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明朝形塑了中国，它对中国史尤其近现代史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世界历史的脉络和发展道路，也受到了明朝影响。
当全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之时，明朝为什么会作出与世界其他文明不同的选择？在早期全球化历史的浪潮当中，明朝又为什么会错失了历史的机遇？
近日，赵现海×蔡辉老师就【 “十字路口的明朝”有着怎样的内卷与国运】开展了一场精彩的对谈分享，本场的交流内容特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
蔡辉（媒体人、书评人）：如何去看历史，应该用什么方式把碎片化的历史资料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史实？元帝国崩溃以后，出现了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欧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竞逐的局面。西欧走向了地理大发现，俄罗斯开始迅速扩张，奥斯曼帝国崛起并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它们都采取了往外突出的姿态和格局，而恰恰明朝时的中国采取了一个内敛的格局。如果只是从过去的王朝逻辑看，社会发展，经济也很发达，我们不明白明朝为什么衰落，也不明白明朝究竟错过了什么。如果你从世界史去看中国史，从世界史去看明朝史，就把这个问题给讲清楚了。我们读历史，是要学会历史的思考。因为在未来可能几百年，依然涉及世界史和中国史，世界逻辑和中国逻辑，世界潮流和中国潮流这个双向协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十字路口的明朝》这本书是否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术史呢？赵现海（历史学家、社科院明史研究室主任）：我觉得历史不仅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也是跟当前仍然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前半段历史的研究，开展较早，积累较为深厚。明史相对比较靠后，研究起步比较晚，资料也比较多，做起来容易分散。但是社会面对于明史一直比较关注，这是因为明代距离当代较近，当代一些现象也与明代密切相关。明朝和之前的任何朝代都不同，已经开始深深地卷入到了整个世界里面去。当下，我们也是处于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我们解读明朝，其实也是从历史的角度，在解读现在，理解现在。明史研究的很多前辈，在研究明史的时候，也选择了世界史的视角。比如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其实就是把明代历史放到整个世界历史里面去。这样的研究很有启示意义。近几十年来，伴随资本主义萌芽、早期现代化、前近代、早期全球化等相关视角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中国，一点儿都不弱。经济很发达，社会很繁荣，文化也非常灿烂活泼，各方面一点儿也不落后于欧洲，甚至比欧洲还要先进。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研究，出了很多的书。大家都在讲一个故事，就是十五世纪以后整个中国GDP世界第一，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位置。但这样的研究越多，带给我们的一个困惑也就越大，那就是中国为什么到最后还是不行了？ 我写这本书，就是尝试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应该追溯我们的辉煌，同样应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看看明朝产生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发现我们文明的不足，有什么启示意义，去找到我们真正所应该走向的未来。蔡辉：在世界各大文明竞逐时，其他三大文明都在向近代化转型，明朝却走上了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之路。当其他几个文明都在加强皇权专制，迎来富国强兵，不断地对外侵扰时，明朝反而转向内敛。个中原因是什么？赵现海：以前我们在看明代历史的时候，一方面去竭力寻找明代历史和欧洲历史的相同点，比如资本主义的萌芽。另一方面又刻意地去寻找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出来的差异性因素，将之归结为封建制度的封闭落后、小农经济的阻碍、儒家意识形态的禁锢、科技发展的落后等。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14世纪这个世界发展的十字路口，就会发现，整个的世界的文明是非常相似的。明朝跟其他文明的发展趋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十分相似的。蒙古帝国的瓦解，释放出巨大的国际权力空缺，笼罩在大家头上的庞然大物突然没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不同文明开始填充它的空间。蒙古帝国打通亚欧大陆以前，各文明没有发现原来世界那么大，这个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要到其他地方去，我要富国强兵，增强社会动员能力。这就导致不同文明的君主权力，都在普遍在上升，中央集权在加强，都在朝外扩张。但另一方面，不同文明的地缘环境，导致各文明的发展道路，又存在巨大区别。由于地形破碎，西欧长期处于分裂局面，资源匮乏，不同政权之间彼此争战不断，不断发动内部战争，并积极向外开拓。阿拉伯文明所处的地区，大部分是沙漠，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俄罗斯的众多小公国，分布在广阔的内陆草原之上，农业不发达，牧业收益率低。