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经理，其实是老天赏饭吃

源济

公募基金经理，其实是老天赏饭吃

Original 郭慧萍、吴海珊 巴伦周刊  2022-05-05 06:06

业绩排名前三或前五这个事情，不是基金经理能决定的，是老天定的。

2022年，公募基金经历惨淡的四个月。

有数据统计显示，不计入2022年新成立的基金，2022年前四个月权益类基金整体亏损了18.39%。其中普通股票型基金下跌了22.5%，偏股混合型基金下跌了21.98%。

同期，数字显示2022年截至4月30日，已经有67家基金公司的99名基金经理离职，这些基金经理有的选择加入私募，有的自立门户。

梁金鑫就是其中之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梁金鑫突然从一名专户基金经理成为一名网红，名曰“梁狗蛋”。

从研究员到策略师，到专户基金经理，再到投资圈网红，梁狗蛋演绎了新生代基金经理的快速成长蜕变路线。

他的段子总是聚焦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以诙谐幽默又直接要害的方式获得了投资圈的认可，时常成为投资圈网络热文，也成为自主创业后的流量入口。

《巴伦周刊》中文版与梁狗蛋相识数载，突然一天在一篇爆款中发现，他已从公募离职，开始买方投顾的创业之路。鉴于身份转换带来的便利，近日，他与《巴伦周刊》中文版，就“公募基金这门生意”进行了深度交谈，将这个带着神秘面纱的行业拉近到普通人的生活中。

以下为经编辑的交谈要点：

《巴伦周刊》中文版：为什么海外基金中，被动型基金是主流，而中国的主流是主动型基金？

梁金鑫：中国的公募基金大约是2000年左右开始发展的，迄今约有20多年的历史，而海外公募基金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中国基金公司的核心产品，通常是主动型的公募基金，而海外投顾公司的主流产品通常是偏被动的配置型基金，当然现在国内也开始试着推出一些指数型产品。

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被动基金是公募基金必然的发展趋势”的说法。

海外被动型基金对一篮子股票的跟踪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相对长期稳定的回报，是基于海外有相当多的、以科技公司为主的较大市值的公司，而且这些公司具有可观的长期成长性。但是A股的大市值公司——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消费品、银行、石油、房地产公司——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如果采取被动型策略，存在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不是很优秀的公司会被纳入被动型基金的标的池子。

在我看来，未来5~10年，A股的投资策略仍然以主动选股为主，这一结果一方面跟历史有关，另一方面是由资本市场结构导致的国内公募基金的投资思路和海外有较大的不同。

《巴伦周刊》中文版：基金公司属于人才密集型产业吗？

梁金鑫：一定是人才密集型产业。在主动管理的过程中，从挖掘一家优质的公司到持续跟踪，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工作量。

挖掘一家优质公司，首先需要有足够多的研究资源去交叉印证该公司的各个因素，比如竞争优势、行业前景、管理层，以及其产品是否可靠，痛点在哪里，市场空间等等。一个勤奋的基金经理，一天可以听10个专家电话会议做交叉验证。

基金经理还需要持续地对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做跟踪和拆解，研究员也要帮助基金经理查阅潜在的一些风险或者是超预期的点，同时也需要研究资源去日常性地跟踪，比如去调研同行或者上下游产业链，去验证对标的公司的各个因素。

从上来看，仅仅一只标的就要花费很多投研资源，但基金经理的重仓股，一般都有10只以上标的，所以是需要一个非常不错的团队去帮助基金经理，其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支持工程。

《巴伦周刊》中文版：中国特色的抱团股是怎么诞生的？

梁金鑫：2020年的抱团股是一些“核心资产”，2021年开始抱团一些赛道。首先，我不是很认可抱团这件事情，基金行业是个“文人相轻”的行业，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自己手上的标的也是最好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抱团现象？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抱团的原因。

第一是中国发展到了当前的阶段，有一些好的企业肉眼可见地强于同行，并且引领了行业的发展。任何一个有专业度的基金经理都会或多或少地认可这家公司，所以抱团的背后一定是这家公司确实很优秀，或者说这家公司确实存在一些长期的变化，而基金经理认为这一变化还没完全反映在实际股价当中，还有赚钱的空间。

