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理想照进现实,拥枪所带来的安全感和危机感,正如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城。宏观层面上,枪是反抗政府暴政的武器。美国人从骨子里对政府是不信任的。这一点,在最初的《独立宣言》中充分体现: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政府在美国人心目中,是自由威胁者的角色。如果说大多数国家的国民与政府的张力来自于对“善治”的追求,对美国人而言,某种意义上可能“治理”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因此哪怕有时政府占理,最终还是会吃瘪。2014年,美国内华达州牧场主邦迪长期在内华达州联邦政府的地块上放牛,不交放牧费,抗拒政府收缴,还号召了很多民兵开着房车、货车,有的骑着马,带着各种武器弹药前来应援,甚至布置了狙击手、配备了直升机。结果这些持枪民兵楞是逼退了联邦政府的警察,政府不得不归还之前围捕的牲畜。微观层面上,枪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她们在体力上不占优势,如果有枪,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安全。比如,在美国女性群体中,非裔女性由于种族原因,受到暴力威胁的概率高,她们在美国拥枪群体中人数增长最快。42岁的非裔女性罗莎琳德·菲利普·琼斯表示,她会经常晚上还在外面工作,会选择携带枪支“保护自己,这样就不会生活在恐惧中”。根据全美非裔美国人枪支协会(NAAGA)的数据,去年有2500名非裔美国人参加了该协会的枪支培训课程,其中98%为女性。然而,拥枪给予美国人的安全感有多强烈,伴随的不安全感就有多窒息。枪支本身并不是杀人的唯一工具,但其杀伤力以及相应的社会影响力,都远远大于其他方式。这些年,震惊世界的美国枪击案屡有发生。
比如2012年12月12日,康涅狄克州的珊迪·胡可小学发生枪击案。据一位中国媒体人回忆,因为没有具体伤亡,他们当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美国的新闻大多与枪击有关,后来得知有28人在枪击事件中遇难,其中包括20名儿童。他为自己最初的“不以为然”感到惭愧。
再比如2017年,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一场乡村音乐节上,枪手从酒店32层的一个房间居高临下,向人群进行了近10分钟的疯狂扫射,造成59人死亡,527人受伤。惨案发生后,美国各界从总统到普通民众,都在谴责、祈祷、哀悼,但也仅此而已。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悼念拉斯维加斯枪击案遇难者。来源/东方卫视新闻截图
从美国200多年历史看,曾先后有9位总统遭遇枪击,其中的林肯、肯尼迪等4人还因此丧生。仅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政府就有一千条理由禁枪。然而,在枪击案这件事上,历史的上限不断被突破,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次枪击事件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会带来多大的伤害……那么,为什么在美国,枪就是禁不了呢?
1968年,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枪支管理法》,规定不得向有犯罪前科和精神不正常的人出售枪支。里根遇刺后,美国政府也曾一再呼吁立法管制枪支。克林顿主政时期,签署了《布雷迪枪支管制法案》,核心内容是:私人购枪,须由警方对其背景进行调查。之后,又针对青少年持枪犯罪出台了一个方案,包括成年人不得让未成年人拿到枪支、手枪必须有防止儿童误用的安全装置等。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枪支越禁越多。21世纪初,美国公民持枪数量大概在2.35亿支,到2017年时,这一数字变成了3.93亿支,远超美国实际人口数。这种枪支越管越多的原因,除了前面说过的,美国人把持枪权上升到自由、人权的高度外,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答案。
其一,法律程序繁琐。要禁枪,第一步就是修改宪法第二修正案。但是在美国现行体制下,要修宪,应由参众两院2/3议员或2/3州议会提出,经3/4州议会或州制宪会议通过,同时还规定批准修正案的时限为7年。而自美国建国以来,在国会提出的超万条的修正案中,通过的仅30余条,走修宪途经来禁枪,难度可想而知。
相反,法律反而在现实上强化了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在2010年的“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中,麦克唐纳作为芝加哥一名普通市民,在申请购枪时遭到市政府拒绝,因为芝加哥在此前一直禁购手枪。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最终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州、市政府限制人民拥有手枪的法律违宪,判决书强调,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近期发生在芝加哥的连环枪击事件。来源/央视新闻截图其二,社会阻力重重。美国有个枪支管理的民间组织叫“全美步枪协会”。这个组织成立于1871年,拥有400多万会员、1000多个地方性武装俱乐部。他们在华盛顿设有专门机构,不惜花费重金来拉拢国会议员,通过参众两院进行游说借以施加压力。他们辩称:“枪支是无罪的,而是使用枪支的人有问题。”同时还列举了反对枪支管制的数十个理由,其中包括:孩子相信父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要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妇女不应该依靠男人来保护;打电话报警需要时间,等待救援可能葬送你的余生等。这些内容对于重视私权的美国人来说,可谓正中痛点。
更讽刺的是,每次枪击案件发生,“全美步枪协会”往往能借此大做文章,鼓励更多民众拿起枪来保护自己。比如,2012年美国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后,“全美步枪协会”在多个州呼吁让学校职员持枪上班,让他们接受枪械训练,以应付枪击案。
面对这样的强势宣传,与之唱对台戏的,是一个叫“美国抵制步枪协会”的组织,但后者无论是人还是财,都远远赶不上前者,碰到枪击案,所发出的两声抗议声也几不可闻。
其三,幕后的资本力量。如果说,“全美步枪协会”是在台前,那么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则是在幕后。枪支从设计、制造到购买使用是一整个利益链条。军火商处于这一链条的顶端,加强枪支管理势必要影响他们的利益,仅仅基于这点,他们必然反对并阻碍任何禁枪法案的通过。更何况,在讲究选票政治的美利坚,军火商背后的庞大人群,仅“全美步枪协会”就有400多万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会得罪也不敢得罪他们。
就在得州枪击事件发生前几日,美国著名军火商丹尼尔防务公司在推特上发布一则广告,内容是一名小男孩席地而坐,把玩一把突击步枪,配文是“教育孩子使他走正道,他长大之后就不会走歪路”。正是这家军火商生产的突击步枪,酿成了24日得州小学的枪击惨案。
美国丹尼尔防务公司发在推特上的图片,枪支,从娃娃学起。来源/美国丹尼尔防务公司
禁枪之路漫漫,5月24日的校园枪击案很可能不是美国的最后一起枪击案。每一次的生命和鲜血,固然能激起些许微澜,但当时间将伤痛填埋,一切又归于平寂,历史继续陷入无解循环。而这种环境下所衍生的“以暴制暴”文化,更将枪支推进更多人的视野。这可能便是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殊为独特的美式自由观的另一面,这种观念也贯穿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许多在我们看来难以理解的事物的真正源头。枪支问题的难解根植于美国自身的历史与国情,也许从当年盎格鲁萨克逊人踏上北美大陆的那一刻,这个宿命就已注定。
刘卫井:《关于美国枪支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1年2期;王宏伟:《美国禁枪的障碍与前景》,《中国减灾》2007年5期;刘奇耀、林海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评述》,《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