可见，三个文明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活下来，只能朝外走。中华文明依托繁荣富庶的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发展出古代世界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完全可以借此而长期存在。相应，对于包括明朝在内的所有中原王朝而言，只要维持对核心地区的统治，就可以获得政权的长期存在。不同文明由于拥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明内核，从而呈现了不同的面相。西欧不同规模的政权，通过构建起具有认同感的“民族”，建立起民族国家，走出了封建割据，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了全球扩张与海外殖民的历史进程。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与游牧民族骑战风气相结合，推动阿拉伯文明在亚欧非疯狂扩张，成为早期全球化东西交流的中介与使者。莫斯科公国继承了蒙古广阔疆域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吞并、整合了数百个罗斯部落，建立起崭新的俄罗斯文明。从地理位置、疆域观念、扩张方式等方面来看，俄罗斯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游牧族群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孤处东亚的明朝，在国家动员上，呈现了“有限动员”的保守特征。一方面，明朝在政权规模上，并未像其标榜的“驱逐胡虏”，而是努力接管元朝旧有的广阔疆域与多种族群，开展复合政权的建设；另一方面，却在政权宗旨上，努力“恢复中华”，虽然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陆军、水军力量，但却放弃了蒙元帝国的世界取向，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尤其东亚恢复起以中国为核心与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在疆域政策上呈现出内敛的取向。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与以上文明采取国家支持的方式不同，明朝放弃了蒙元时期发达的海外贸易与商税政策，恢复起传统的朝贡贸易与农业财政，长期采取了禁止海外贸易的“海禁”政策。虽然漫长海岸线的民众，长期开展走私贸易，推动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促成中国逐渐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并最终在隆庆年间推动国家开放“海禁”，实现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但国家却一直没有积极主动地借助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推动政权的整体改造与近代转型。这表现在经济上，便是明朝官方一直坚持朝贡贸易与农业财政，并未有追随商人的脚步，海外殖民的政治野心；甚至国家财政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冲击下，变得入不敷出，最终崩溃。因此，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我们看到了明朝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是民间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了经济领先与文化辉煌，众多的历史新因素不断产生；另一方面却是国家虽然也在吸取早期全球化带来的白银货币、军事技术乃至思想观念，但政权体制却呈现出巨大的传统惯性，不为新思潮所撼动。就像一件衣服，其他文明改换了样式，中国只是点缀了花边。可见，在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十字路口，明代中国实行“有限动员”的国策，虽然长期保持了广疆域、多族群、多文化的王朝国家，但却未能利用自身的军事、经济与国家整体实力，推动国家进一步改造与成长，也未像其他文明那样积极扩张，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地区辐射影响。明朝的这一作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在世界近代浪潮中的命运。近代时期席卷西方的暴风骤雨，并未在明代中国产生电闪雷鸣，惊天动地的效果；而是如蒙蒙细雨，润物细无声。明朝的大地，虽然萌发了历史的新芽，但依然笼罩在传统的风月之下，保持着旧时的容颜。明朝的这种选择，虽然并不成功，但却合理，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本书尝试按照时代顺序，选择每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展开叙述，从而揭示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与时代特征。蔡辉：可以说朱元璋的保守性格，决定了明朝历史的基本走向。当三大文明都在迅速膨胀扩张的时候，明朝却选择了内敛。名义上是皇朝盛世，万国来朝，但是事实上是外强中干。朱元璋、朱棣这几代君主实际上采取了强烈控制内部的僵化的管理制度，文化层面、社会生活层面，都要管。这导致明朝丧失了灵活性。后来，明朝这么多君主都没有转变这个传统，几百年基本持续了一个内敛的不对外进取的王朝性格。这是挺让人不可思议的。赵现海：这个问题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相对于其他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体系。