第二，市场的投研资源是有一定共享的，比如某家证券的首席会服务多家公司。所以很多行业在未来的三五年有多大的成长空间，存在投研资源共享产生的共识。

第三，市场上有一个基金公司对于市值不是特别大的某个公司持股特别多的现象。大概率是因为这家公司有个非常厉害的研究员，他非常懂这家公司，并且有很多的资源去跟踪这家公司，上市公司也更愿意花时间去跟这位研究员做深度交流。基金经理之间也会相互推票，假设基金经理被一个研究员说服了，基金经理推票能力又特别强，其他基金经理都愿意跟——因为一般情况下，同事之间的信任是比较高的。所以会出现有一些市值不是特别大的公司在某一家基金公司的持有比例特别高，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基金公司内部抱团的现象。

《巴伦周刊》中文版：基金经理在普通人看起来是个体面的工作，那么在工作中会存在什么样的痛点？

梁金鑫：痛点非常多。

在投资阶段，很多基金经理因为业绩压力，比如短期排名，会把自己的风格做到极致，因为如果押对宝的话，可以阶段性地排到市场同类基金的前3、前5，这样基金经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的加持，也使得该基金经理管理的规模更容易扩大。

对于基金公司来讲，如果自己旗下的基金产品排名靠前，公司也是乐意去倾斜各种营销和渠道资源去为这只基金助力的，这个基金就可能成为阶段性的爆款。这种现象在小的基金公司尤其明显。由于小基金公司基金产品数量少，更需要产品矩阵中的基金在排名上有一个特别好的表现，这跟消费品打爆款逻辑相似。

反过来说，往往是某个基金产品成为爆款之后，才能成为营销重点。但是，成为营销重点之后，往往意味着潜在的操作机会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风险收益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投研阶段也存在痛点。这个难点叫投研转化，是由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基金经理和研究员的分工，类似主攻和谋士。谋士需要知道主攻想要的是什么，并提供研究支持。研究员和基金经理的观点并非总是一致，但这个不重要，研究员需要能告诉基金经理，基金经理想看到的某个标的的买点或者卖点有没有被发掘出来，这中间有很高的沟通成本。有的公司的投研氛围非常好，有非常好的日常的沟通机制，同时研究员也非常清楚基金经理的思路，投研转化就会高一些。当然也有投研转化低的反例。比如有的基金经理要求研究员回答某家公司为什么涨，未来还能涨多少，这对研究员来说会比较难，因为涨跌更多的是市场行为，而催化剂可能一次就用完了。研究员更能讲清楚的是，一家公司的基本面的驱动力在哪里？但是驱动力可能是可能是这周表现出来，也可能下周、下个月、甚至下个季度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股价有非常强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在沟通中间，基金经理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催化剂就反映完了，甚至有了一些新的潜在风险，或者风格上的切换，导致研究员推荐的股票买入没有出现预期的上涨，这是谁的责任？如果基金经理因此责备研究员，那么研究员在未来类似的标的出现时，他会犹豫还要不要再去给基金经理推荐。

这些都是公募基金经理可能要面临的问题。

《巴伦周刊》中文版：公募基金经理业绩Top5排名每年变化都很大，这是为什么？

梁金鑫：基金经理在全市场排名前五一定是因为这个行业遇到了非常强的市值驱动力或者催化剂，有可能未来3~5年的预期都在这一年被反映进了估值中，一般来说，热门赛道会透支未来三五年的驱动力。这时候整个赛道有可能会盈利一个估值的剧烈向上。如果要持续排名靠前，除非基金经理能够持续看到一个接一个3～5年的行情。

所以，业绩排名前三或前五这个事情，不是基金经理能决定的，是老天定的。也有一些业绩持续做的比较好的基金经理，比如连续几年排到50%以上，甚至可能有那么一两年业绩位列前1/10了，这叫做可持续净值的增长。

《巴伦周刊》中文版：为了与投资者沟通，基金公司也开始做直播，您怎么看待直播的效果？

梁金鑫：投研沟通和营销对于基金公司是很重要的，所以基金经理也开始做直播，但直播中基金经理有点自说自话。

直播要求比较高的互动性，但是公募基金直播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强的互动性。看直播的人只想知道“什么资产能涨”“现在是不是上车的时候”，但基金经理和分析师想做的是投资者教育，是信息不对称的一个过程。

