顶端，深得日本王室器重。曾在浙江天台山求学的日本高僧最澄虚心向他求教，都被他写信骂了回去。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运输服务贸易”早已成为沟通不同国家、不同大洲之间的重要桥梁。谈及“国际运输服务贸易”的始祖，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曾经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共和国。脱离西班牙统治而独立的荷兰共和国没有足够的良田以供养大批的新教移民，只能全力围海造田、疏干沼泽，组织庞大渔业船队深入北海，网捕鲱鱼，甚至深入北冰洋猎杀巨鲸。当时，飘扬着橙白蓝三色国旗的货轮，从波罗的海运来但泽的小麦、库尔兰的木材以及瑞典的铁矿石。这些原料在极短的时间内又以各种元素的形态组成新的巨轮扬帆出海，最终令荷兰一举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际运输服务”提供者。实际上，当西方世界至今仍在感叹荷兰成功的商业模式之际，遥远的东方也曾有两个著名的王朝，致力于打造洲际供应链，向所有沿线国家提供安全的“国际运输服务”，它们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元朝和明朝。疆域辽阔的元朝拥有空前发达的驿路系统，令往来于欧亚之间的商贾可以安全的完成商业旅行。依照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记载，即便是跟随着父亲和叔父在条件恶劣的中亚腹地跋涉，他们也并未遭到盗匪的袭扰，因为往来的蒙古骑兵会为其保驾护航。相较于元朝在陆路运输中为旅行者所提供的便利，明成祖朱棣所打造的“宝船舰队”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东南亚王室访问中国提供了豪华的“头等舱”客运服务。郑和舰队虽然在国际交往和宣示大明主权层面取得极大成功，但有关其“七次下西洋”的经济账该如何计算，史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耗资巨大，且并未获得可量化的金银等贵金属，因此对于明朝，是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不过，郑和舰队在经济领域的收益显然不能用单纯的金银来衡量，我们不妨用更现代化的观点，来看看其是否对当时的大明国民生产具备促进效果。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一方面宝船等大型海船的建造和维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明朝国内的手工业发展；另一方面，郑和舰队的远航也为中国的商贾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促进了国内瓷器和丝织品的生产。这便是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的典型案例。我们已经说了不少“教育服务”，大部分是中国输出，16世纪之后，最初输入中国的服务贸易是“教育服务”。比如，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中国饱学之士成为莫逆之交。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徐光启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创作的《几何原本》等书。从传播知识的角度来看，利玛窦更像是一个来到中国的“外教”。此后，为了对抗后金铁骑，拥有着超前眼光的“西学家”徐光启又建议崇祯除了购买西式火炮外，还要重金聘请葡萄牙炮手、铸炮师前往北京助战。于是，公元1627年，一支由25名火炮匠人和28名火炮教官组成的葡萄牙小队，他们携带了10门红夷大炮开始了进京之旅，史称“西铳入京”或“葡人入京”。崇祯四年（1630）六月，明军派出13名葡萄牙教官由登州出海支援皮岛前线。战报记录此战葡萄牙人指挥的炮舰一共发射了十九炮，大约打死了后金军六、七百人。消息传来大明朝野兴上下兴奋不已，认定皮岛海战的胜利已经帮助大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更有人说出了“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的豪言。可惜这些西式火炮在战场上虽然一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却最终在登州兵变中被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掠走，送给后金，反而成了大明的心腹大患。300多年后，同样处在王朝后期的清政府，在军事乃至整个工业领域，也展开了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洋务运动。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清政府同样聘请了众多来自西方的军事专家和职业军官，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缔造了一支亚洲规模最大的舰队。在北洋舰队众多西方军事顾问之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担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的前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他个性严谨，在华任职更是刻板谨慎。因为“长崎水兵事件”，他心灰意冷，以北洋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未悬挂代表他身份的提督旗为由辞职，此后，北洋舰队一度出现了纪律松懈、操练废弛的现象。最终，这支看似强大且现代的舰队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虽然存在着诸多因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影响着国计民生的国防等关键性行业，不能依赖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服务贸易”，一定要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停泊在旅顺的北洋舰队主力。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甲午战争的胜负除了双方武器装备、训练士气之间的差距，运输方式、通讯手段的差距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公元1854年3月31日，在正式签署了《美日神奈川条约》之后，美国打开了日本国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尽显其“技术控”的本色，向日方赠送了含100米环形轨道的火车模型及当时世界先进的电报机，日本方面如获至宝，展开了系统研究和仿制。正是在大量聘请欧美专家和技工，以“服务贸易”的方式修建属于自己的铁路、铺设电报网络的情况下，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可谓占尽部队调动和情报传递的先机。清政府直至甲午战败之后才痛定思痛的效仿日本，开始了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建设。这属于服务贸易中的“通信服务”。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9-1 09: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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