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国家的概念，其实是在欧洲兴起来的一种政治体系，这种政治体系是一种民族国家，地域非常小，民族也非常单一，甚至只有一个民族，很多也只有一种语言，信仰一种宗教。这样的国家形式和中华帝国的国家形态是完全不同的。中华帝国是一个王朝国家，特征是拥有一个广阔的地域、多种的民族、多元的文化。王朝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呈现了一种很笨的感觉。这种笨，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它发展比较缓慢，应对比较迟钝。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稳定、平衡。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改革面临着很多很多的阻力，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伴随着一个王朝灭亡，原来的改革措施反而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助推器，形成了新的政策，推动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的形成。之所以改革不容易推动，原因就是王朝的体积太大，考虑问题太多，要兼顾到空间上、民族上、文化上的差异，整个国家相应在推动变革的时候，就比较谨慎，甚至会因循守旧。由于宗法制度比较发达，中国古代的不同政权，都有所谓的祖宗家法，被奉为一代王朝国家治理的根本思路。祖训有的是私下传授，有的形诸文字。明朝是最讲究祖制的政权，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就开始命人编祖训，最后在洪武末年编成《皇明祖训》，禁止后代皇帝随意更改。明朝后来的皇帝，即使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变革，但名义上只能在这个框架之内变革，不能突破。这就导致明朝许多新的制度发明出来之后，旧的制度仍然无法废除，新旧并存，看起来很乱，其实当时人非常清楚，运行起来也没有问题。不仅如此，虽然具体制度不断变化，但明朝的政治精神，一以贯之，一直延续了朱元璋的思路。比如朱棣就是这样。表面来看，朱棣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突破了洪武祖制，北征蒙古，南征交趾，派遣郑下西洋，突破了朱元璋所制定的内敛国策。但他的最后立足点，仍然是整个王朝的核心区，对于边疆的征服，对于异域地区的占领，对于海外交往的大规模扩展，只是为了在朱元璋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的宗藩秩序推向高峰与辉煌，并非是实质性地走出去，相应仍然是在祖制的范畴之内。可见，在王朝国家内，祖制发挥着特别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蔡辉：关中在历史上是非常富裕的地区，到汉朝的时候司马迁还说，关中财富天下十居其六。而到了明朝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为赤贫之地。为什么赤贫呢？就是驻军太多，军事管理太多。特别是榆林长城的设立，完全是各方扯皮、互相推诿的结果，既没提高安全性，又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修筑了长城以后，百姓多依军队谋生，张献忠、李自成原本就是戍卒、驿卒，他们揭竿而起，很快就能组织起一支大军，结果，李自成攻进了北京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朝是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了。明朝在很多政治决策上是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的，而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并没有到场。如何才能避免失控，如何保持系统的灵活性，及时修改，是一个值得长期争议的话题，不知您怎么看？赵现海：这个问题跟上面那个问题有相关性。中国历朝历代治理地方的措施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实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一种观念，就是防范地方，尤其地方武将尾大不掉，为此采取的方法之一，是以文制武，中央用文官去制约武将，一是把文官派到地方上去，二是中央完全奉行文官政治。明朝就鲜明地体现了以文制武的特征。在中央层面，一般的决策由内阁票拟，宦官代行批红，皇帝最终决策。重大问题的决策，由内阁、六部、都察院和其他重要部门的官员，组成“廷议”，投票表决。参与廷议者绝大多数都是文官，只有少数勋臣参与决策。这些文官尤其阁臣、礼部尚书基本不到地方去，完全按照文书处理政务。明朝内阁的选拔制度完全是封闭式的内部循环，通过科举把特别优秀的一甲和二甲的前几名，选入翰林院，经过一定时期的培养之后，再选拔其中的优秀者进入到内阁。仁宣以后，明朝不断派遣文官前往地方，充作巡抚、总督，分割武将的权力，监督武将的作为，甚至直接统率武将。这些文官到地方之后，能够了解明帝国的真正实情，想法自然和中央文官有些不同，更为务实一些。但总督、巡抚考虑问题，具有自身的政治考量，尤其对巡抚而言更是如此。巡抚的职责是保境安民，一是保护自己辖区的安定，二是防止当地老百姓造反。修长城是最能够体现这种政治利益的，因为修一道墙直接就把蒙古骑兵隔绝在外面，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与之不同，大多数武将还是希望能够打出去，希望通过军事作战取得胜利，彻底解决蒙古的威胁。但是，以总兵官为代表的武将群体，在明中后期越来越低，直到明末才开始回升。相应，他们的话语权比较小，声音慢慢被压制了。我们的一般印象里，似乎从战国以后，长城一直都毫无争议地修筑了下来，其实不是的，争议是很大的，主要体现了文官的意思，而不是武将的意志，是一种防御的意志，而不是一种进取的意志。