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八年（1075）四月，宋神宗赵顼与重新担任宰相的王安石讨论政事。
是关于上等户逃亡的消息。
宋神宗提到，听闻河北、河东一带，上等户逃亡的情况屡屡不绝，这或许，与他们要跟同保的下等户共同承担的青苗钱粮有关。由于保内的下等户近期粮食歉收，很多人都逃亡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较富有上等户，害怕政府索要钱粮时自己要承担更多，所以也跑了。
对此，王安石表示已着手调查，收到的反馈是，只有磁州、相州出现了上等户逃亡的情况，且多是因为天灾歉收，人们为了应对荒年就进行了分房，以减轻生存压力。
因此，王安石禀告宋神宗，磁州、相州的上等户其实是“为分房减口”，怎么能称之为逃亡呢？
“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析是何处有此事？”王安石追问道。
宋神宗却说：“我不记得是谁说的这件事了。”
王安石穷追不舍：“他既然这样讲了，那必定是存在这样的事实。如果事实存在，当前的调查结果就是州县监司合起来欺瞒上级；如果事实不存在，就是有诬陷之人，让这种人留下来有什么益处！”
宋神宗似乎刀枪不入，开始说其他事了。
这下，王安石忍不住了，张嘴就是一个带着怒气的比喻句：“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
一位是雄心勃勃的天之骄子，一位是兢兢业业的变法能臣，他们在改革国家弊政这条道路上，已经共同“战斗”了很多年。
但如今，话说出来，却是各有各的心思。
能臣的提醒，是出自于多年跟随的了解，以及变法派的激进选择。而君主选择忽视，并不是觉得臣子讲的话没有道理，只是，他已经不想透露自己过多的真实想法了。
羽翼未丰的天子，成熟了；想法很多的能臣，疲倦了。
▲宋神宗赵顼画像。 图源：网络
一个月前，宋神宗和王安石，已经进行过一场“交心”对谈。
“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宋神宗想说，之前反对变法的郑侠、冯京之流已经遭到贬黜，这次召你回来，你可以继续大胆推行新法。
顿了顿，宋神宗又说：“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这是以肯定吕惠卿来表明自己对眼前这位臣子的信任。因为，吕惠卿可是王安石离开汴京前推荐给皇帝的“护法善神”。
听到这话，王安石当然要先对皇帝的器重表达一番谢意：“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此话，重心在后。“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
时年55岁的王安石，说自己已经老了。
他说，这次面对陛下的复召没有推辞，是因为要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但可能，日子也不会长久了。
很明显，王安石话中有话。一是想说，自己推行变法并无私心，只为助力陛下大业，希望陛下不要对他持有疑心。二是暗戳戳表达，自己这次“返场”，已失去了最初的决心，所以，也许不能“久事”了。
宋神宗大概也感知到了王安石的情绪，他说：“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
不管王安石有什么情绪，希望都不要成为日后“害事”的因素。
两人好像对一年前（1074）的罢相事件说开了，但其实是在语言艺术的掩饰下，把对方推得更远了。
是的，如王安石所料，这次“返场”并没有很久。
仅仅一年多后，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多次托病上疏请辞，十月，他便回到江宁，至死未再回京。
作为神宗朝这场大变法最核心的发起人之一，他为何走得如此决绝？
因为，宋神宗变了。
王安石复相后，依神宗所言，他应该是要继续“有为”的。但实际上，宋神宗在推行新法上的行事，已不再重视王安石的意见。
譬如，王安石要求对“不附新法者”治罪时，神宗并不理会；王安石想让负责保甲事务的司农寺兼兵部事，宋神宗也不同意；而在朝中，同属变法派的韩绛、章惇、吕惠卿等人相继被贬出朝廷，唯王安石在朝中孤军一人……凡此种种，都让王安石觉得自己的这次回来，毫无意义——他的意见对这位帝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后来，他自己也说，皇帝与他议事，“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自己的建议，陛下听个一半也好啊！
而宋神宗对他也表现出了厌烦的态度。
王安石对这种束手束脚的政治生涯感到郁闷和厌倦。于是，他再三请辞，只想远离朝堂，潜心学问。而这一回，宋神宗同意后，也再没有重新起用他的动作了。
▲王安石画像。
九年前，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曾对着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之说，兴奋得连连点头。
如今，他再也不会了。因为，他更想要别人对他连连点头。
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宋神宗发布诏书更改年号，宣布明年正月朔旦改为元丰元年。
改元之后，宋神宗首先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他任命吴充、王珪为相，后以蔡确、章惇参政，冯京主枢密等。
这是个什么局？
