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文、词、赋、书法兼擅，在众多的前代文人先贤中，苏轼最为推重的，当为中唐诗人白居易。
苏轼在诗文创作中，亦多次将自身与白居易相比拟。
“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他将自己的平生兴趣、身边侍妾与白居易对比，又将个人宦海浮沉之人生轨迹与之相论，颇见其对“前贤”白居易的崇敬之情。
苏轼一生宦途中，黄州是重要的一站，其“东坡”得号，便与白居易有关。元丰四年（1081）被贬居于黄州时，苏轼生活清苦，衣食无着落，友人马正卿向黄州州府为其请得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苏轼躬耕其中，是以名为“东坡”。当然，除了苏轼躬耕黄州“东坡”，由地理而得号“东坡居士”外，民间，也有其他一些解读，如明代冯梦龙所编纂的话本小说总集“三言”之一的《喻世明言》中，有《明悟禅师赶五戒》一篇，称“且说苏子瞻特地接谢瑞卿来东京，指望劝他出仕，谁知带他到醮坛行走，累他落发改名为僧，心上好不过意……佛印不动荤酒，子瞻也随着吃素，把个毁僧谤佛的苏学士，变做了护法敬僧的苏子瞻了。佛印乘机又劝子瞻弃官修行。子瞻道：‘待我宦成名就，筑室寺东，与师同隐。’因此别号东坡居士，人都称为苏东坡。”对苏轼得号“东坡居士”刻意做了解读，系因人而名——“筑室寺东，与师同隐”，及跟好友佛印有关。诚然，小说作者为了配合描述苏轼与佛印友情深挚之需要，做了发挥性的解释，亦为“自圆其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确实“东坡”的号，不仅仅是地理因素，实有“因人而名”的因素，这个人，就是白居易。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白居易于忠州刺史任上，曾在州治东门外山坡上辟园“东坡”，并有《步东坡》《东坡种花二首》等诗篇传世，所以周必大说“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苏轼亦于黄州“东坡”躬耕期间，写有《东坡八首并叙》等，敬白、慕白，以“东坡”为号，以“东坡”为诗，足见其崇白。
除此之外，苏轼崇白的表现之一，还在于对其自称“闲人”的模仿，白居易有一诗：而崇白、敬白，仰慕乐天风姿的苏轼，也曾在自己创作中，以“闲人”自诩，如其散文名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篇散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当时，作者正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这“闲人”之语，看似自嘲，实则化用自白居易诗中语典。到了清代，仰慕苏轼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在小说文本中，嵌入了“闲人”的语典。《红楼梦》中所塑造的主人公贾宝玉，藐视“禄蠹”，不贪慕功利，追求个性独立，这些性格特征的塑造，也是对苏轼思想有所取法，如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中，宝玉和大观园才女们结诗社，仿照古人互相取名号，对于宝玉——宝钗道：“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于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宝玉笑道：“当不起，当不起，倒是随你们混叫去罢。”而“闲人”正是源出白诗，后被苏文取法的“闲人”语典，足见其源流自有来处。苏轼通过取号“东坡”、化用“闲人”语典等方式，对其仰慕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加以敬奉、效法，其诗文中隐藏的“闲人”情结，也足见其崇白心理之深。[1]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2] （明）冯梦龙编刊，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3] 赵银芳：《东坡旷代慕乐天》[J].《苏轼研究》，2018（01）[4] （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第2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5] 王力：《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6]（清）曹雪芹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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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30 04: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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