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改变北京大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会面之前，蔡元培与陈独秀已经是老相识了。
他们一起造过炸弹。
清末，为刺杀满清大员，蔡元培与朋友们组织了暗杀团。蔡元培后来谈起这段履历时说：“36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蔡元培在上海租了个房子，亲手制造炸弹，他找来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找来了陈独秀。
据陈独秀回忆，他由安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跟着试验炸药。
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救国图存的探索中，这些读孔孟之道长大的书生都甘于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献身，诠释爱国青年之血性。
十多年后，1917年，在一个黎明之前的觉醒年代，这两位大师再次相遇。
▲北京大学第二届文科哲学门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右4蔡元培，右3陈独秀
正如鲁迅先生在《小杂感》中所写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便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时局。
几经风雨，几经磨难，到了1915年，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革命党人，已经历清帝逊位、二次革命等走马灯似的政治大戏，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却依旧看不到国家的未来，心好累。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在华利益重新洗牌。日本以协约国之名参战，实则趁火打劫，派兵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抢占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野心勃勃地想要独占中国。
这一年，陈独秀正处于人生低谷。此前，他因参与二次革命失败，一度被袁世凯的亲信列为通缉犯，不得不告别妻儿，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与胡汉民、章士钊等办起了《甲寅》杂志，抨击时政。这本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还有时年26岁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等爱国青年。
陈独秀与李大钊最初相识，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国问题的争论，可谓“不打不相识”。
在该刊中，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的名字发表了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批评国人漠视国事，不理解国家为何物。
陈独秀不吐不快，如一个愤青，对现实社会发泄不满，说西方人所讲的爱国，与中国人的忠君爱国“名同而实不同”。欧美人视国家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当时的中国人，却仍将国家当做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优乐。”
辛亥革命革了个寂寞，执政者以旧的方式执政，民众也遵守旧的思想观念，仍然以草民自居。这才有了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复辟闹剧，以及一些人高喊奉孔教为“国教”的落后思想。
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流露出革命失败后的彷徨苦闷，也在苦苦追寻新道路。但是，文中痛陈国家极端黑暗，毫无可爱之处，甚至故作危言，说与其如此，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不少中国留日学生对这种言论感到不太舒服。
于是，李大钊作为代表，在1915年8月的《甲寅》第1卷第8号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对陈独秀的消极态度进行了温和的批判，说其“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
李大钊这篇文章的意思是，既然您觉得国家不可爱，那我们更要改变旧秩序，改造国民性，唤醒国人的自觉心呀。
兴许是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启发，陈独秀产生了新的觉悟。一个月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
1915年6月，陈独秀妻子高君曼生病咳血，陈独秀接到好友汪孟邹的来信后迅速回国，与妻儿居住于上海法租界。
高君曼是陈独秀续弦之妻，也是他元配夫人高晓岚的妹妹。这段有违世俗的婚姻难免让人说闲话，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也因此跟他们爸爸闹别扭，多年来缺乏联系，常年在外漂泊。
这俩年轻人跟他们父亲陈独秀一样倔强，宁肯出去当打工人，睡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也不肯接受家里的经济援助。
作为继母兼姨母的高君曼于心不忍，托人说情，让陈独秀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当时，陈延年兄弟信仰的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攒够钱，到上海求学，考取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并在之后赴法勤工俭学。
据见过陈延年、陈乔年的人回忆说，这两兄弟的模样就像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多年后回国，他们改变了思想，终于成为父亲陈独秀的同志，却走向悲壮的结局。
1915年回国后，面对民族危亡的困局，陈独秀渐渐从意志消沉中走出。
陈独秀认为，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运动，仿造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全民带来新思想、新文化，让他办个八年十年杂志，一定能使全国思想改观。陈独秀没钱，只好将这一想法告诉私交甚密的安徽老乡汪孟邹。
汪孟邹当时是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欣然同意好友的创业想法，并由他出面介绍，拉来了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给陈独秀投资，议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
经过多方奔走筹备，1915年夏天，这本叫《青年杂志》的刊物横空出世，最初的发行量只有1000册。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