吴充，“务安静”；王珪，“三旨相公”，擅长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蔡确，帝云亦云；章惇，“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
一言以蔽之，这个执政班子很“听话”。随后，便风风火火地开启了变法的新阶段。
其实，从熙宁七年（1074）那一次罢相后，宋神宗所冷落的，与其说是王安石，倒不如说是一切有可能左右他决策的人。这是一个皇帝不断强化皇权所作出的选择。
熙宁二年（1069），熙丰新政刚推行时，宋神宗为此定制了一个有“生老病死苦”之称的执政班子，一个极其平衡的局。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经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对变法，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后就病死了；“苦”是赵抃，他无力阻止变法，成了愤青，整天叫苦不迭。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变法生机勃勃。
▲富弼画像。图源：网络
这几个旧臣与变法领袖王安石的互相牵制，是宋神宗的“制衡”安排，这早已暗含着他作为变法这盘棋子幕后主帅的智慧。这一时期，之所以选择“制衡策略”，是因为，作为一个刚上任不久的君主，他对一切都不够熟悉，只好先隐一隐，倾听不同阵营大臣的意见，调兵遣将。这是一个重要的积累过程。
同时，这也是他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少有的奉行“祖宗家法”的地方了。注重“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让不同派别的势力相互牵制、相互制衡，此乃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
当宋神宗积累了足够多的执政经验，他便一跃成为了这场变法的绝对主导，以皇帝的个人意志主持变法，事必躬亲。
熙宁十年（1077）九月，宋神宗下令馆阁校对《唐六典》。
有何用意？
为了一件他想了很久的事。
当年，宋神宗决意推行新政，是为了解决“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状况，以及冗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危机。对于国库见底的困境，神宗曾认为：“财用屈竭，以为皆缘置官多。”
但王安石当时却说：“以臣所见，似不由官多。”他认为，皇帝应该担心的是任职的并非合适人选，而不是担心任职的合适人选过多，“苟能为陛下足用度，则虽比今日更多与人当直，未为过当”。
由于王安石的意见不同，所以，熙宁年间的变法，最后重点落在了“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术”上，而在整顿吏治方面，反而新增了官员和机构，吏禄也有所增加，主要是为了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和提升官员素质。
▲王安石剧照。图源：影视剧截图
这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宋神宗的心头。因此，熙宁末年，出于对汉唐旧业的推崇，他下令校对《唐六典》，设想以《唐六典》作“正官名”的范本。
元丰三年（1080）八月，宋神宗发布诏令，下诏改革官制。元丰五年（1082）五月，正式颁行新制。
从下诏改制到正式实施，用了几乎整整两年。史载，这次官制改革方案是由宋神宗独自制订的——“上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
经过两年的仔细琢磨，元丰官制改革涉及范围很广，条例繁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罢去台、省、寺、监“领空名”者，以阶易官。即是用新的寄禄阶代替原来作为本官阶的三省六部官，让这些官员从“领空名”转变为“实典职事”。此前，宋朝一直存在“三省长官不与政，而尚书至外郎与九寺五监皆为空官”的情况。
以阶易官后，如王珪，就从“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改换为“正议大夫”，这抽空了尚书省系统里官名的身份品位意义，但并没有变动该官员的差遣。而被抽空品位意义的官职，又恢复了他们的职事。这一变革，有利于减少冗衔和虚名，明确官员俸禄。
二、制定新官品位、任期、章服和补荫之制。改制前，宋朝官员品位一共有三十阶，改后简化为十八阶。
三、制定新官制格目，实行三省六部制，以三省长官为宰相、执政，下面是省、部、监系统。
宋神宗的新制，基本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确实纠正了宋初官制发展的不少弊病，对名不符实、官事分职这一局面有所改善。宋哲宗朝的左司谏王觌曾赞誉道：“神宗慨然悯之，于是讲求历世之坠典，造新一代之成宪法。正名百职，建复六联，上下相维，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职美意也。”
但是，也出现了新的弊端。
行政效率被大大地拉低。
元丰新制中，原本只是空架子的九寺五监充实起来，三省六部的职掌也责实了，就造成了机构重叠。原本不干事的机构突然要干事，就导致了整个办事流程复杂了起来。譬如，百司诸事的申报，要经过寺、监的批准，而他们的长官因不能专断，又要上禀六部等反馈。有时候两个系统意见不一致，导致一件公文来回滞留月余的情况都是存在的。