《巴伦周刊》中文版：赛道型基金业绩容易大涨大跌，大涨的时候基民很高兴，大跌的时候容易出现信任危机。怎么看待这种矛盾？

梁金鑫：这就是基金公司所看重的规模和基民所看重的资产配置的矛盾。基金公司的商业模式决定，它赚的是管理费，最核心的KPI就是管理规模。那什么时候管理规模最容易攀升？一定是有助力的时候。假如2021年，基金公司把营销资源投入在新能源车方面，很可能旗下的一个基金经理能进入最好的基金经理之列，这时候再去做一些营销，就比较容易换来规模，而一年的基金规模效率增长了多少，是每一个主动投研团队的核心考核目标。

但我们不可能要求基金公司把KPI修改掉，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比如有的基民要还房贷，有的基民有一堆闲钱，有的基民还需要养家，大家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基金公司去做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配置。为每一个人配置基金的角色叫做买方顾问，背后是投资者对投资顾问的信任程度。但是从公募基金角度来说是没有这种信任基础的，所以造成从基金公司角度来说，想要推进的就是能上规模的产品。但这会进一步加深信任危机，因为某一个赛道或者风格的钱多了，自然估值就会比较贵，盈利空间就会比较少。

在任何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相对来讲是不专业的，也是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有熊切换的。所以特别需要一个顾问的环节，一方面要告诉基民这种波动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未来还会遇到；另一方面，要告诉基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机会或者什么样的风险。我说的不是一封投资者的信，而是持续的心理辅导，持续的沟通。

《巴伦周刊》中文版：基金经理在今年形势不好的时候，赎回的比较多，但市场对他们这一举动有不同的分析。

梁金鑫：首先基金经理申请赎回自己产品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合规要求，有的产品要求12个月之内不允许赎回，有的是有6个月战略要求，而且赎回都是要做投资报备的，整体的合规非常严格，不存在市场传闻的一些阴谋论。

今年基金经理赎回申报是比较多，所有的赎回都是要公告。市场有些声音批评基金经理一年赚了大几千万甚至上亿，为什么才申购小几百万自己的产品，为什么不能多申购一些？

首先基金经理待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行业内是有一些限制的。

其次，基金经理拿出来几百万也没那么容易，自购几百万自己的产品，已经是非常强的信心的体现了，但是回购不代表此时一定是行业的一个底。比如医药行业因为政策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这是基金经理不可以干涉的，基金经理只是站在足够长的时间维度，说明对中国的医药发展是有信心的，而当前确实是一个相对合适的价格，短期的走势没有人能判断清楚，能做到以中长期视角看问题，并且一以贯之的基金经理，已经是一个非常勤勉尽职的基金经理了。

《巴伦周刊》中文版：我们非常好奇基金经理的收入结构，是不是规模越大收入越高？

梁金鑫：基金经理的收入并不是完全按照规模的一定比例计算的，其中会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营销成本等。相对专户基金经理来说，公募基金所赚取的管理费相对来说有一点旱涝保收，基本上每年都会结算清楚。至于多少，取决于公司的KPI设置，不一定是规模，有的也会加上排名等。

专户基金经理有业绩提成，所以有可能一年比较好，接下来两年就不太好，所以一般规模会比较大。但是，相比之下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巴伦周刊》中文版：我们买基金交的那些申购费、管理费和服务费，分别都是给了谁？我们最近观察到银行的申购费也向支付宝看齐，出现了大幅下滑？

梁金鑫：申购费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应该是给渠道的，尤其是新基，申购费的大头是给渠道的，基金公司赚的是管理费。

至于申购费下滑，需要知道除了申购费还有赎回费，但从没听过哪家渠道降低赎回费的。申购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流量入口把费用压低一点，可以吸引基民进来，但是要赎回的时候就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模式。当然具体怎么算，每家公司各有不同。

《巴伦周刊》中文版：基民和基金经理是否存在一些天然矛盾？比如在持有体验和业绩排名方面？

梁金鑫：持有体验和业绩排名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相辅相成，有时候不一定。

首先，持有体验跟不同行业有关。比如，消费，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行业，最近这几年疫情例外。正常情况下，消费行业比较好的时候，持有体验会比较好，基金业绩比较好，基金经理也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诉求。但如果这只基金是专注于成长类的公司，情况就会不同。我们都知道成长类公司存在一些特点，有时候买入的时候估值是非常高的，但是高估值背后有很多因素，作为基金经理需要分别出那些公司能够从同行中突围而出，这是基金经理的专业极限所在，假设他能选中所有的十倍股，然后在一定阶段成为市场第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波动会比较大，基民的持有体验有时候也不好，但是这违背了一个基金经理的职业专业性吗？其实不是。是这个行业的特性。