所以，长城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产物。长城在明代发挥了非常长期而重要的作用，对于揭示明代的统治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西周以来，西安就是一个有王者之气的地方。但明代却沦为了西北边疆的枢纽地区。这一方面跟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系，明代处于一个小冰河期，气候变冷了之后整个西北地区的降雨量减少，农业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朝是一个内敛的王朝，把边疆的很多地方定位成一种军事边疆，西安只是西北的一个军事和政治中心，它所扮演的只是稳定西北的角色，地位就大为下降了。与近代以来起源于欧洲的单一疆界不同，中国古代为了管辖庞大而存在区域差异的国土，长期流行“差序疆域”理念，即由首都出发，在越远的地方，实行管理越松散的地区。具体至明朝而言，存在着行政疆域与军事边疆的区别。明朝在内地推行管理民众的行政机构，形成省—府—州—县的管理模式；而将边疆地区界定为半军事化，甚至完全军事化的军事边疆，形成军镇、都司卫所、府州县并存，甚至完全由军镇、都司卫所管辖的军事地区。陕北地区便属于半军事边疆，虽然主要在陕北南部设置了府州县，但在更多地区尤其陕北北部，设置的都是军镇与卫所，驻扎了大量军事人口。整个西北地区为什么在明代的时候衰落？丝绸之路为什么在明代的时候衰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明朝把这些地方定位成一个打仗的地方，整个西北地区的地位就会大为下降了。后来，明朝的灭亡也是因为陕北驻扎了大量的军事人口，国家发不下军饷了，部分士兵与军队附属系统的驿卒，以及在长期战争中不断训练，拥有作战经验的民众，在生活所迫之下，发动起义，最终灭亡了明朝。蔡辉：如果从这种内敛式的王朝的角度去看张居正变法，我们过去的一些书籍可能把它夸大了。因为张居正变法不过就是非常强化吏治责任，甚至好多都是按承诺书一二三四五这种具体化的方式改革，虽然这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管理，但是以古代王朝的政治能力采用这一套，根本持续不下去，只能增加王朝内部官吏之间的矛盾，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过去许多王朝改革，虽然暂时缓解了问题，但是也容易将一个多元的社会变成一元社会，从而带来更多问题。对此，您怎么看？赵现海：张居正改革是整个明史研究里面没有办法绕开的重要问题。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中国古代的改革很少有成功的。张居正改革同样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就被废除。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张居正改革呢？张居正改革体现在政治层面，最大目的是加强内阁的权力，推动整个官僚体系的整肃。朱元璋借助“胡惟庸党案”，标榜恢复周制，废除丞相制度。“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形成了皇帝直接统领文官集团的政治格局。“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己丑，北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478页。）并在《皇明祖训·首章》中，明确禁止后世子孙恢复丞相制度。“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影视剧中的张居中。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但伴随着明中后期皇帝逐渐怠政，分散的政治体系颇有一盘散沙之势，这也助推了官场的怠惰风气。张居正鉴于官场逐渐懈怠萎靡，主张恢复明初的威权政治。他向神宗指出：“高皇帝得圣之威者也。世宗能识其意，是以高卧法宫之中，朝委裘而不乱。今上，世宗孙也，奈何不法祖！”（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秉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39页。）张居正采取“考成法”，由内阁考核六科，六科考核六部，六部、都察院考核天下官员，通过这种方式，张居正在相当程度上，空前实现了内阁对于官僚集团的监督和控制，将内阁权势推至历史的巅峰，改善了官场长期积累的颓废风气，有效地提升了政治效率。“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令而夕奉行。”（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5645页。）但这一制度出台之日起，便遭到六部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死后，包括六部在内的众多官员，也将此作为张居正的罪状之一，加以攻击，该制度相应也被作废。在官僚集团的建议之下，神宗命令剥夺张居正一切官职，但并未接受剖馆戮尸的建议。张居正改革的结局反映的是什么呢？当一个特别有能力、有见识、有执行力的官员，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会面临着整个官僚集团的群体而攻之的局面。其实有时候你很难去指责这些普通的官员，说这些人不负责任，没有责任感，没有使命感，他们每个人其实就是在自己那一摊上负责自己那一摊事儿，没有想着去要实现更高的一种理想。张居正改革的结局，反映出一个悖论，就是说王朝国家的治理，最依赖的是官僚系统的有效性。必须让官僚系统有效，这个国家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但是官僚系统有效，会带来一个反制。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一定要听一个人的话。听谁的话呢？大多数皇帝都是不喜欢勤政的，更喜欢玩乐。那么只能让丞相这个职业经理人去做这些事情。但丞相在这个位置坐的时间长了，有可能把权力慢慢都掌握到自己的手上去了，反而会对皇权构成威胁。