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并不专属于过去，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苦难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关注见证文学其实就是关注我们所处时代的苦难，以及对它的书写。
大家好，我是凌越，写诗也写评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有关见证文学的议题。
所谓的见证文学，是指亲身经历过浩劫性事件的人，他们以幸存者的身份去撰写的日记、小说、回忆录和诗歌等作品。
我们在今天为什么要关注见证文学？因为苦难并不专属于过去，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苦难都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关注见证文学其实就是关注我们所处时代的苦难，以及对它的书写。
以色列诗人、集中营幸存者丹·帕吉斯曾经说过：“受难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一个人受难的事实被抹消了。”因此，见证文学都有一种内在的道德紧迫感，不管是何种风格，它们似乎都在齐声高呼：“罪恶存在过，罪恶就在那里。”——以便未来的人们可以听到这声音。
法国导演阿伦·雷乃在1956年拍摄过一部有关奥斯维辛的纪录片叫《夜与雾》，片中也有这样一句旁白：“我们只能靠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来想象那些撕心裂肺哭泣的夜晚”。
我关注这个问题有很多年了，在2020年出版了《见证者之书》。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现实与想象、文学与道德、词与物这几组概念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是我关注的核心。
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之上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见证之难。许多身处恶境中的人都有通过文字为时代做见证的冲动，但只要和文字发生关系，就不得不遵循文学内在的规则。这规则考验耐心、考验修辞、考验想象力，最终是在考验善本身。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位奥斯维辛幸存者作家和他们所书写的见证。
普里莫·莱维：
奥斯威辛第174517号囚犯
▲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 ｜ 图源网络
普里莫·莱维是犹太人，1919年出生于都灵。1930年在都灵大学攻读化学，最终拿到化学博士学位。1943年11月，莱维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游击队。12月13号，法西斯抓捕了莱维和部分队友。1944年2月，莱维和另外629名犹太人被转押到了奥斯维辛，和他同期到达的这600多名犹太人中的大部分当天就被送进了毒气室。莱维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最后因为化学家的身份得以幸存。
那么，莱维是如何书写集中营的？《这是不是个人》是莱维根据自己在奥斯维辛亲身经历写的一本回忆录。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1943年12月13日我被法西斯保安队逮捕了。”最末一句则是在描述几位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们相互写过很多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到他。”
这两句话非常平静，这种平静透露出来一种内在信息——这是一部力求屏蔽歇斯底里情绪的书。莱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地让事实本身说话。这是奥斯维辛的大门，上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劳动带来自由”。
▲ 奥斯维辛大门
在莱维克制而有力的笔触下，纳粹和集中营的罪恶被一层层地揭开。苦难从装满犹太人的列车刚刚抵达奥斯维辛车站就拉开了它的黑幕：
“从列车一边下车的人进入集中营，从另一边下车的其他人就被送往瓦斯毒气室。······我们的女人们，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儿女们，就这样冷不丁地突然消失了。几乎没有人能与他们告别。我们看见他们在站台的另一端待了一阵子，黑压压的一片，然后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随后，读者很快被告知各种物资的极度匮乏，每样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有可能被偷走。饥饿则是永恒的，压倒一切的，甚至在睡梦中，很多囚犯咂吧着嘴巴，磨着牙床，梦想着触手可及却永远也拿不到的食物。
当囚犯们拖着步子去劳动，营地大门旁的一支囚犯乐队会开始演奏那些可憎的虐待狂式的抒情小曲。而掌控集中营日常生活的则是普遍的悖德，随时随地的暴力和倾轧，尖利的斥责、殴打和侮辱，被强迫的赤裸以及极为轻率的杀戮。