因为《青年杂志》跟当时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有些雷同，所以到了第二卷时，《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树立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热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责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陈独秀将希望寄托于那个年代的“后浪”身上，希望青年自觉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进而对青年提出了提出六个标准：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从此以后，陈独秀联合志同道合的战友，为了唤醒民众，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中最落后、保守、反动的愚昧迷信、旧道德与旧文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将改变一个时代。
李大钊经过与陈独秀的爱国辩论后，也成了陈的好友。听到陈独秀的呐喊声后，李大钊也在次年回国，成为其有力支持者，于《新青年》发表了《青年》一文，洋洋洒洒8000多字，用115个“青春”呼唤青年觉醒，读来令人激情澎湃。其中写道：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在新旧思想的对垒中，《新青年》面对着来自保守者的巨大压力。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宁可断头流血，也毫不退缩，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Democracy，民主）、塞（Science，科学）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塞两先生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
1917年，注定是《新青年》的里程碑之年。正是在这一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与《新青年》北上。
据当时北大部分教师的回忆录记载，1916 年，陈独秀为办《新青年》跑到北京募款，正好北大要引进人才，缺一名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
经过友人引荐，蔡元培翻阅了《新青年》后，决定聘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陈独秀起初不答应，他对其他朋友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说，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更何况，陈独秀还要主编《新青年》，事务繁忙。
蔡元培亲自登门拜访，告诉陈独秀，没有头衔不碍事，我们不搞论资排辈，还请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京来办。陈独秀只好答应试干三个月，如果胜任就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回上海。
虽然一起做过炸弹，但蔡元培的办学能力更能让陈独秀放心。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期间，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他认为，在现代国家，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第一原则，在大学更是如此，若大学里没有思想自由，就算不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陈独秀答应了老战友的邀请，这也意味着，这场空前的思想运动从此将与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相连，蔡元培实际上成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保护者。
这一年，在张勋复辟时南避上海的李大钊，也应北京大学之聘请北上，担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同年8月，一位青年学者在日记本中写下《伊利亚特》第18章第125行的译文，“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之后从美国起程归国，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
他是胡适。
到了北大后，这名27岁的安徽人成为全校最年轻、薪水最高（月薪280元）的教授之一。他与51岁的蔡元培、39岁的陈独秀都是卯年生人，组成了“三只兔子闹北大”的文化盛况。
胡适认为，有三本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正如胡适所言，《时务报》代表戊戌变法时期，《新民丛报》代表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对政体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时代，而《新青年》，代表着新文化运动。
这只“兔子”，有一颗文学革命的心。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给朋友写信说：“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观！”
在胡适的回忆中，他发起文学革命的起因，出于留学期间的一段经历。
作为一名庚子赔款生，少年胡适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而当时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书记先生受了传教士的影响，经常利用机会印一些传单给老外做宣传，大致内容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等。
有一天，胡适又一次看到了这些宣传语，说什么“欲求教育普及，非用字母不可”。胡适一时动了气，写一封信去骂对方，说：“你们这种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
可见，胡适反对盲目的全盘西化。他认为，文言文是半死之文字，要让中国文字“活”过来，就要普及白话文。
1916年，经过安徽同乡汪孟邹牵线，胡适与陈独秀开始书信往来，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胡适说，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人，也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有他这样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推行者，不久就要形成一个“大力的运动”。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有趣的是，这篇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文章却是用文言文写的。