皇帝为维护自身权力，压制丞相权力，会削弱官僚系统的效率，像明朝直接废除丞相的作法，弊端就更为明显，造成官僚系统效率的明显下降。所以，在维护官僚系统的有效与忠诚之间，皇帝必须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度，这是一门政治的艺术。蔡辉：如果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讲，明朝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不可解决，也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比如说张居正时，最大的问题是北边有游牧民族，南边有倭寇，但是通过经商、开放海关，倭寇问题和游牧民族侵袭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解决。所以事实证明，如果说融入全球化秩序中，实际上内部的很多问题可以解决掉，可以有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时候中国比较优秀的读书人集体产生了一个很错误的问题意识，比如这个时候，大家不去讨论融入世界秩序这个核心问题，不去讨论国家怎么强大、管理怎么增强，不去讨论怎么把权力集中起来，以便更有效率地使用，不去讨论如何尽可能地致力于社会的多元化，而去考虑皇帝继承大统以后究竟该管谁叫爹的问题（大礼议问题），搞得还壮怀激烈，在今天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世界在跑，他们还在这儿跳。在这个历史的大关头，儒家的士大夫们没有起到自己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反而是一个负作用的力量。赵现海：我对于儒家在中国古代所扮演的角色，既肯定起长期保持稳定的作用，又对其保守与拘泥持质疑的态度。不可否认，儒家在中国古代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稳定了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统治，这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之上，是不是可以反思，中华文明可以发展得更好？先秦诸子百家的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从西周负责祭祀与卜筮的“巫”官嬗变而来的儒家，呈现出对于政治秩序的遵循立场，是诸子百家中较多保留周代官学色彩的一支学派。儒家主张复归三代理想秩序，也就是所谓的“王道”。儒家主张“向后看”，倡导对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先王旧制加以改造。可见，在政治思想上，儒家呈现出一种谨慎有度的保守理念。儒家所崇尚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相对有限、静态而松散的社会体系。与法家主张富国强兵不同，儒家从“民本”思想出发，反对大规模动员社会，投入到社会建设、边疆开拓、对外交往上面，认为这会增加民众的负担，造成民众的叛乱，最终威胁政权的稳定。在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君主“垂拱而治”，士大夫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治理国家，上下有序，社会和谐，这是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在这种政治思想影响下，士大夫对于政治是否符合儒家规范，就十分注重，甚至达到了拘泥的地步，“正名”成为政治运行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历朝历代都存在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嘉靖时期被充分放大了。放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礼议”使世宗君臣对于正名问题都看得很重，二是当时明朝面临着的内忧外患与之产生了很大冲突，二者相互激荡，从而造成最终的南倭北虏问题。武宗去世后，由于没有子嗣，他的堂弟——安陆王世子朱厚璁入继帝位，是为世宗。世宗与正德旧人在继统、继嗣问题上，发生了延续七年的争执，史称“大礼议”。“大礼议”的核心是所谓继统与继嗣的争执。在正德旧人看来，皇统世系本来是在孝宗一系，孝宗传位于武宗，武宗由于没有子嗣，皇统世系由此中断，需要找人过继给孝宗，从而采取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皇统。但世宗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皇统本来在宪宗一系，既然孝宗一系已经中断，便应该转移到兴献王这一系，因此他根本不用过继给孝宗，而是按照血缘较近的原则，直接继承皇统。继统还是继嗣，关系着世宗以什么身份继承皇位，采取何种礼仪登上皇位，他与前朝政权的继承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影视剧中的嘉靖帝朱厚熜。来源/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截图文官群体鉴于世宗一意孤行，要改孝宗为皇伯考，从而采取了集体谏阻的方式。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明史纪事本末》卷五O《大礼议》，第750页。） 两百多名文官于是在左顺门外，集体哭谏。“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O《大礼议》，第753页。）世宗十分恼怒，将220人下于锦衣卫狱中，处之以罚俸、杖责、流放的刑罚，有17人被杖责而死。九月，世宗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正式宣称是继武宗之统，而非孝宗之嗣。嘉靖七年（1528）六月，作为“大礼议”的盖棺论定之书，《明伦大典》编纂成书。