在第一次被一个德国士兵殴打时，莱维体验到一种震颤，他这样写道，“惟有一种深深的愕然：怎么能不带愤怒地殴打一个人呢？”当然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一切罪责推到纳粹身上，但是莱维没有停留于此，一直不曾泯灭的羞耻感使他始终将忏悔的矛头对准自己的胸膛。
也因为这样，在莱维的笔下有很多关于集中营中里灰色地带的描写，他一再强调，那些顽强保存自身人性光芒的人，根本不可能挨过集中营地狱般的生存法则。
他书里有一个章节叫「最后一名」，描写了莱维在集中营里亲眼目睹的第十四次公开绞刑。这个要被绞死的人据说是参加了一项起义，在奥斯维辛附近有一个较小的集中营叫比克瑙。上个月比克瑙的焚尸炉被炸掉了，据说是负责毒气室和焚尸炉的一群起义的特遣队员干的。
关于特遣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索尔之子》，电影里的索尔就是一名特遣队员。他们是干集中营里最肮脏的活，负责接送并把他们的犹太人同胞送进毒气室，剃掉被杀死的女犯的头发然后把尸体送进焚尸炉，监视炉体的运转，最后清理这些犹太人的骨灰。
特遣队员们因为接触到集中营有组织杀人的核心秘密，会定期被处死，并且与营地其他部门之间实施严格的隔离。这个即将被处死的人与比克瑙的起义者有联系，并把武器带进了莱维所在的集中营，他将在站好队列的所有集中营囚犯面前被绞死。在临死之前，他叫喊出最后一句话：“难友们，我是最后一名了！”
这个人和这最后的喊叫声对莱维来说显然是一种深深的震撼，因为在《这是不是个人》这本书中，莱维都在用尽可能平静的语调叙述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但是在面对这个人这句话的时候，莱维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阿尔贝托和我回到棚屋，我们无法面对彼此。那个被绞死的人应该是刚毅的人，应该是由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连这样的处境都无法令他屈服，可我们却让这样的环境给毁了。”
对于自己在集中营里忍辱偷生的种种表现，莱维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
莱维的作品之所以在大屠杀作品中显得出类拔萃，和他这种冷静的、平静的叙述有很大关系。莱维深知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是见证，而这重要的使命和他的眼泪相比，眼泪不值一提。
西方也有评论者批评过莱维的“冷漠”，但只要我们是一个很细致、敏感的读者，就不难看到在莱维那种貌似平静的笔触下那种被极力压抑的愤怒和激情。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就曾说过：“莱维的镇静是激烈的哀悼、抵抗和确信”。
莱维从1975年开始创作《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首版于1986年，是他去世的前一年。这本书他写得很慢，八篇文章断断续续花了十年时间。
如果说《这是不是个人》是以冷静的叙述见长的话，那么《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就是以对见证的深刻反思而令人叹服。在这本书里，莱维不再纠结于具体的暴行的细节，当然他也会历数一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多半只是作为他深入讨论的起点或论据。莱维将关注的焦点对准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及集中营里人性的复杂和卑微，甚至对准了受害者和幸存者。
有关纳粹集中营的书不在少数，但是如此“苛刻”地描述集中营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书，在我看来《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是第一本，这也是这本书首先抓住我并让我震惊的地方。
当然，莱维是极为敏感的，追求复杂真相的内在要求和能力，使他决不能容忍将对幸存者的“残酷分析”扭曲为开脱纳粹党徒罪责的理由，在这一过程中，莱维一直小心翼翼地区分两者的界限，不容许有任何混淆。所以在这本书里，经常会感觉到莱维很踌躇、很迟疑的那种笔调。
莱维引用19世纪意大利作家曼佐尼的一句话，来把纳粹党徒的罪恶和幸存者之恶做了一种联系，“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
这正是这本书深度的一种表现，莱维执意追求真相就必然会反对任何意义的简化，因为真相永远是复杂的。像集中营这样的处境，对人来说是一种极端残暴也极端荒诞的处境。
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里面，善恶关系是松弛的。但是善恶之间的张力在集中营里被拉扯到最大限度，有时候这种绷紧的连接之绳真的就在我们眼前崩断了，恶之链条散落一地，面对极端狼狈和悲惨的境地，我们甚至无法树立起重建善的信心。
《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第二章叫「灰色地带」，莱维在这一章里讲述了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故事。兰科斯基是波兰犹太人，“二战”期间被任命为波兰第二大城市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领导人。