在收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作为主编的陈独秀也挥动如椽巨笔，立即写下了《文学革命论》，与《新青年》同人一同推动“白话文为文学正宗”。正是有了这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普罗大众都能运用自如的白话文。
这一时期，胡适与思想保守的卫道士之间发生了不少趣事。
即便在后来的特殊年代都坚持写文言文的章士钊，在担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期间，反对白话文，提倡旧道德。
有一次，胡适与章士钊一起照相。章士钊特意在照片上题了一段白话文送给胡适，说：
“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见状，也特意回了一首旧体诗，对章士钊表示尊重，以和为贵：“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当时，北大还有不少章太炎的门生，如黄侃，也反对白话文运动。
黄侃故意调侃胡适，说：“胡适之先生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我看您未必出于真心。”
胡适一听纳闷了，说，黄先生此话怎讲？
黄侃笑道：“如果胡先生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往哪里去’才对呀！”这些大师如果去吐槽大会，也没其他嘉宾什么事了。
胡适对这些刁难一一进行反击。有一个老北大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是有一次上课，一个同学激愤地反对白话文：“白话文不够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也多。”
胡适举了个例子，说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要复电拒绝，不妨请同学们用文言文来写一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数，还是文言文更简洁？
学生们都跃跃欲试，最后选出字数最短的一个答案，共12字：“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笑了，说我的白话电报，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并非孤军奋战。
当时，《新青年》的另外一名著名编辑刘半农在致同事钱玄同的信中说：“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与刘半农，是《新青年》的四大台柱。
1917年，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农也接到蔡元培的邀请，成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正是蔡元培不拘一格选人才，才有北大兼容并包的氛围。
刘半农在《新青年》出版第2卷时加入编辑部，与陈独秀相见恨晚，他翻译了大量世界名著，写了不少反映穷苦人民的新诗，批判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不公平现象，如他的第一首白话诗《相隔一层纸》，写一个屋子里点着炉火，屋内的老爷吩咐人说：“天气不冷火太热，别任它烤坏了我。”隔着一层薄纸，屋子外却躺着个叫花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喊：“要死！”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刘半农还有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创造了用来称呼女性的“她”字。
汉语中原本没有与英语的“she”相对应的字，刘半农在他所写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率先使用了“她”字，影响至今。
在编辑《新青年》第4卷第3号时，刘半农与钱玄同唱了一次双簧戏，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保守派的身份写文章对刘半农进行种种责难。刘半农自导自演，对“王敬轩”的责难一一批驳，嬉笑怒骂，跃然纸上。
这场辩论，被称为“现代中国报刊史上精彩的一笔”。现在媒体人玩的这一套，都是老前辈们玩剩下的，依旧屡试不爽。
自称为《新青年》摇旗呐喊一小卒的钱玄同，是新学与旧学的“混血儿”，他与黄侃等人同为古文学家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又留学日本，接受过新式教育，坚决地反帝制、反复古。钱玄同还有个了不起的儿子，即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钱玄同比胡适激进得多。他有不少惊世之语，其中一句是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
因此，在1927年钱玄同40岁生日之前，他的几个朋友特地在报刊上发了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上面全是讣告、挽联之类的稿子，老搭档刘半农更是写了一篇《祭玄同文》。实际上，钱玄同当时身体还好着呢。
鲜为人知的是，钱玄同在当《新青年》编辑时，还催生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鲁迅。
1912年，公务员周树人随教育部迁北京，居住于绍兴会馆，最初几年的生活苦闷而消沉，书倒是买了几百册。周树人无聊时就枯坐书房，只做两件事，一件事是誊抄古碑，另一件也是誊抄古碑。
周树人在北京的数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1917年，张勋复辟闹剧收场，各路军阀依然混战不休。
山河破碎之际，忧国忧民的周树人躲进自己的小屋，深埋故纸堆中。对于周树人消极遁世的生活态度，好友钱玄同很不赞成。
有一夜，钱玄同前去周树人家中，翻着那些古碑、古籍的抄本，说：“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周树人坦然回答：“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钱玄同突然认真地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懂钱玄同的意思，他们正在办《新青年》，也许是感到寂寞了，想要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
可周树人还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而且从昏睡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次严肃的长谈，后来被周树人写入短篇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
周树人再次翻开书，悲凉地审视那个残破的时代，他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仰天长叹：“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振臂高呼：“救救孩子！”