而在朝政事务的处理上，以前由宰执大臣批状后，就可以直接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但改制后，朝政事务必须经由三省，再下达六部，再下达寺、监，然后又从寺、监开始层层上报，回到三省，最后才下达百司执行。如果是军国大事，还要奏报皇帝亲览。
这样的状况，宋神宗也是能看到的。元丰五年五月十一日，仅仅颁布新制十天后，他已经感慨：“自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大小诸司，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滞，比之旧日中书，稽延数倍，众皆有不办事之忧。”
但尽管如此，宋神宗还是坚持新制。因为，尽管官僚职能重叠、办事效率变低，但正是这种“上下相维，左右掣肘”局面的存在，方便宋神宗强化专制集权，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防止总览全国政务的权相的出现。
有学者指出，“从神宗官制改革的动机、目的以及实效来看，他并不是要根除官僚政治的积弊，并不是要对赵宋初年建立起来的新的文明体制中的弊病——强化专制，进行调整和改造，反倒是要通过局部的调谐，建立一套新的专制政治体系，继续强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强化皇权”。
这与他当权后期的用人倾向，可谓相当一致。
揽权，专制。
面对已实行多年的“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术”，民间、朝廷里的争议之声从未止息，于是，宋神宗做了一些调整，革除熙宁年间新政的某些弊端，以确保自己富国强兵的宏愿能够成为现实。
针对以往官府的青苗钱必须全部放贷，致使众多百姓被迫承担官府借贷的情况，宋神宗从熙宁九年起就调整为青苗钱一半留存，一半继续贷款。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放贷的高压政策，减少了地方政府对百姓的不合理欺压。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不仅没有使政府的收入减少，反而解决了强行贷出去的钱收不回的问题。
针对屡次引起民众骚动的免役法，宋神宗则下令整顿、处理了淮南、两浙等路冗占役人的问题，“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钱二十八万四千九百余缗”。不但减少了募役经费，还减轻了百姓的劳役和缗钱负担。
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都在有序继续推行中。而在商业方面，宋神宗不断扩大国家专利的范围，在四川扩大川茶的禁榷，由此，茶税从40万贯增加至300余万贯。元丰六年（1083），经转运使吴居厚建议，神宗下令征榷徐州、青州等产铁地区的铁，然后，将政府打造的铁器卖给百姓，以此增加国库收入。
元丰年间，国家的收入比起熙宁年间又增加了，但奇怪的是，“财因多而匮乏”的局面一直存在。
这期间，宋神宗写了一首四言诗：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
艺祖造邦，意有惩艾。
爰设内府，基以募士。
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随后，这32字成为一座座库房的名称，储蓄变法所得，号“元丰库”。后来又增设20库，题诗：
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遗业。
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
但是，这些财资只是存起来，“以待非常之用”，没有落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处。对神宗来说，什么是“非常”之事呢？
答案就在这两首题诗之中，神宗的“恢复幽燕之志”。
对比起“富国之法”，元丰年间，宋神宗对“强兵之术”深化得更多，通过调整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措施，不断扩充和强大帝国军队，目的在于改变宋朝的对外弱势地位。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雄心壮志：“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元丰四年（1081）六月，西夏发生内讧，西夏国主李秉常被母亲梁太后囚居了。鄜延副总管种谔把此事上书神宗，暗示这是宋朝征讨西夏的大好时机。
神宗知道后，果然跃跃欲试。
在与种谔的详谈中，种谔大言不惭地表示：“夏国没什么人才，秉常是个毛孩子，我朝大军一出，必能平定西夏。”听了这话，神宗信心满满，决意西征，下令熙河经制使李宪等人做好伐夏的准备。
但是，此时有人持不同看法。负责奏案文牍事务的孙固说：“发兵容易，收兵难，贸然出兵西夏不可取。”
神宗说：“现在有机会不去讨伐西夏，以后可能会被辽人占据，这次机会断不可失。”
孙固提出，如果一定要用兵，应当以伐罪为目的，不该灭国夺地，而应分裂他们的国家，让酋长自守。神宗觉得他这套说辞有些小儿科。
孙固仍不死心，提出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不知道陛下将任命谁来担起讨伐西夏的大任呢？”
“朕已决定交付给李宪。”
孙固一听是李宪，惊讶道：“讨伐西夏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任命一位宦官为统帅，部下肯不肯听命呢？”
话毕，席间却陷入了一片沉默。只见宋神宗不说话，只是目光炯炯地看着孙固。
孙固懂了，于是退下。