第二，风格切换问题。假设TMT基金经理觉得估值过高，要切换到消费赛道。我个人认为除非基金经理也非常了解消费行业，对市场风格转化也很了解，否则的话，因为出现回撤，就想切换风格，并不是一个勤勉尽职，或者说为持有人创造收益的对的事情。我认为对的事情是，认真挖掘行业的优质10倍股，然后让持有人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了解产品的波动性特点，让他们自己把握。

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真正的冲突可能围绕两个方面，第一是资源，比如一些基金经理认为自己的产品并没有受到基金公司的重视，导致行情来的时候，这只基金的规模没有冲上去，持有人也没有受益。基金经理肯定希望自己的产品好，而基金公司希望至少有一个产品是市场上最好的。二者并不一致。第二可能就是待遇问题了。

《巴伦周刊》中文版：为什么不少公募基金会选择去私募？

梁金鑫：很明显，因为私募赚钱更多。

据我观察一部分“公奔私”的基金经理，大体还是会继续他们比较熟悉的模式。因为投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要赚钱的话，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圈在哪里，公奔私的基金经理的能力圈大概率还是他在公募建立的这一套模式，所以一般会继承这一模式。只是私募的投研资源可能没有公募那么好，公募很容易约到上市公司、专家来对接，每天都有很多优质的投研信息，但是到了私募之后，只能利用自己之前积攒的资源，甚至一定程度上会有缩水。另一方面，融资渠道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不过不要紧，私募基金经理的收入以业绩为主。

《巴伦周刊》中文版：为什么有的基金经理看起来很忙，要上交手机，有的基金经理看起来就没这么忙，每天发很多新媒体信息？

梁金鑫：首先明确一点，所有的基金公司的核心投资官都是要上交手机的，是监管规定，并且在交易时间段是不允许有个人通讯工具的，除非出差、调研等。同一模型下，唯一例外的、可以使用手机的可能就是做固收的基金经理，因为他们会涉及到一些交易撮合工作范畴，当然交易沟通也是留档的。所以是非常严格的，手机都是必须上交的。不一样的就是手机存放的位置。

除此之外，投研团队的风格也会有一些影响，不同投研团队会有不同的要求或者指引，有的基金公司不鼓励高换手，有的风格会相对宽松一些。根据我的理解，比较大的公司限制会比较宽，因为产品比较多，需要百花齐放，给基金经理的空间就比较大。有的基金产品的持续回报不错，也长期在一个高动能行业，如果基金经理换手太多，投资总监就会聊一聊，为什么总要换。

《巴伦周刊》中文版：您为什么选择从公募基金离开，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梁金鑫：我现在在做买方投顾，我看到了市场对买方投顾的需求。我们看到，所有新发基金的沟通很匮乏，无非就是发产品的时候告诉一下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是什么，打上一个“长坡厚雪的成长猎手”，或者“价值投资型选手”之类的标签。但是真正决定基金经理优秀与否的，不是他坚持价值投资还是成长赛道，而是每一个决策背后的胜率和赔率。所以，投资者真正需要挖掘的不是基金经理的理念是什么，而是他过往做过什么样的决策，他是怎么做的这些决策的，从这些决策能看出基金经理是否靠谱。

对基金经理做判断，需要专业人员，只有确实经历过投资研究的业务的人，才能懂这些业务的核心点，也才更容易问到一些内行问题。

这是我为什么要离开公募基金，尝试做投顾业务的核心原因。

《巴伦周刊》中文版：您是怎么从一名基金经理成为一名网红，有什么感受吗？

梁金鑫：我日常喜欢在朋友圈写一些段子，基本都是投资圈的一些事情。突然有一天我的一个段子在朋友圈刷屏，后来在很多群里开始转，我突然发现原来这样是可以进入客户圈的。于是就开始写，做了自己的公号，主要内容就是买方卖方的一些研究内容。

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信任关系。如今这个号已经成为一个流量入口。我不强调自己的网红身份，只能说大家愿意认可我的内容，我觉得挺开心的。

《巴伦周刊》中文版：谢谢你。

文｜《巴伦周刊》中文版 郭慧萍 吴海珊

编辑 ｜吴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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