他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人物典型，他既认同压迫者的许多理念，又同情被压迫者。所以他的行为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通过严酷的镇压，来消灭隔离区内反抗的苗头，但又尝试和德国人讨价还价以防止区内更多的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
但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像兰科斯基这样的中间路线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所以最后他也难逃厄运，他和他的家人都被送进了集中营。据说兰科斯基提出要用一种体面的方式——一节特别的车厢载着他和他的家人，挂在运送普通囚犯的拥挤的车厢之后，但是这一列火车去的目的地是一样的，都是开往奥斯维辛，开往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和焚尸炉。
这个人物故事再次印证了托马斯·曼的著名判断——人是一种混合生物。压力会使他更加复杂，会挤压出更加陌生难闻的人性之液。莱维告诉我们，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自身，我们必须凑过去去嗅去闻，从而使我们身上那一点点可悲的免疫力有所增加。
我觉得兰科斯基特别像古希腊悲剧里的人物，他被命运抛入到可怕的境地，在这个境地中间善恶扭结在一起，难以区分，对善恶任何一方的强调都必然会携带着它的对立面。摆脱此种困境的方式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唯有一死。
所以后来莱维他对于兰科斯基的议论，我认为是高水平的，他说：“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的模糊性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黏土和灵魂混杂而成。”
以这样的一种自省为开端，莱维把矛头直接对准自己，对自己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剖析，这是莱维自己的话：“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这种沉重的负罪感使莱维从幸存之日起就自觉地去承担一个见证者的职责，并且把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视为证词。
1987年，因为抑郁症，莱维从都灵住所的三楼阳台坠地而亡。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验尸官认为他是自杀。面对莱维的逝世，他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朋友伊迪斯·布鲁克曾经这样说：“莱维的写作中没有怒号——一切情绪都是克制的——但是莱维却通过自己的死发出如此自由的怒吼。”
174517是莱维在集中营里被打在手臂上的囚犯序号，这个数字烙印莱维终其一生都拒绝抹去，我想他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时刻提醒自己作为见证者的职责。后来，这串数字也铭刻在他的墓碑上。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
奥斯威辛第119198号囚犯
▲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1922-1951） ｜ 图源网络
博罗夫斯基1922年出生于今天属于乌克兰的日托米尔市，父母是波兰人。他年幼时，父亲因为参加一个波兰军事组织，被流放到北极圈附近的荒寒之地，母亲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他很幸运得到了一位姨妈的照料，一直到1934年，他才历经波折和父母在华沙相聚。
二战开始后，德军占领了波兰，博罗夫斯基只能在地下学校学习。1940年为了避免被送到德国成为劳工，他在华沙一间建筑材料公司找到了一份守夜人和仓库杂役的工作，同时在地下大学学习文学。他们在私人家里上课，为安全起见分成很多小组，在他所在的小组里有13个人，二战后只有5个人幸存下来。
1943年二月，博罗夫斯基被盖世太保逮捕，四月他被送进奥斯维辛，手臂上被打上集中营序数号码：119198。他在那里苦熬了两年，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博罗夫斯基在他的小说《这条路，那条路》开头就给我们描述了一幅集中营里非常恐怖的画面。博罗夫斯基在集中营里所处的是主要由精明的囚犯构成的中间阶层——囚犯在集中营里是有等级的，犹太人是最低等的，中间阶层就是非犹太人。博罗夫斯基是雅利安人，还有另外一些技术人员等等，他们在集中营里是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的。
他们就在医院营房后面的空地上建造了一个足球场，球场后面是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后面是有很多路轨的铁路车站，车站右边不远处就是焚尸炉。囚犯们甚至有雅兴在营房窗前种下菠菜、莴苣、向日葵和大蒜以作修饰。