这一场战争，神宗命五路大军出征西夏，分道并进：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初期，五路人马都顺利进军目的地。对此，神宗龙颜大悦，火速传令李宪统率五路大军，直逼夏都，企图一举拿下。然而，梁太后淡定地采取坚壁清野策略，袭击五军粮道，让许多宋朝士兵活活饿死。
最后五路军队，只有李宪一路因为没有按约定到灵州会师而未受损失，其余，都死伤大半。
战败消息传来，神宗十分后悔当初没听孙固之言，痛心疾首。这次惨败，也打击了他的外征雄心。
不过，既然是心心念念的事业，怎么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呢？
第二年，李宪再次请奏西征。急于建功的种谔转奏延州知州沈括曾经的建议：筑城横山，以高屋建瓴之势俯瞰灵夏，让西夏不敢张扬。以及提出，从银州出兵西征。
神宗对筑城的提议深以为然，便下令命给事中徐禧和内侍李舜举到鄜延负责此事。后来，他们选定在永乐筑城。永乐城建成后， 赐名“银川寨”，配置万名士兵驻守。
永乐是什么地方？位于夏、银、宥三州边界。于是，永乐城的建成一下让西夏感受到威胁的气息。
因此，不出10日，西夏便开始派兵前往永乐城。此时，主持筑城的徐禧还在沾沾自喜，以为建功之日马上要到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聚集到永乐城的西夏士兵，从最初的两千，逐渐增至十万，再后来，竟然有三十万之多。密密麻麻，漫山遍野。
面对这一阵势，城小又无水源的大宋士兵，本就处于劣势，但由于牢固，用兵得当可能也还有一线生机。然而，主持战事的徐禧并没有这个本事，而宋朝士兵素质也比不上人家，惨败不可避免。
永乐城中被围困的宋军，无水无粮，他们只能绞马粪饮用汁水。饥病交加、四肢无力的宋军犹如瓮中之鳖，被夏军轻易击溃，损失惨重。
噩耗传来的那天，神宗当朝失声痛哭，随后几天都没有进食。
这次战败，真的把神宗击垮了。他想起自己当初没有听王安礼等人的谏言，朝中多是王珪之流的平庸附和之辈。而这一切，似乎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因此，神宗心里十分悲伤，身体状况从此急转直下。
自永乐战败，他再也没提过西征的事，并且开始对“西边用兵岁久”感到厌弃。
但对外局势，神宗不想打，不代表西夏不想打。元丰六年后，西夏屡屡发起进攻，宋朝难以招架。而神宗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
元丰七年（1084）九月，宋神宗在集英殿宴请群臣，在举杯共饮时，忽然不受控，手一松，酒杯倒了，圣袍上沾满酒迹。
三个月后，神宗在延春阁听官员奏事，听完以后，忍不住抱怨：“我足跌头痛。”又叹息说：“ 我好孤寒！”
他的身心，该是多么煎熬。
他不懂，为何十多年来呕心沥血的改革大业，不论是富国还是强兵，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这么多年来，对于变法，百姓、朝臣以及皇室，支持的声音并无多少，多认为是对“祖宗之法”的颠覆。而天公也总是不作美。神宗在位年间，旱灾、地震等天灾多发，如此种种，更是让变法的质疑之声隐隐膨胀起来。这些，都是常年萦绕在神宗心头的迷雾。
▲明·吴伟《流民图》（局部）。熙宁七年，郑侠曾绘《流民图》上奏宋神宗，反对王安石变法。如今，郑侠所绘已失传，上图为明人吴伟所绘，据说所本是郑侠的《流民图》。图源：网络
曾经，在天旱无雨的时候，宋神宗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有位僧人乘着一匹马在空中奔驰，口中吐着五色云雾。不久，大雨倾盆而下。
第二天，神宗向臣下仔细描述自己的梦境，随后派人到处去寻找梦中所见的僧人。很巧，还真的被他给找到了，是相国寺山门的五百罗汉中的第十三尊。宋神宗如此心系百姓，擅长拍马屁的王珪特意写了一首诗记述这件事。
元丰八年（1085）三月，许久卧床不起的宋神宗驾崩于福宁殿，年仅38岁。9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由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神宗驾崩的消息很快传到江宁。
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时，两眼一黑，倚靠旁边的桌子才没有摔倒，老泪纵横。缓了好几天，才提笔写下两首挽辞：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
聪明初四达，俊乂尽旁求。
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
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
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曦。
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
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歌颂着他们奋斗半生的变法事业，也感伤着事业未竟的匆匆离去。
不久，司马光回朝，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元祐更化，曾经浩浩汤汤的新法尽被废除。
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
这一年，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离开了人世。距离宋神宗病逝仅一年时间。