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周树人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如同一声惊雷，响彻中国。
这也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陈独秀读完这篇小说，由衷地发出赞叹：“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自《狂人日记》起，鲁迅一共在《新青年》发表作品50余篇，他与同人们向青年传递了民主、科学、独立的思想与新文化观念，也将底层民众的心声告知世人。
鲁迅说，《新青年》的催稿就是他创作的动力，“《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但他说了，自己也是个拖延症患者。
▲鲁迅（1881-1936）
庶民的胜利
到北大任职后，李大钊结束颠沛流离的日子，生活总算得到改善。
当时，北大教职员的待遇十分优厚，李大钊月薪为140元（后来涨到200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供养三十口人。李大钊却将这笔钱用于学术研究与革命运动，以及资助北大的贫困学生，自己依旧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
那几年，每到开学季，北大很多贫困学生就会收到一个名曰“无名氏”寄来的汇款，直到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个“无名氏”是李大钊。
哲学系的学生刘仁静就得到过李大钊的资助。李大钊对北大的相关部门说：“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
现在，还有一张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留存：“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俄国革命起初并没有引起李大钊的注意。
在他眼中，俄国人直到二月革命时也不过是在走中国人的老路，而非后来说的，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
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送来了李大钊新的思想，并将彻底改变此后100年的历史。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觉醒年代，翻开了新的篇章。
▲李大钊（1889-1927）
《新青年》的“新青年”们，没有一个人空喊口号，他们都在为救亡图存而艰苦探索。
李大钊到农村去，到车间去，亲身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他告诉青年：“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为德先生、赛先生与新文学摇旗呐喊，之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胡适提倡白话文，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与语言的基础。
鲁迅是新文学的导师，他笔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闰土等人物，就是现实世界的缩影。
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22年休刊，《新青年》走过了7个年头，之后在1926年7月终刊，共出版63册。
《新青年》吹响了青年为救亡图存而解放思想的号角，培育了整整一代年轻人。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一位姓毛的学生，以笔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发表了文章《体育之研究》，全文提倡“体育兴国”，充满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生观：“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后来说起陈独秀时，他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从1919年开始，蒋介石也对《新青年》情有独钟，从目前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直到1926年他率领北伐军北伐，都没有放下这本杂志。
无私无畏的李大钊，于1927年被张作霖送上绞刑台，临终前神色未变，从容赴死。牺牲后，他家没钱安葬，社会各界发起募捐，进行公葬。
据说，连政见相左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 块大洋。钱玄同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的困窘，至死都拖着病体为李大钊家人筹钱。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放下与父亲陈独秀的恩怨，回国参加革命。
1927年6月，陈延年秘密转移时，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父亲的友人汪孟邹营救。汪孟邹找到了胡适，胡适便请陈延年的老师吴稚晖帮忙。但因陈延年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来转变了思想，而且陈独秀还骂过吴稚晖为老狗，吴对此耿耿于怀，不愿出手相救，反而使陈延年的身份暴露。
7月4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刑场，因不愿下跪，站着被刽子手乱刀砍死。直到此时，汪孟邹和胡适才知道求错了人，为此抱憾终身。
次年，陈乔年也遇害，兄弟二人一年之内相继被捕，英勇就义。
那时候的青年，心怀理想，并为此宁死不屈。
作为“新青年”之一的鲁迅，曾在《热风·随感录》中如此寄语年轻人：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年代。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如果喜欢，顺手点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张耀杰：《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星出版社，2014耿云志：《<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回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06期桑兵：《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05期张家康：《<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传记文学2017年第02期郝思斯：《从<觉醒年代>看觉醒》，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02-05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5-4 10: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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