有一天博罗夫斯基跟那帮中间阶层的囚犯踢球，他当守门员背对着车站。当他反身去捡球的时候，正好看见一列火车驶进了奥斯维辛车站。那时候是夏天，穿着斑斑点点的夏装的人们走下火车。他看到这里就继续踢球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反身去捡球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吓到了，他写道：“我站起来一看，顿时万分惊骇：车站已经空无一人。那身穿彩色夏装的人群，连一个人也没有留下来。······在两次角球之间的时间里，在我的身后，有三千人被送进了毒气室。”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天空依然是湛蓝的，晚霞依然醉人而美丽，莴苣和向日葵依然在装点着人们的生活，但是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存在玷污了这个世界，使人们不可能有片刻的安宁，自欺欺人根本是不可能的，它们以自身蛮横的形象粗暴地提醒你：你就在地狱中。
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所抨击的集中营里的灰色地带，正是博罗夫斯基所处的空间。他是雅利安人，在他被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前三个月，除了个别情况，雅利安人不再被送进毒气室。从那时起，只有犹太人被大批屠杀。起初，博罗夫斯基的工作是扛电线杆子，后来他因为患肺炎被送进集中营医院，病愈后被留在医院，干上了守夜人的轻活。
那么，身为雅利安人的博罗夫斯基是如何书写集中营的？他的身份使得他对集中营里的人的道德困境极为敏感。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叫《施林戈尔的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施林戈尔是党卫队盖世太保的下士，是集中营里作恶多端的魔鬼。他们这一帮人经常在一起吹牛，说自己用拳头棍棒和手枪亲手杀死过一万多人。在一次持枪押解一批一丝不挂的犹太人去往毒气室的过程中，施林戈尔被一个身材匀称的古典美人的身体所吸引，他就走近这个女人，抓起她的手。
这时候这个女人突然弯腰在地上抓起一把沙子，狠狠抹在施林戈尔的两只眼睛里。施林戈尔痛得哇哇大叫，手枪掉在地上。这个女人就捡起手枪，朝着施林戈尔的肚子连开数枪。场面一片混乱，尽管最终党卫队和特遣队控制住局面，把这个女人和这些犹太人送进了毒气室，然后把施林戈尔送上汽车，送往医院。
在汽车上施林戈尔痛苦地呻吟，他说：“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事，得受这样的痛苦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反讽的，当党卫队队员践踏犹太人的上帝时，他们大概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也要去面对这样一个上帝。
因为在小说里对自身所处的中间阶层毫不隐瞒的描述，在战后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将博罗夫斯基押上被告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博罗夫斯基在这些小说里埋藏着很深的愤怒，那是与时代之恶展开斗争的特殊方式。
那是什么支撑了博罗夫斯基对集中营这样的书写呢？在他的小说《在我们奥斯维辛》里，有一句话直白地表明了他见证的意图：“你要细心观察这一切，感觉不好的时候也不要气馁。因为说不定我们要向活着的人们叙述这个集中营、这个欺骗时期的一切，要站起来维护死者的尊严。”
二战结束后，博罗夫斯基返回了波兰。因为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他作为天才作家的敏锐之间存在着一种鸿沟，最终这鸿沟将博罗夫斯基带入死亡——讽刺的是，他曾经在集中营里绞尽脑汁试图逃脱死亡。
1951年，在女儿出生三天后，博罗夫斯基独自在家拧开了煤气阀门，时年只有29岁。
莱维和博罗夫斯基对集中营的书写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见证是必要的、必须的，因为历史有一个吞噬鲜活生灵的黑洞，在其中生命很容易就被概念化，而苦难也不过转化为一声轻叹。
我是带着疑惑、抱着试图厘清问题的态度去写《见证者之书》的，但当我完成这本书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越细致的观察越不可能得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被简化的答案。复杂性本身是事物真正的原貌，它和堪称伟大的文学在道德上的复杂性是相辅相成的。
而文学最终的意义也不在于拯救，而是在于让我们可以直面心中的恶。文学不提供解决方案，最好的时候它不过是提示了路径的可能，而路依旧漫长。
好，谢谢大家。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7-15 08: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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