尽管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主要人物都已离世，但是，围绕“新法”和“更化”的纷争并未停歇，持续影响了数百年之久。
北宋灭亡后，变法派背上了导致靖康之耻的黑锅，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则被妖魔化。南宋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变法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王安石“主行”，而吕中在《大事记讲义》中专立“安石变法”一目，对变法进行攻击。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议论熙丰年间的这场变法为“王安石变法”。
直到清代，终于有人提出：“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开始有人注意到，这场变法中，宋神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后来，越来越多人称“王安石变法”为“熙丰变法”，强调宋神宗在这场变法中的主导作用。
虽然，王安石曾抱怨过神宗对变法的摇摆不定，但，大概只是这位君王在慢慢成长。从他决定要推行新政开始，也许，他就没想过要走回头路，一切都是为了扎根心里多年的富国强兵的愿望。
复盘宋神宗最后十年的人生，他的变法事业和外战雄心均遭挫败，这无疑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主因。但不可否认，他的努力，其实给危机中的大宋留下了可资复兴的政治遗产。
但我们知道，在他死后，由于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只能由保守派的高太后主政，直到高太后去世，这中间有大约十年（1085—1093，前后9年时间，取概数约为10年）的时间，宋神宗的政治遗产不管好与坏，全部被颠覆掉。站在上帝视角回望，高太后临政的约十年时间，恰恰是大宋失去的最重要的十年。
▲宋哲宗赵煦画像。图源：网络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多次为宋神宗的离去扼腕叹息。明知历史无法假设，但还是忍不住假设一下：如果宋神宗多活十年，在48岁的时候去世，那他会怎样？北宋会怎样？
如果宋神宗多活十年，正好可以覆盖掉带有复辟性质的高太后摄政时期，等到他48岁去世，他的儿子宋哲宗再继位，已经18岁，完全可以亲政，从而对父亲的改革大业进行无缝对接。
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高太后死后，宋哲宗直接将元祐九年（1094）改为绍圣元年。所谓“绍圣”，就是追忆圣贤的先人，他的父亲、先皇宋神宗。宋哲宗还将王安石请入太庙，配享神宗庙庭。同时，下旨召回贬放外地的章惇，让其以熙丰改革党领袖的姿态回归朝廷，并下诏要求各地全面恢复神宗年间实行的熙丰新法。
所以，从神宗之死到哲宗亲政，这中间因为神宗的早逝而断裂、失去了十年。如果神宗多活十年，大宋朝廷的政争就减少了两次回转式的大波动，内耗转化成外力，对于边疆政局稳定乃至收复失地都是大好机会。而事实却是，这十年间，大宋把力气全都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党争上面了。
▲大宋朝堂的党争，从未止息。图源：影视剧截图
道德跟政治是两个独立的评价体系，政治能人不一定是道德上的好人。对于王安石的信任与疏离，背后都是宋神宗的手腕，对于所谓政治小人的利用，也是他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同样的，高太后临政时期的司马光等人占据道德高位，也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但不代表他们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就一定适应时代的发展。
历史上的改革皇帝，传统评价都不高，这是因为史家把政治和道德混为一体了。宋神宗的庙号“神”，“民无能名，曰神”，就是无法评价，所以给了这么一个玄乎其玄的庙号。这是很吊诡的事。
把道德还给道德，政治归于政治，或许才能摆脱传统的历史观，摆正宋神宗的历史位置。
那么，如果多活十年，宋神宗会是一代雄主吗？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仲伟民：《宋帝列传：宋神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崔英超、张其凡：《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崔英超、张其凡：《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古丽巍：《“以阶易官”与宋神宗官制改革的推展》，《国学学刊》，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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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软瘪瘪的喵
编辑丨艾公子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4-9 07: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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