该书全面记录了“大礼议”的过程，对议礼反对派进行了集体定性，剥夺了众臣的官职，宣告了世宗的最终胜利。世宗君臣与正德旧人的“大礼议”之争，无论孰是孰非，都造成了明朝政权内部的党同伐异与内部分裂。经过“大礼议”事件，世宗十分注重掌控皇权，有意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制衡，从而加以操控；而文官集团也不复之前激浊扬清的政治风气，而是臣服于皇权之下，展开激烈的内部斗争。嘉靖时期阁臣之间的内部斗争，内部与六部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逐渐开启了明后期的“党争”风气。“大礼议”事件，再次印证了“墨菲定律”的神奇：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大礼议”本来可以有多种方式，更好地解决，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最坏的地步。“大礼议”事件后，明朝也开始走向内外交困的历史境地。受到“大礼议”的影响，世宗对于制礼作乐十分热衷，在处理内外问题上，常常固执地坚守所谓的儒家立场，而不知变通。相应对于蒙古俺答部挟战争之威要求开展朝贡贸易的要求一再拒绝，并严格禁止东部沿海民众下海经商，从而在南北都激化了矛盾，南倭北虏一时成为明朝面临的最大压力。明世宗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明穆宗。穆宗在东宫时，并不为世宗所喜，父子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因此，穆宗即位之后，对嘉靖时期的政策多所变革。包括在北部边疆与俺答议和，开放边市贸易，史称“隆庆和议”；在东部沿海开放“海禁”，东南海商取得海外贸易的合法地位之后，放弃了军事武装，“倭寇”由此逐渐绝迹。“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OO《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333页。）蔡辉：我还是想更多谈谈读书人的责任，比如说东林党有很强的道德意识，也有一定的见识，但是采取的方案却高度不靠谱。他们名义上说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党，但是，他们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或者近代政党，还是以身份认同为主，主要是看家学思学，看学员地缘，互相隐托，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党。东林党的道德解决方案，不仅没有推动明朝问题的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明朝的内敛。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封闭意识、内敛意识的不断积累，导致局面不可挽回。东林党的气概、文人品格，都让我们高山仰止，但是我们也应该去思考，东林党这种道德解决方案是与天下家国无补的，反而促成了更大的灾难的到来。赵现海：对于明朝的东林党，我们一直认为它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政党，已经发展到顶峰的一种情况。他在继续朝前走的时候，就陷入到了一种意气之争。这种意气之争包括学术观点的不同、道德修养的不同，也有私人的情感、私人的意志包含在里头。政党，它是一种社会团体，社会团体要有独立性。东林党发挥的作用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还没有进一步转变到近代政党呢？原因就是在于作为传统的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它没有独立性。它要忠于君父，也不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意志。后来有人说东林党代表了江南地区先进的工商业群体的一种意志，其实没有什么根据。士大夫很多时候从儒家的民本观念出发，一直都有强调要保障工商业经营者合法利益的诉求，不是到了东林党才有这种诉求。那么独立性呢？它一直没有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官僚集团的一分子，它没有办法独立出来。这就导致它没有办法去形成一种非常合理化的社会团体和合理化的社会行为，以自身群体为基础，团结其他政治势力，形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反而是一直展现和标榜自己的道德义气，分化加剧了晚明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从明末的史事来看，阉党的那些人其实做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当时政权的实事。东林党人面临国家危难时，也涌现出很多坚守气节、奋力抗争的忠臣义士，在坚持气节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二者之间其实都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当时双方真的已经水火不容了。明朝灭亡之后，清朝要征召黄宗羲到北京来修史，他坚决不干，说不能丢掉自己的名誉。但是他让他的学生万斯同去干。为啥让万斯同干这个事儿呢？他说，作为东林党的后裔，一定要掌握话语权，不掌握这个话语权的话，那阉党的后裔去修明史，把我们东林党写得很坏怎么办。我们可以看到，党争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书名：《十字路口的明朝》
作者：赵现海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END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7-28 03: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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